刘鹤：中国如何跳出全球危机周期律？

古老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重视历史经验积累的的传统。作为一名初入学海的文科博士，笔者也从小就有读史的习惯。负笈求学二十余载，未敢一日有所懈怠。

相信很多读者朋友也有着相似的感受：抬头仰望浩渺无垠的历史星空，总能够引发我们的无限遐想与沉思。而笔者始终认为，我们阅读历史的目的绝不仅仅在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更重要的还在于读史明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不会自我重复，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

人类社会的进步，历史车轮的翻滚，绝不会一帆风顺。社会危机与文明的繁荣，总是相伴而生，如影随形。15年6月，著名经济学家刘鹤执笔的文章《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诺贝尔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篇雄文关注的焦点，就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周期规律。本文中，笔者希望和读者朋友们一起，沿着刘鹤的思路，讨论全球危机的“周期律”，并为中国寻求破局之策。

近代经济史就是一部“危机循环”史

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的长周期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者相似之处。

从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全球化发展，一直到20世纪初期。这几百年时间里，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历史的主基调。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史同时也是一部“危机史”。

喜欢历史的朋友想必不会陌生，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北欧小国荷兰，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也发源于此。

17世纪中叶，西欧人从土耳其引进了郁金香。这种外表艳丽，气味芬芳的花朵很快就受到了上流社会的追捧，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一些投机商人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便开始大量囤积郁金香，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荷兰几乎“全国炒花”。

此时人们购买郁金香的目的早已不再是观赏装饰，而是希望在价格进一步暴涨时，售卖获利。这和几百年后的古玩、艺术品、房地产、期货、股票的炒作套路，何其相似！然而好景不长，泡沫吹的再大，也终究敌不过时间的风吹雨打。

1637年2月4日，郁金香市场突然崩溃，两周内价格暴跌90%。这场危机的结果不仅是大量投机者的血亏，更间接导致了作为当时欧洲金融中心——荷兰的衰落。

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也是刘鹤文章关注重点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演进规律也大致如此，只不过这次的炒作对象换成了房地产。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为了振兴国内经济，多次降低了联邦基准利率即降息。

在富裕阶层房地产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大力倡导穷人买房，鼓励银行向中下层平民贷款。银行为了业务扩张也纷纷向一些信用等级较低（也就意味着偿还能力低）的用户发放房屋贷款。美国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狂热的购房潮，房地产泡沫被迅速吹大。

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和美联储的不断加息，大多数“次贷借款人”的还款压力大幅增加，房价也开始直线下跌。最终大量用户因还不起房贷而选择弃房断供，银行呆账坏账陡增，进而引起股市震荡。

2008年，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投行“雷曼兄弟”轰然倒下，并扩散至美国的金融体系和整个美国经济，并逐渐演化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一言概括之，但凡资本，都具有天然的扩张性，总是想尽办法去实现自我繁殖。简单来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资本家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必然会不顾社会需求盲目扩大生产，导致生产相对过剩。

所以，经济危机的诱因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在量还很小的时候，它的影响是隐形的。也可以说是微小的，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这些小问题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其结果就是巨大的经济危机。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动力。而这两大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衍生出社会危机。危机的最终解决就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巨大调整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力飞跃。

正如刘鹤在文中所言，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讲，所谓的人类社会“治乱循环说”，也并非全无道理。

大规模投机活动是社会危机的重要推手

参照历史的经验，大危机爆发前通常会经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而表面繁花似锦的经济形势，会刺激经济投机行为，资金大量流入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国民经济就会加速“脱实向虚”，经济大危机的祸根也就此埋下。

通过对历次经济危机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危机的前夜的黎明往往是静悄悄的：经济繁荣，物价稳定，就业充分，社会安定，乾坤明朗，欣欣向荣。但也就是在此时，投资热潮和资本市场的泡沫化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因为看似一片大好的经济社会形势，诱使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他们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的，可以“一夜暴富”的理由。看似膨胀的经济数字实际上只是被人为吹大的泡沫，但精神鸦片抽多了，人的投资理性也就耗尽了。

股票市场是最近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共同暴雷点，也是资本投机行为的重灾区。我们就以股票市场为例，分析投机行为如何在经济危机中推波助澜。

经济上行期间，股票价格的上涨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自己财富增加的幻觉，进而拉动个人消费，刺激各个行业的销售兴旺。这样一来，上市企业的利润增加，股价必然进一步上扬。即使一般企业，也会由于社会消费量的扩张，利润增加。

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社会，看似繁盛，却在无形中鼓励了股票投机行为：较好的经济形势会导致股票价格上涨，股价的高涨会刺激股市投机行为的增多，股市投机又会进一步拔高股价，继而引发更加狂热的投机行为。

等到股票价格上涨到极点，且远远高于自身价值时，大部分投机者的财富也都被牢牢套进了股市，其继续投机的能力甚至是生活消费的能力就被限制住了。没有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注入，股票价格自然开始下跌。

此时一些“聪明人”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开始抛售股票。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一旦倒下，就会很快出现连锁反应，更多的人选择抛售，股票价格继续下跌，且一发不可收拾。美国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大概就是这样来的。

股价暴跌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和股票所有者的财富大量缩水。全社会消费水平明显下降，各类市场出现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崩盘。

一言蔽之，两次大危机前的产业繁荣神话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改变了民众的财富观念和投资心态，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投机行为带来的巨大收益诱惑面前，很少有人能够经受住泡沫产业的诱惑。

