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二十年：1950s-60s

　　1950s

　　昨日的世界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迈入了五十年代。同盟国因为胜利的到来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空前面貌；战争时代所带来的新技术和乐观进取的社会氛围使得社会财富极度迅速地被积累起来。五十年代不可思议的富裕与繁荣使得当时的西方世界仿佛心满意足地被笼罩在一个巨大的梦幻之中：是的，世界并不是这样轻易快速地便能够从巨怖的战争阴影当中真正苏醒——它还尚未经历六七十年代的阵痛——此时此刻，在这样一副甜蜜美好的社会全景画中，我们看到的实际上不是一个向全新未来全速前进的世界，而是一种对往昔的梦想：回到过去！一切都仿佛和往日的旧生活没什么不同；战争结束，我们就回到了美好的、美好的、美好的昨日世界！

　　我们在五十年代无数的年代广告与招贴画中看到这样一种女性的形象：她是一位现代妇女，身着色彩轻盈、造型简洁的短裙与针织/印花上衣的套装、长袜及高跟鞋，穿戴简单雅致的首饰配饰，精致的妆容、漂亮的指甲，有时系着围裙，站在家宅中的某处——或是洗衣机，或是冰箱或灶台前，似乎正在操持家务或者通过媒体为其他妇女提供指导——一个贤明的好妻子的形象，仪表堂堂，足见较强的社交性，但同时首先是属于家庭的。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形象时，几乎无法想象，早在30年前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妇女先锋们是怎样把投身事业视作自身性别的一种道德义务，认为拒绝生儿育女、充当家庭主妇的角色是一种普遍的良知……而显然，五十年代的女性则在一种普遍的、对甜美往昔的社会性追忆中自然而然地回归到家庭之中。此时职业女性虽然依旧存在，但社会普遍认同的家庭分工则十分传统，女性被认为属于家宅。家庭结构在五十年代发生变化，数代亲人一同生活在一共同空间的大家庭结构变化为“核心家庭”结构：由父母子女两代人所构成。这使得中产阶级的家宅空间形象构建出了一种女性的想象，一幢由自己一手经营的、温馨漂亮的房子，在其中大可以享受人生：在浴室中享受沐浴，然后抹上芳香宜人的护理用品；在走廊与客厅之间实践家居与装饰的艺术；在衣帽间收藏时尚；当然还有与丈夫如钻戒般永恒真挚的婚姻关系。这种虔信的梦想几乎带有一种（过往记忆所独具的）过度的完美与易碎的虚幻；而联系到整个被政治阴霾所充斥的冷战时代背景与这种温馨画面的格格不入，这也无疑为这种着力于展现家庭生活的稳定与悠闲的招贴画增加了一层复杂而引人思考的色彩。

　　“新风貌”

　　在富裕优游的童年盛大的玫瑰花园中成长起来的Christian Dior，对鲜花与繁复艺术的钟情此前一直都与整个世界的萧条显得“不合时宜”，在世纪中将近时终于迎来了他的时代。Dior的高订时装屋于1946年在巴黎蒙田大道成立，次年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来自过去的梦幻：90套全新的女性服装，一种对于朴素节约的世界已经尘封太久的美，那是茨维格追忆中一去不复返的旧欧洲幻梦的具像化。“如花朵一般的女性，肩部柔美、上身丰腴，腰肢纤细如滕蔓，裙裾宽大如花冠”，Dior所偏爱的是一种注重收紧腰线，以同时表现胸部与胯部丰富曲线的廓形，一改战时因为布料紧缺，以及女性必要投入到工作岗位中去的需求而产生的放松腰线、取消束胸而成的直线造型、并常见裤装的女性服饰，而使用那些“过去”的技术，如内衬撑垫、内置胸衣和衬裙，耗费大量的布料来对女性曲线加以雕琢（以致于在当时甚至引起了反对“奢靡浪费”的公开抗议）。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设计被人们称为“新风貌”(New Look)——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称呼，来源于《时尚芭莎》杂志主Carmel Snow的评语：“这是一场革命，亲爱的克里斯汀・迪奥，你的衣服具有一种如此崭新的风貌……”

