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印染技术传入欧洲后，给当时的欧洲商人带来了怎样的利益？

引言

欧洲棉纺织业的推动者，只能向亚洲求助生产工艺和棉纺织品种类的知识和信息。事实上，在亚洲，特别是在印度寻找制造方面信息的任何举动，都远不是那么简单。在19世纪早期对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研究中，亚历山大·勒古·德·弗莱（Alexandre Legout de Flaix)得出这样的结论：令人惊讶的是，经过了三百年的接触，欧洲人“对于这些（印度）人对技艺和方法的运用还是不甚”。

欧洲人在亚洲能够获得产品，但却很难获得他们在生产中所使用的技术。不只是纺织品生产，中国瓷器和日本漆器的制造也是如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由于在亚洲获得的生产信息有限，欧洲人对亚洲产品的模仿并没有依赖于原有的技术。这个假设无法解释棉布印花在欧洲的发展。不过，在知识的转移中有不少的问题。

▲牛郎织女纹雕红盘,清代漆器

在孟买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外科医生赫勒努斯·斯科特（Helenus Scott),给皇家学会（RoyalSociety)当时的会长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写信说，“要学习印度人的技艺可谓难上加难······,因为从父亲到儿子都做同一种生意，而且，被种姓排除，或者做了任何伤害种姓利益的事情所受到的惩罚，都是无比可怕的，因此根本无法吸引他们做任何交流”。而且欧洲人似乎也无法依赖任何成文的知识。

如安纳德·拉姆·穆克哈里斯（AnandRam Mukhlis)所著的《当今术语写实》（Mirror of current terminology)（Mir'at ul Istelah),是一部18世纪的辞典，有染色和扎染的条目，还有《已证实药物处方摘录》（A Treatise'of Abstracts of Proven MedicinalPrescriptions)(Nuskha Khulasatul Majarrebat)(公元1766年再版），这是一部不知名所写的医论，它描写了制作48种颜色的77种方法，这一类的文章从未出现在公共领域。

▲扎染工艺

就算印度的手艺人并没有刻意保密，但在欧洲人的眼里，棉布印花依然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工艺。缺乏印花配方是主要的问题，因为定量和精确度是成功复制印花和染色的关键学习印花和染色较为容易，因为比起纺纱和织布，欧洲人更方便去后期处理步骤。布料的后期处理常放在城市的工坊，而不是放在更隐蔽的织布村落中进行。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例，它就在科罗曼德尔海岸获得了布料后期处理的直接经验，因为它直接雇用了一帮本地的棉布印染匠。

法国东印度公司也同样获得了一些知识，因为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有三位法国人在搜集印度布料染色、印花和绘色的各种生产技术的“实用而可靠的知识”当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1678年至1680年间，乔治·罗克（George Roues)汇编了关于艾哈迈达巴德、布尔汉普尔和锡龙杰纺织品生产的详细资料。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中尉安托万·乔治·尼古拉·德·博利厄（Antoine George Nicolas de Beaulieu)的手稿有可能完成于1734年。佩雷·科尔杜（Pere Coeurdoux)是耶稣会（Society of Jusus)的一名传教士，他于1742年至1747年在印度生活，并留下了一批信件。

▲法国东印度公司

1966年，罗克的手稿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档案馆（Archives de laBibliotheue Nationale de France)被发现。尽管在罗克的记录中，有一些部分和内容与纺织品无关，但人们主要用它来进行棉布印染的研究。罗克认为，“知道这些人怎样在他们的棉布上染色是件好事情”，正是他提出了“实用的知识”这个概念，他说，“一想到我们的棉、亚麻和大麻布料将来的可能性时，每个人自己都会发现这是多么的实用”。罗克部分地延续了一种“商业”传统，主要提供有关质量控制、竞争对手、生产季节和订单体系的信息。不过，他的手稿包含了对于艾哈迈达巴德运用的染色和印花工艺的深入说明，它是18世纪媒染剂刻板印花知识的主要。

博利厄1734年的手稿，或许是这类有关印度棉布印花记录中最成功的一部。有人认为，博利厄是受著名的化学家查尔斯－弗朗索瓦·杜菲（Charles-Francois de Cisterrnay Du Fay)之托，去研究印度的棉布印花、杜菲不仅仅是染坊和矿山的公务督察员、巴黎植物园的巡视员，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化学家之一。也许正是多亏了杜菲以观察和依据为基础的精确指导，对于工艺的彻底分析才成为可能。

▲法国国家图书馆

和之前的记录不同的是，博利厄的手稿全部集中于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印花棉布的生产。它还以“科学”的方式来分析生产工艺，对每一道生产步骤进行描述，之后还取一片布料附在手稿上，这份记录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博利厄分析的完整性，还因为这部手稿在欧洲广为流传。舍瓦利耶·德·奎雷尔（Chevalier de uerelles)在写《棉布印花条约》（zrainé sur les toiles peintes)(1760年）时参考了这部手稿。巴塞尔棉布印花匠让·瑞勒（Jean Ryhiner)在他1766年的《棉布着色材料》（Marériaux pour la coloration des étoffes)中也参考了这部手稿。两位都认为，博利厄对于棉布印花的记录十分可靠，如果正确地按照它来进行，欧洲的生产者得到的结果，和印度的就八九不离十了。

