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傅高义生前还想写两个人，胡耀邦和朱镕基

12月21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消息表示：“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宣布前主任傅高义去世。在1973-1975年和1995-1999年期间，傅高义教授担任中心主任。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位很好的朋友，我们将深刻怀念他。”

傅高义193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是美国学者，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精通中文与日文。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日本社会研究，东亚政治、经济研究。主要著作有：《邓小平时代》《领先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日本的中产阶级》等。

凤凰网文化连线著名出版人，也是《邓小平时代》的简体中文版出版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谈一谈他所了解的傅高义。

采访&撰文|李牧谣

凤凰网文化：据您所知，近一两年傅高义教授主要在做什么？

李昕：傅高义主要做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当然，他同时也是个日本研究学者。关于中国的研究，他最初是从广东开始的，当时的广东省经委主任张高丽陪同他做了很多参观和调研，然后他写了那本《先行一步》，是讲广东的经济改革。从那之后，他就开始研究中国当代的社会政治问题。

据我所知。他直到去世以前都在研究胡耀邦。他跟我讲过，他想写两个人，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朱镕基。

他研究邓小平的时候采访了300多人。他研究胡耀邦也采访过很多人，我还带着他去采访过一些高干子弟，大概在2014或2015年。我想他还是像写《邓小平时代》一样，要去采访和胡耀邦一起共事过的人、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一些领导人家属，还有一些外国政要。但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再让他像以前那样跑，太吃力了。所以他材料收集得比较困难，写胡耀邦的那本应该没有完成。至于朱镕基，应该是没有动笔。

凤凰网文化：您刚刚也谈到了《邓小平时代》，您作为这本书的出版人，能不能说说出版前后的故事？

李昕：《邓小平时代》是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以后，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写完的。他跟我讲，他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用了十年的时间，我给他加起来，算了一下，大概一共用了四万个小时。

他到中国来了十几次，每次都住至少一两个星期，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包括和邓小平有所接触的人、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者、领导干部的后人，以及各国政要，比如李光耀、澳大利亚总理等等。

他那本书的资料非常扎实和丰富，而且很多一手资料。你看《邓小平时代》的开篇有一个鸣谢名单，里面有近百人，原因就在这。而且他扉页上写：献给我的妻子艾秀慈（他给他的夫人还起了一个中文的名字）。为什么他写这个？因为他曾经承诺退休了以后要陪着夫人好好生活。结果他除了每周陪夫人骑一次自行车，算是锻炼身体以外，其他时间全给了《邓小平时代》这本书。所以他把感谢夫人写在书里面，因为他觉得很对不起她。像傅高义这样治学是很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学习和借鉴的。

凤凰网文化：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难忘的事？

李昕：每一件事情都难忘，没有一件不难忘的。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面很难过，想起他很多事情来。这个人实在是一个给人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人。他是一个可爱的、可亲的、善良的，令人尊敬的一位老先生。跟他打交道是很愉快的经历。他作为一个学者，有他极其严肃的一面，在学术上，他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非常较真。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很难沟通、很难商量的。可是你知道，傅高义的书在中国大陆要出版的话，是要做技术处理的，但他不同意。

他是一个学者，如果说史料错了，他愿意改，在这个方面他非常谦虚，而且也一直欢迎别人批评。但如果你不能证明史料错误，他就坚持，就很难沟通。

但是他有很可亲的一面，他也知道他的书要是想顺利出版，也需要配合我们。只要我们不改动他的观点，有些处理他也还是可以接受。

我们跟他整整商量了一年的时间，电邮来往大概也有几百封吧。因为我们之前承诺过，修改的每一句话都要征求他的同意。所以一年以后这本书出版了，傅高义每次演讲都会说一句话：感谢三联，三联做了很好的工作，把我的学术成果，尽最大可能地保留住了。这本书里没有一句话不是我说的。

到最后，也不光是我们出版社审，这个书是要专家审稿的。专家给的一些意见，有一些傅高义是很难以接受的，他也通过我们去跟专家沟通，有些专家也很坚持。

对于一些争执不下的东西，专家现去查史料。比如，傅高义不知道从哪查来的史料，说在某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讲过什么话。结果这个专家审稿时候说，叶剑英从来没讲过这个话，然后就去特地去查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材料，真的没有这话。傅高义没办法，只好删了。

凤凰网文化：今年是2020年，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您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我们重新来看《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它的启示和意义在哪里？

李昕：傅高义这本书应该是可以传世的。实际上，他并不是在为邓小平一个人立传，而是在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立传。当然改革时代一直到今天还在延续，但是它这是个阶段性的——邓小平代表着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傅高义是通过对邓小平个人经历的回顾，试图对中国的二三十年做一个总结，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一个梳理和总结。

傅高义的历史贡献在于，他把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的过程描述清楚了，他告诉你中国的道路是从哪里来，而且必将走向哪里去。这个工作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过，世界上一些关心中国问题的专家也做过，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傅高义做得这么好。所以他这本书是留给历史的，是可以传世的。

凤凰网文化：您第一次见他和最后一次见他，分别是什么场景？

李昕：第一次是2012年，我为了谈《邓小平时代》的版权，去香港见傅高义先生。最开始有30来家出版社竞争这本书，傅高义把这个版权委托给香港中文大学了，港中文负责这件事的是甘琦，就是北岛夫人。他们内部成立了一个小组，讨论这个版权究竟给哪一家出版社。他们投了两轮票，最后剩了2家：我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代表北京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去了个年轻人，叫毕胜（上海世纪集团的编辑室主任）。现在毕胜好像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社长了。当时傅高义就很欣赏毕胜，认为他将来大有前途。但他还是把版权给了我们。大致是两个理由：一是三联的品牌优势，傅高义说，那天午饭时在中文大学和一教授谈天，问及大陆哪家出版社最好，对方答曰：“三联”。二是三联由我执笔写的第二轮材料（包括内容分析报告和送审策略）令他满意，认为很好地回答了他想了解的问题。他笑称自己想不出这些点子，对中国的这套管理模式不熟。那是我第一次见他。

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2016年。我当时已经退休两年了，听说傅高义来北京，我说要请他吃个饭，叙叙旧。吃饭时候就聊到他新写的《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谈到这个著作，他说还是很希望我能够继续帮他出版，但是我当时已经退休了。傅高义还是很信任我，这本书在选择大陆出版社的时候，他发过电邮给我，让我比较一下帮他比较、权衡一下。我也给了他一些建议，最后由他去做决定。

后来据我所知，傅高义好像是跟中信签了合同。中信的发行实力好一点，可能最后报价也比较高。但其实傅高义不在乎挣钱，反正有钱他也是捐掉。我在第一次跟傅高义见面的时候，他就说，我都80多岁了，我不需要钱了，我的钱反正也是捐，我就考虑谁做这个书可以影响更好、更大一些。所以大概是中信是靠着它的渠道取得了竞争的优势。

另外，傅高义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他对双方前一阶段的做法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批评。他觉得你这件事做得不对，他那件事做得不对，你们应该怎么做才会更好。他对中日双方都抱着极大的善意，也得抱着充分的理解和期待，希望中日能很好合作。

来源：凤凰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