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圈父母的成才梦，国际学校托不住？

　　他们曾对国际化学校满怀期待，却在贴身实践中落空希望，还好逃回了“体制内”。

　　撰写｜Norah

　　采访｜Norah、Nov.

　　2020年，国际教育经历一整年的水逆，犹豫与踌躇充斥着家长圈。娃已毕业的父母担忧跨国网课效果太差，毕业班学生则被疫情打乱申请节奏……

　　这些忧虑情绪向下传导，裹挟着摇号政策的不确定性，迫使一批就读国际学校的家庭重新审视自身。尤其在北京，重回公立体制内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退路”。

　　在南悦看来，伏笔早就埋好了，她于2015年时就觉察到异样。当年京城家长圈对一些“新贵”双语学校表现出狂热追捧：在刚开不久的A校，每次招生说明会都场场爆满，连南悦自己也去过三四场，最终将公校就读的儿子转入新校。

　　但高期待并未换来高回报。一年后，南悦对国际教育失望透顶，毅然将孩子转回公校。当初反对她这么做的家长，也在近两年纷纷做出同样抉择。

　　这群转轨家长曾对国际化学校满怀期待，却在贴身实践中落空希望，逃回“体制内”。

　　是父母们在实践中尝到公立教育的“真香定律“？还是国际化学校泡沫难掩其发展短板？

　　疑问背后不仅反映中产父母教育需求的复杂性，也将公立与民办、中式与西化的博弈和冲突搬上台面。

　　现实落差大

　　詹佳佳之所以把大儿子送进国际学校，是有点被逼无奈。

　　在公立初中就读时，儿子一直是老师眼中的“刺头”，她已数不清有多少次被请去学校谈话。最夸张的一回，孩子怂恿全班同学抵制背诵英语课文。“课文内容太简单幼稚了，有啥可背？”

　　被请家长后，执拗的儿子还是不肯认错，任课教师拿他没办法，只能消极放任。

　　“课上你就看看课外书，只要不砸场子，我们相安无事。”

　　詹佳佳对此感到苦恼，孩子不是差生，相反，初一时，孩子的雅思成绩就达到6.5分。但娃的跳脱行为总是被老师视作麻烦。

　　初一快结束时，儿子主动提出转学意向，双语教学的国际化学校成为首选。

　　在给孩子找学校这件事上，南悦和詹佳佳其实都做足了功课，经历好几轮考察才做出慎重选择。

　　南悦目标明确，“我们还是要去美国的”。她首先排除英式学校德威，后在参观顺义国际学校后，对那里的中文学习氛围产生怀疑，最终选择当时风头正劲的A校。

　　詹佳佳则在考察完学校后，默默在心里画出一张“三梯队”量表：

• 　　一梯队是ISB、德威、京西，及哈罗等历史悠久，并招收外籍子女的学校；

• 　　二梯队则是乐成、世青、鼎石和耀中等势头正劲的后来者；

• 　　三梯队则是汇佳、青苗、王府等其他双语学校。

　　综合自身实力、硬件及学费等因素，她最终选择了二梯队的B学校。

　　转校之后，刺头儿子变化明显，不仅不闹事，还开始乐于向身边同学学习：他们怎么那么厉害，一穿正装就能打辩论，架子鼓、篮球通通都行。詹佳佳也发现，国际学校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从眼神就能看出来一股子自信。

　　她坦言，进入国际学校圈子后，优秀父母和孩子肉眼可见的变多了。

　　但这一蜜月期并不持久，转轨家长们却被现实落差打败，过程有快有慢。

　　南悦在第一次家长会就发现“有些不对”。

　　在家长会之前，她对孩子到底在学校学些什么一无所知。为了了解情况，她趁家长会把所有学科老师单独约了个遍，也正是通过这次会面，她从教学体系上全盘否定了A校。

　　她对教学质量并无抱怨，但对教学目的和内容却无法认同。

　　MYP是IB体系的中学课程，其中包含6个考核维度，但南悦发现，A校这一课程体系开展得并不好，既没有优秀师资支持，也缺乏合理评估。

　　每次作业考核都冠上“高帽子”：这次考察批判思维，下次评估创造性，再下次又是别的抽象词。但老师们对孩子是否真掌握这些能力，却缺乏洞见。

　　“作业打分就完事了，这到底让孩子学到啥？小孩明白这个作业打6分，另外一个打8分的区别吗？”尤其是在儿子擅长的理科课程上，A校也缺乏基础知识的教授与巩固，”连英式学校IGSE课程也比不上”。