　　“新风貌”中包括了极富盛名的Bar jacket，轮廓呈漏斗形的套装，搭配上草编女帽、珍珠饰品、黑手套与高跟鞋，顾盼于巴黎街头，这副“乡愿的优雅”的模样几乎是女性气质的巅峰；风靡一时的廓形还有出现在54-55年间的H-line、Y-line以及A-line。Dior先生的设计受到植物解剖学的影响，母亲的玫瑰园中超过20 种不同种类的玫瑰，以及铃兰、丁香、茉莉等各种各样的多年生花卉都成为Dior先生创造廓形的灵感源泉：纤细的腰肢是摇曳的花茎；洒开的裙摆则是盛大的花冠。这种传统的女性气质是如此感性与情绪化，简直如同司汤达综合症患者的一滴激动的眼泪，因此一下子把人们从机械理性主义长久的窒息中拯救出来——毫不意外，他赢得了整个世界，使巴黎重回世界时尚的首都，成为了乃至是时尚本身的象征。

　　同时代的另一位天纵奇才则是西班牙设计师Cristóbal Balenciaga。当Dior收紧腰身雕琢的沙漏型曲线风靡世界的时候，与其做法可谓背道而驰的Balenciaga 先生却依旧在时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Dior恰恰相反，Balenciaga对腰线的处理则是彻底的放松。他向感性的回归并没有引他走向那些重新束缚女性身体的技术，而是朝向一些真正“前所未见”的东西——他加宽肩部，使服装充满建筑感，厚重面料奇迹般地萦绕在身体四周；放松腰线，将臀部曲线处理得更加柔和暧昧，充满细腻动人的感性；与此同时，他独具一格的裁剪技术又支持他创造出一系列怪诞奇异、难以理喻的廓形——几乎可以说是未来主义的——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这些奇形怪状的廓形中察觉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优雅与古典美时，才会感到如此震惊。Balenciaga的服装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对纯粹人文情感的追求与创造力，以及从不过度矫饰的自然，正如温克尔曼解释古希腊人为何在表现痛苦呐喊的拉奥孔时只令他的嘴微微地张开——如此深刻地、同时又如此当代地，诠释了一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罗马假日

　　五十年代的幻梦，当然也离不开好莱坞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造梦工厂。彼时的旧好莱坞正处在最后的辉煌时期，“新好莱坞电影”尚未出现；银幕上充斥着缅怀往日“美好时期”、载歌载舞的家庭娱乐片，或是表现美国式梦想持久魅力的影片。在这些大制作的影片中，丰富强烈的色彩被淋漓尽致地使用，用以烘托出人物与时代的浓墨重彩。而自一战后便一直延续下来的电影明星制度，则在五十年代间塑造了几颗照耀整个电影工业史的巨星。

　　奥黛丽·赫本的成名作《罗马假日》于1953年上映，天使般的安妮公主打动了人们的心。实际上，与赫本同时代的另一位永恒传奇——玛丽莲·梦露与之相比更加符合时代的审美，浪漫的金发，以及完美符合Dior所极尽勾勒的沙漏型曲线的身材，无不使她成为女人们艳羡的典范；而她性感而不自知的纯真则令人窒息。而身材高瘦、一头黑发的赫本，则在这个金发风行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但正如《罗马假日》这部影片是如何天才地描绘了她的美：特地展现了她将长发剪短的情节，一个精灵瞬间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将她从花冠型的公主礼服中解放出来，换上简洁休闲的衬衫短裙，步态轻盈，漫游在罗马街头，如一只落在城市中的野鹤；她这种别具一格，但却兼具了高雅与纯洁，又不乏灵动独立的完美气质，也长久地吸引了Givenchy先生的目光与灵感，乃至于在二人长期的友谊中，她的形象已经成为品牌与设计行为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Givenchy的设计中，其独创的袋式裙(the Sack)与漏斗领(Funnel Collar)都使得一种简洁灵巧的新女性形象在当时风靡无两的Dior风格之中翩然显示了它的倩影，而从中我们无不能够看到赫本的影子。

　　1960s

　　新青年狂潮

　　经历了战后繁荣的十年，世界在从昨日旧梦中逐渐苏醒；而这股不断摇动它的力量正来自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年们。六十年代的欧美国家普遍爆发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动荡，其中包括反越战的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等等。嬉皮士们涌入金门公园，垮掉的一代大声朗诵着“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头脑毁于疯狂”，五月风暴的歌声在凯旋门下响起，日本的全共斗学生与机动队发生冲突……社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迷狂的形式，青年的形式，表述着对于自由这一概念的追求。