比起以往的观察者，耶稣会信徒科尔杜更能意识到印度知识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他的信件或许会对欧洲棉布印花的发展作出贡献。他认为，“在这里获得的知识，如果传到欧洲，会对科学的进步和艺术的完善作出贡献”。科尔杜与他之前的博利厄和罗克一样，对于印度棉布印花的价值深信不疑；他们的任务，他相信，就是用清晰的描述把生产工艺记录下来，以便欧洲能够进行仿制。然而，对于带回来供欧洲之需的知识的“实用性”，是否就应该深信不疑呢？没有证据表明，以1730年代和1740年代为主的学习印度棉布印花“秘密”的尝试，就意味着欧洲在此之前不能够仿制不褪色染料，或者它们就是印度传到欧洲的基础知识。

▲印度棉布印花

事实上，棉布印花技术的知识转移，不仅仅依赖于在印度搜集的信息，同样还依赖于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在之前好几个世纪棉布印花产业兴旺发展的南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工匠们的技术知识。亚美尼亚工匠的作用近代研究知识转移的学说，强调了隐性知识，那些难以用书面形式记录或传递的技艺和实践的重要性。罗克、博利厄和科尔杜所进行的一种具体的生产工艺的知识的尝试，其局限性不仅在于他们相对缺乏经验和精确性，而且还在于将一种通过描述而形成的知识进行复制存在着困难。我们能够描述如何驾驶汽车，但实际上在老司机的监督下进行练习会学得更快。

这是因为，将简单或复杂的过程中使用的大量知识用文学进行传递，虽然并非不可能，但也十分困难。欧洲人学习棉布印花的“艺术”，不仅仅通过印度的间接（成文的）知识，而且还通过近东地区传入的生产实践。这些实践的具体形式，是技术工匠，特别是亚美尼亚的棉布印花匠，他们移居到欧洲，建立棉布印花作坊，随之带来了他们的专有技术。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棉布印花业发展得兴旺繁荣，生产16世纪最风行的印度棉布的仿制品。到17世纪，借助于印度的实践经验，伊斯坦布尔的纺织品印花也发展起来。

▲奥斯曼纺织厂遗址

1634年，埃维利亚·特利比（Evliya Tchélébi)报告说，伊斯坦布尔有25家工坊，雇用的工人有150人，他们使用印度的不褪色染料工艺专门生产印花棉布。这些工坊的所有者，是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托卡特和锡瓦斯的亚美尼亚人。他们生产印有红色花卉、树木、蛇和孔雀的棉布，还有常被列入17世纪奥斯曼帝国存货单的其他各种印花布料。

欧洲消费者，尤其是法国消费者，对这类奥斯曼帝国印染的棉织物非常熟悉。马赛城是17、18世纪奥斯曼帝国印花棉布的主要进口者之一。一些布料很可能印度或者伊朗［所以被称为“波斯布”（Persiennes)],但大部分都是在奥斯曼帝国印染的，不光是在伊斯坦布尔，还包括安纳托利亚南部的迪亚巴克尔、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等地。迪亚巴克尔生产“加发卡尼”（chafarcani)(一种红色或紫色带白色花朵的印花棉布），很可能是印度锡龙杰和艾哈迈达巴德所产的“加弗拉卡尼”（jafracani)的仿制品。

▲法国马赛城

阿勒颇专门生产各种蓝色的棉布，被称为“阿雅米”（ajamis).这些布料行销帝国各地，并大量出口至法国和西班牙，又被法国和西班牙频频仿制。近代对马赛、日内瓦和阿姆斯特丹的研究发现，这些欧洲城市早期棉布印花的发展，倚重于亚美尼亚的工匠。马赛第一家“像波斯和黎凡特那样印染棉布”的工坊，正是两名亚美尼亚人与两位当地商人于1672年合作建立的。几年之后的1678年，一位切莱比（Celebi)的亚美尼亚人，与两位阿姆斯特丹商人合作，在荷兰的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建立了一家棉布印花工坊。

1690年，一位亚美尼亚工匠将棉布印花带入了意大利城市热那亚，他被准许垄断这项生产达十年之久。在所有的这些城市中，亚美尼亚人都被雇用来“印染各种东印度棉布，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做法”。

结语

技艺高超的亚美尼亚工匠在热那亚、利沃诺（livorno)、马赛、南特、勒阿弗尔和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城市建立棉布印染工坊，当时这些城市都已经是广泛的亚美尼亚金融和贸易网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