　　还有看上去高大上的课堂汇报和圆桌讨论也流于表面。

　　“国际学校一开展项目制学习，或者孩子课堂上用PPT做演讲，一批家长就很激动，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但海外学校用的什么师资、什么环境？国内很多学校只把模子给抠下来，精髓都没学到，结果肯定差。”

　　学年还未过半，南悦就开始给孩子联系转校。因为有京籍学区房，转回公立也很容易。

　　“鸡娃”更狠了

　　与南悦不同，在国际学校的前两年，詹佳佳和孩子还是挺适应的。

　　9、10年级，孩子仅在课外上两门课——萨克斯和羽毛球。课业负担没有公立学校重，每天三点就放学，詹佳佳对孩子表现也很满意。

　　与其他B校的佛系父母一样，他们坚信在新环境里，只要孩子努力，过程比结果重要。

　　直到逼近毕业年级，快乐孩子和佛系父母一同惊醒：升学难题像一座大山摆在眼前，只是从东边挪到了西边。

　　儿子在11年级正好经历从MYP课程（初中）向IBDP课程（高中）的过渡，因为课程难度陡增，课业有些跟不上。

　　在了解完班上同学的学习情况后，詹佳佳震惊了：班上很多孩子从九年级就开始补课，六门科目每一科都配有家教，补课人数占比一半以上。

　　“儿子回家说，很多同学的作业都是跟家教一起做的，我们后来也咨询了几家补习机构，顾问很直白地说，他们有这种帮学生改作业的业务，问我们是否需要。”可怕的不仅是补习大军越来越多，而且越优秀的孩子学得越狠，项目也是高配备。

　　得知这些，詹佳佳有些愧疚，又有点后悔。

　　在公立学校时，孩子理科成绩不错，数学考试一直考满分，英文又好，转校后，课业内容完全在他的舒适区里，没想到在坑里躺太久，立马起身都有点来不及。

　　但在儿子的强烈要求下，詹佳佳还是加入了大部队。

　　在国际学校走这么一遭，转轨家长们心里起着微妙变化：刚脱离体制内时，父母们一开始并没把成绩放在第一位，更强调孩子努力，自然就有好成绩；但一段时间后，他们又意识到，不能没有要求。

　　“18岁之前，人就是要学习的。”

　　在转轨家长的焦虑背后，也隐藏着校方能力不足的一面。国际学校不仅没能缓解家长们对升学难题的担忧，有时还激化了问题本身。

　　詹佳佳儿子班上有不少英语能力强的孩子，却被一场SAT考试绊倒。考前紧张、心理压力导致发挥失常，甚至缺考。“那一届，大概10个人里就有2-3个这种情况。“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学校并未重视标化考试，相应的适应性训练也没能提供，家长们只好在课外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去弥补校内不足。

　　这也造成了另一种异象：焦虑的国际学校家长也开始占领京圈教育重地——海淀黄庄。

　　北京公校六小强中有四所都驻扎在此，加上高校聚集，这里的教育培训产业立马在全北京、甚至全中国脱颖而出。

　　除体制内孩子之外，A校学生和家长也是各家培训机构的常客。每天3点放学后，以及周末双休日，家长们四处游走，将孩子送上“主战场“。

　　据南悦介绍，家长们对A校教学质量并不满意，周一至周五只能放任让孩子在学校里“玩”，周五前把校内作业全写完，周末再重新将各科目在机构里学一遍。

　　“你去找北京任何一个留学语培机构，他要没有碰到过A校家长就奇怪了，黄庄遍地都是。孩子们不仅仅是补习数理化，连英文都补。”

　　百万补习费

　　教培圈流传着“海淀家长抠门，顺义家长豪气”的评价，侧面反映着国际学校家长圈的实力和烦恼。

　　国际学校的学费已超过普通工薪阶层的负担范围。A校目前学费接近30万一年，中学住宿之后，费用涨至约近40万。但这一费用仅是“起步价”。

　　在11年级加入补习大军后，詹佳佳也发现，整个家庭的教育支出直线攀升。儿子全年在外补习的费用已接近二十多万，抵得上B校一年学费。

　　按小时来算，中文教师一对一补课价格约600元/小时，外教则在1000元/小时以上。最密集的一段时间，儿子一天要在课外补4小时课，包括两小时化学和两小时生物，周末也是如此。