换句话说，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编织谎言”，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类似的套路，在几百年的资本交易史中屡见不鲜。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好了伤疤忘了疼是投机者的天性。有读者可能会有疑问，股票交易不是正常、合法的投资行为么？怎么就成了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呢？正本清源，刨根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股票买卖的实质。

所谓的股票交易，其实就是投资者把自己闲置的资本借给缺钱企业，企业用于扩大经营，挣钱后再把一部分利润返给投资者作为回报。

所以说，正常情况下，投资股票应该是从所持股票公司的经营利润中获得收益，而不是简单从股票价格变动中获利，这才是正常股票市场投资的核心要义。

但在狂热的投机风潮中，股票本身被异化为一种可以简单粗暴地，直接买卖获利的“商品”。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大家争着去买，价格自然高。但实际上，企业拿到股民的钱之后，很多情况下利润并没有增加。

股民获利也不再依赖于企业经营，而是在股价更高时卖出去赚差价。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大饼并没有变大，只是被股市的潮水泡发膨胀了。这就进一步刺激股票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费尽心力的改善经营远不如上市融资来钱快。

我们经常听到某企业主身家百亿，通常指的，也是企业在股票市场的理论价格。该企业的实体物质财富究竟几何？恐怕很难讲清楚。同样，股民们也对此乐此不疲，因为他们执着的相信会有人接盘。

正常的投资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从中获利。而一旦投资不以资产存量的增加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为目的，单纯为了赚取风险利润时，就是赤裸裸的投机行为。当然经济上的投机行为并不违法，但风险极大。一旦失败，个人和社会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国内发展稳定是应对一切内外危机的根本对策

我们从历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得到的重要启示就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中国在最近两次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中成功破局的关键，就在于稳定的国内政治大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大鳄几乎洗劫了整个东南亚货币金融市场。中国能够独善其身的重要原因，除了当时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未完全开放外，主要是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

经过改革开放后近二十年的发展和积累，1997年中国的粮食储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财政赤字逐渐较少。在整个亚洲出现资本外逃，资金链断裂危机时，中国多年积累的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我们对抗危机的底气所在。

不仅如此，在香港被金融危机波及的时候，祖国大陆调拨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投入香港市场。保证了作为全球性金融中心城市的香港没有出现外汇短缺，各种对外贸易照常进行，从而躲过了亚洲金融风暴。

在经济危机中能够屹立不倒的肯定是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大国，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和持久性的驱动力，只能是科技创新。

作为整个社会科学界“扛把子”的经济学，其基本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分蛋糕”的问题。而把蛋糕分好的前提首先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否则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就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不前，人类必须要有新的重大发明或者技术突破才能继续点燃经济发展的引擎。

这也就是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天花板：发展到极限的中国农耕文明被西方新兴的工业文明挫败，美国坐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绝非清谈妄言。所以说，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才是破除一切内外危机的根本着力点。

加强金融监管是防范经济危机的关键举措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像一对相爱相杀的情侣。单纯的政府主导式的计划经济，或者放任自由式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持续的。现实经济的发展又恰似一个钟摆，总是在政府多一点和市场多一点之间摆动。

简单来讲，市场强调成本与效益，政府关注公平与民主。难点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有效平衡，寻求二者最大的合力。对金融体系而言，自由活跃的市场竞争环境当然重要，但政府的严格监管同样不可或缺。

原因何在？我们不妨从最近发生的一起经典案例谈起。

一个月前，国内电商大亨、“某宝”的创立者，在一次全国性的金融工作会议上，对我们国家的金融系统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中国的金融监管阻碍了金融创新。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的言论即刻引发了社会热议。

这究竟是义正辞严痛心疾呼，还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金融行业是一个各种经济风险集聚的特殊领域。操作得当，它就是实体经济的加油站，社会繁荣的催化剂。一旦失控，它就是“潘多拉的魔盒”：各种社会风险和危机将倾盆而出。

金融监管指的就是国家的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对金融活动进行指导、干预、监督的过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兴利除弊，缓和和消弭危机。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由于各种原因，爆发经济社会危机时。平时满口“仁义道德，家国天下”的金融资本大鳄只会撤资自保。要拯救经济只能依靠政府大规模的资源投入，而这一切最终都是要全体国民买单。

金融就好比社会经济大道上的车辆：它可以让社会资本加速运转起来，但不按规矩办事就可能车毁人亡。而金融监管就是红绿灯，表面看好像是影响了车辆行驶速度。实际上则是对维护交通秩序、保障公众出行便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试想一下，没有的红绿灯的城市交通将会如何？同样道理，如果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金融运行和创新也必将无从谈起。因为良好的金融监管并不会妨碍金融创新，反而为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提供秩序保障。

那些抱怨红绿灯的人，往往是经常违章、不愿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而无视金融监管的人，往往是漠视金融风险、不尊重金融规律的人。尤其今年，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在国内国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情况下，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没有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这一切又从何谈起？依靠“某宝”那些，看似花里胡哨的“金融创新”产品能实现么？恐怕最终，还是苦了平民百姓，肥了大鳄的腰包。谈到这里，某电商大佬言论的是非对错，相信读者朋友自有公论。

行文至此，已是深夜。笔者由衷感慨，当今的时代，天佑中华，国泰民安。但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繁荣的土壤中通常也酝酿着危机的根苗，未雨绸缪才是智者的思维。

毛主席与黄炎培的“千秋窑洞对”，探讨的不正是“执政危机”么？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跳出全球危机“周期律”？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为复兴大计群策群力，替国之疑难循脉问诊，乃我辈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