　　由于青年文化的抬头，时尚流行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五十年代来自顶级时装屋的设计引得全世界趋之若鹜的现象不再发生；流行的发生是自下而上的，街头服饰对人们装扮的影响力远胜于伸展台上的时装阵列。“迷你裙”诞生于六十年代，裙装的长度被缩短到膝盖以上，女性快活地露出大腿。被认为是迷你裙之母的、在伦敦开设了精品店Bazzar的Mary Quant这样说道：“迷你裙的真正发明者实际上是来这里逛街的女孩们，我只是依照她们的需要，制作了实穿、年轻并且简单的服装，方便她们活动、跑跳，按照她们的喜好将服装裁剪成各种长度。”与此同时，同一条街上还开设着日后一代传奇的Vivienne Westwood（当时与Malcolm McLaren是伦敦一对恶名昭彰的朋克情侣）的一家不停更换店名的朋克时装店（其中最知名的店名叫做SEX），以及影响深远的嬉皮服饰店Granny Takes a Trip。而那些因拥抱流行趋势而在上流阶层中销量不佳的顶级时装屋纷纷开设了中产阶级亦能负担的成衣线，构成了六十年代高级定制危机与高级成衣崛起的现象。

　　六十年代精神流淌在血液之中的品牌之一，是由当时正值青年的Yves Saint Laurent所创立的同名时装屋。YSL于1962年甫一成立，设计师本人就被盛赞为“一位当代的大师”；1966年，他就推出了惊世骇俗的透视装，轻盈的黑纱与羽毛，使服装与裸体并存，自然与浮华共生，将垮掉文化所推崇的东方哲学中自然与灵性的象征，与品牌自身粉红香槟式的纸醉金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种全新的、致命的女性形象魅力；同年，他又将灵感来自于男性服饰的吸烟装作为女装推出，力图在性别平权的浪潮下重新定义女性服装，将一种前所未有的，绝对的权力语言赋予其中，对资产阶级与男权审美发起尖锐的挑战。而二者都成为圣罗兰品牌中经久不衰的设计语言。

　　带我去月球

　　六十年代的另一个面向，则是“太空时代”：人类的登月计划使得整个西方世界的梦想飞向太空。那些简朴却饱含魅力的太空影像无疑是影响至深的——也许，在所有登月影像中，人们会说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行走，并伴随着一串串激动人心的、听起来模糊不清的电波传信声的那些画面；然而，从形象的感染力上来讲，当飞行器刚刚来到月球上空，即将登陆之前，月球巨大的表面忽然整个掠入我们的视野，它散发着如此美丽的银辉，大大小小的圆形斑纹散步其间，如此奇妙……小巧的、银光闪烁的飞行器从它上空飞过，逐渐向那神秘的“另一片大地”靠近——这幅画面的震撼力应当也绝不亚于前者；因为我们即将看到这种奇妙的色彩与光辉是怎样在名为“未来主义”的潮流中风行。

　　André Courrèges是六十年代的未来主义大师，他在64年推出的“Moon Girl”系列与65年的“Space Age”系列被视为六十年代服装的象征。工程学与飞行员的背景铸就了他对技术物形象学的敏锐；同时他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技术狂热，梦想着把模特送入太空。对月球表面的迷思甚至使他把这种喜爱转移到我们自己星球的地表上：这位实际上的迷你裙发明者，钟情于迷你喇叭裙、连身裤与一种平底鞋或无跟的Go-Go短靴的组合——为的是尽可能地亲近我们的地球。他在设计中广泛地运用几何元素、直线与白色，以昭示太空时代在服装中的提前到来。另一位在同时期内以未来主义著称的设计师则是著名的Pierre Cardin，他于1965年出了极具实验性的Cosmos系列。系列受到宇航员Ed White的启发：合成纤维制成的连衣裙、圆领夹克、连身裤、滚轮裤以及舷窗发型等等。

　　未来主义的的核心在于几何廓形和塑料、尼龙、乙烯基和PVC等面料的运用。几何廓形与非自然纹理的面料表现了一种反传统的服装-身体的二元关系。服装不再和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某种另一意义上的“身体”（哪怕是解构主义设计师所创造的那些奇异或是疾病的“身体”）；而必定要是一种非-身体，一种和身体完全异质的事物——这正是人造技术物的本质。如果未来主义的服装具有形象拓扑学意义上的生命，那么一定是一种硅基生命。无论是Pierre Cardin那件红彤彤的、令人耳目一新的Bubble dress，还是Courrèges的直筒舷窗裙，我们都能看到几何廓形与半刚性面料的终极意义：建筑空间。建筑空间即是服装与身体的异质性，我们才能在身体之上看到非-身体的技术物。尽管直到今天，真正的Space age也从未到来；但只要这种技术与人之间的迷思仍倾注在服装之中，我们就永远处在未来的梦幻里。

　　撰文—张无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