　　上课类型也有讲究，中文课程补短板，外教课程巩固优势。这还仅是学术部分，到了申请年级，还需要有体育、艺术和社会活动等其他培训项目，花费也因此水涨船高。

　　A校一位家长在今年向南悦抱怨，在进校第一年，女儿的教育支出就逼近百万元，这位父亲干脆让女儿转而申请美高。但不凑巧的是，因为疫情，孩子现在还被困于国内。

　　撒出去的不止票子，还有孩子们的时间。

　　每天詹佳佳儿子下课后，会在3:20到机构一直补课，放学回家都快要到晚上九点多。尤其是在11年级第一学期时，每天他都会学习到夜里大概1点。

　　老师向詹佳佳反映，好几次发现她儿子在上课时打瞌睡。听到这些，她内心也颇为煎熬。

　　大把的时间和金钱往外甩，让富裕中产家庭倍感压力，但压垮他们的还是校方的举动。

　　对校内提供的学术支持，詹佳佳心一直怀不满。儿子六门科目的均分至少在6分以上，加上115分的托福成绩，怎样都应在升学时设定一个高目标。但学校顾问却推荐美国一所排名七十六的学校，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本来打算自行申请的詹佳佳，不得不在11年级下学期给孩子另外聘请规划老师。

　　“咱们换位思考，学校老师给的建议不仅让孩子丧气，任何一个中国家长都不可能接受。”

　　越比较越想逃

　　孩子虽然没有抱怨，但转轨家长们心里关于熟优孰劣的天秤一直在剧烈抖动。

　　仅是补课这件事，国际学校就毫无性价比可言。

　　南悦曾跟儿子分析说，在公立就只用补习一门英语，在国际学校，还得在外面补数理化。南悦觉着，即便国际学校曾大力鼓吹的“全球公民和全人教育”的确很诱人，但“北京这些学校给不出他们承诺的东西。”

　　另一方面，孩子擅长的能力却在慢慢流失。

　　同样就读于B校，梁彼得告诉我们，她儿子的英文水平有所长进，但中文表达却越来越弱。

　　梁彼得家就住在海淀区，他们家也属于公立体系中条件特别好的家庭。但就是怀揣着对国际教育的向往，举家搬到了B校所在的另一个区。

　　刚进校的二三四年级时，孩子的语文成绩还不错，但到六七年级接触更多有文学内涵的作品时，孩子兴趣立马丧失，最后连中文书也不读了。

　　“现在他的口语表达非常简单，更深一层的中文认知要比公立学校的同龄人差不少。”这也导致梁彼得逃离。

　　北京独立式国际化学校也的确存在短板。

　　从发展脉络上来看，北京教育资源更倾向公立校，即便是国际教育，也是公立国际部起步更早，占尽先机。而独立的国际化学校因为民办属性，多少带着资本运作的痕迹。在外教师资、招收生源上，也缺乏号召力。

　　此外，国际化学校的教学体系本就并非适合所有人。

　　以IB课程体系为例，这是一套对照着外交官、外派人员子女设计的定制化教育，更适合培养文科人才，而对理工科专业则并不友好。在理论基础上，国际学校的孩子就是难以竞争得过公校学生。

　　“中国人的特质和优点就在于很扎实很勤奋，很努力，国际学校恰恰把这些优点忽略掉了。”梁彼得说。

　　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根植在学校由谁管理这一问题上。

　　“整个管理层全都是洋面孔，他们认为孩子能够选择自己想去的学校，这是第一位的，因此把美国前100的学校作为目标也无可厚非。但咱们中国家长能接受孩子去五十名开外的学校吗？整个高中就花费上百万了。”一位B校家长评论道。

　　但国际化学校也不像转轨家长们口中说的那么差。至少在几年前，还是吸引了一批像南悦、詹佳佳和梁彼得这样的优质家庭和生源。

　　他们开始组成一个不错的内循环，只要学校能保持住吸引力，出产更多优秀学生，还是有机会形成优势效应。

　　不凑巧的是，一批家长们正在车上犹豫，疫情却浇上一盆冷水，让幻灭感来得更猛。

　　正在公立学校如火如荼开展“停课不停学”时，国际学校却因为教师无法到岗、跨时差上网课、网课质量奇差等问题而自断经脉。

　　梁彼得对B校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极为不满。不止是网课效果奇差，孩子作息时间还要跟身在海外的外教同步。最终压垮整个家长圈的，还是校方的傲慢态度。

　　百位家长联名给学校写信，要求提高教学质量，但校方却反馈怠慢。

　　成长于公立体系的父母们亲身经历了它的缺点，指望一种新体系能提供Pro版教育，不以分数论英雄。但在国际学校实践有教无类过程中，孩子个性的确成长了，但另一些问题却没有给出解答。

　　在大多数转轨家长看来，这些问题是重要且致命的。

　　转回公立

　　到底有多少家庭选择转回体制内？对此并无权威统计。但据南悦了解，除开非京籍家庭，A校一个年级里至少有1/3家庭考虑转回体制内。

　　学籍是一件大事，不少转轨家长也受困于此。当年因为A校品牌宣传做到太好，许多家长因此放弃原来所在区的学籍，这给再次转轨增添阻碍。

　　如果父母已将孩子学籍从海淀转至顺义区，再想从国际学校里转出，就只能在顺义区寻找合适的公校，但这显然不是幻灭父母想要的解决方案。

　　做出回流体制内的决定后，转到哪里也成为部分家庭的困扰。

　　在经历过大儿子的成长史后，詹佳佳和丈夫达成共识：一定要送小儿子去一所平平无奇的公立学校，让他既能快乐，又能受到扎扎实的基础教育。

　　因为保留本区学籍，南悦的孩子还是回到了本地重点学校，日子终究还是归于平静和往常。反倒是家长们自己无法快速反应。

　　圈子不一样了。以前在国际学校有许多家长群，每周学校还会组织家长课堂，学习烹饪、编织和日语，有专长的家长义务开课，对内部成员完全免费。学校健身房、游泳池、和图书馆也对家长开放，只要揣着家长卡就能一刷而入。

　　回到公校后，学校大铁门总是紧闭着，老师在家长群中还明令规定：8点后不许发任何信息。

　　孩子们补课情况依旧很厉害。詹佳佳小儿子刚上一年级，就读的公校最近正在做课外生活展示，每个小朋友把自己的“多彩生活”剪辑成5分钟视频。

　　“基本就是补课生活，有学英文的，还有学芭蕾，好像是一种常态。”

　　她仍旧面临“被叫去学校”困扰。小儿子上周天收拾书包时，还要求詹佳佳给她在记事本上写三行字：不追跑打闹，认真听讲，不抱小朋友。

　　“他其实特别友爱，喜欢和同学拥抱，但这一行为不被老师允许。”每天回家，孩子都会掰着指头跟妈妈数数：今天被表扬了三次，被批评了七次。如果某一天数字倒过来，孩子就会特别开心。

　　而对国际教育，转轨家长们并没有死心，相反，有些人目标变得更为坚定。

　　B校就曾发生过一件事让詹佳佳们表示震惊。有位颇有决断的家长让孩子快要升入11年级时，降级转学至西城区一所公立学校国际部，而这孩子恰恰是位学霸，SAT考出1560的高分。

　　“因为孩子只想报一所学校——约翰·霍普金斯。”

　　这也让詹佳佳开始重新评估公立学校国际部。如果再让她做选择，她可能首选美高，第二选择国际部，而不会是国际学校。

　　“以前看不上，觉得国际部不伦不类，是夹缝式的产物，高中还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课。但不得不承认，这里的学生还是能出成绩的。优秀毕业生多了，海外高校也能认出这些学校的名字来。”

　　对南悦而言，送孩子去美国读本科还是在规划之中，只是下一步是去公立普高，还是走国际部，她还没拿定主意。“等明年三四月，我再带孩子去学校开放日，让他自己判断。”

　　在经历从公立转国际，又回流公立学校后，转轨父母们对教育又有了不同感受。

　　离开的家长们或许是因为贪心，既想要孩子个性发展，又要在学术能力上兼得；又或许是无奈，不想让孩子因为错误的选择而耽误成才的最好年机。

　　但仍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们：“水土不服”背后，父母们到底希望孩子内心里成为哪种人？

　　“我们就希望他回去接受感受公立学校的大环境。这里能看到很多同龄人，大家都在努力学习，有好学生，也有差学生，几百个人PK。”梁彼得说。

　　“像国际学校这样的小环境，父母不可能给他提供一辈子。他在这种氛围里，也很难知道真实社会是什么样子，像一个温室，单纯舒适，但并不真实。”

　　（受采访者要求，文中南悦、詹佳佳、梁彼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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