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evin EG Perry
译者:易二三
校对:Issac
来源:The Guardian(2019年8月9日)
1887年,芬兰船长古斯塔夫·尼鲍姆创建了炉边酒厂(Inglenook),占地1680英亩,被誉为「纳帕山谷女王」。这里有280英亩的葡萄园,一座安妮女王风格的维多利亚式宅邸,以及一座宏伟的石铁混合的城堡,所有这些一起营造出一种精致的北加州氛围,这是你能想象到的最远离地狱一般的越南的地方。
古斯塔夫·尼鲍姆创建的炉边酒厂
然而,可以说影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炉边酒厂。1975年,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用自己从《教父》身上赚到的钱买下了这份地产,他立即将这笔财产派上了用场,为这部后来成为电影史上最艰巨、最具挑战性的影片筹集资金。
也正是在这里,在庄园的老马车房里,科波拉花了两年时间来修复和改进这部电影的新版本——他说是最后一版——《现代启示录:终剪版》。
《现代启示录》
今年四月,科波拉刚满80岁,当他欢迎我来到酒厂时,他已经和他70多岁时的全盛时期完全不一样了。他曾经标志性的浓密胡须和厚框眼镜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白色胡茬,还有一副摩登的磁性眼镜松松地挂在脖子上。他还在一家减肥诊所呆了四个月,减掉了64磅。
在谈话中,他倾向于哲学性,他模糊的回答从他的电影转向他对亚里士多德和威廉·莫里斯等人的崇拜。当然,他很清楚自己在这么做,但正如他微笑着回答的那样:「当你到了80岁的时候,就不必谈论任何你不想谈论的事情。」
本月正值《现代启示录》上映40周年,为了庆祝这个纪念日,科波拉再次回到他的剪辑室。总而言之,他认为自己在1979年的原版电影中做出了太多让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电影的超现实主义色彩有所减弱。「曾经被认为是前卫的东西,20年后被印在了墙纸上,并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启示录》似乎就是这样的。」他说。
相较之下,他又觉得自己为2001年的重生版做了太多的准备,在2小时33分钟的原版本基础上增加了49分钟。他现在缩短了大约14分钟,最终达到了他的理想状态,他认为这个版本是这部影片对人类道德的检验的最有力的阐释。他说:「我真的觉得《现代启示录》的这个版本比之前的任何一个版本都更能体现这个主题。」
影片将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搬上了越南冲突的舞台,科波拉也对约翰·米利厄斯执笔的剧本进行了多次重写,使其更忠于原著。他说:「你必须了解的是,我拍这部影片时,没有随身携带剧本。我只带了一本企鹅出版社的平装版《黑暗之心》,里面满是我的备注。我靠着它拍完了整部电影。」
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
其结果是对战争的荒谬性和双重标准进行了一场残酷而又暗黑的滑稽审视。影片一开始,罗伯特·杜瓦尔饰演的基尔戈尔中上校正在对一个无辜的村庄发动直升机袭击,并将下令使用凝固汽油弹——他看见一名越南女子向他的直升机投掷手榴弹。「野人,」他说着吐了口唾沫。稍后,马龙·白兰度饰演的库尔兹上校评论道:「我们训练年轻人向人开火,但他们的指挥官不允许他们在飞机上写『操』字,因为这太淫秽了。」
《现代启示录》
令我惊讶的是,科波拉不愿称这部电影为「反战」。「没有人想拍一部撑战电影,每个人都想拍一部反战电影,」他说。「但我一直认为,反战电影应该像《缅甸的竖琴》那样,充满爱、和平、安宁和幸福。它不应该有激发暴力欲望的一系列暴力画面。《现代启示录》有直升机攻击无辜人民的热血偾张的场面。这不是反战。」
他以举反例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一直认为,完美的反战电影应该是这样一个故事:在伊拉克,一个家庭准备让他们的女儿结婚,而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戚会来参加婚礼。人们设法赴宴,也许会有一些危险,但不会有人被炸死,也不会有人受伤。他们将在婚礼上跳舞。那才是一部反战电影。一部反战电影不能美化战争,而《现代启示录》可以说是这样做了。某些段落已经被用来激发人们的好战心。」
我问他是否感到内疚。「不,」他说。「我不觉得内疚,因为我清楚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
《现 代启示录 》工作照
《现代启示录》在菲律宾拍摄的238天的不幸遭遇已经成为电影界的传奇,其中大部分都被乔治·海肯卢珀的纪录片《黑暗之心》捕捉到了。《黑暗之心》记录了科波拉的妻子埃莉诺拍摄的幕后镜头的制作过程。
这部电影的艰辛事例不胜枚举。科波拉在拍摄几周后就放弃了男主角哈维·凯特尔,然而接任的马丁·辛拍戏拍到心脏病发作,几近病危。一次台风摧毁了大部分布景。
科波拉也有一次癫痫发作。他从菲律宾政府租来的直升机多次消失,它们被征去参加在菲律宾南部举行的对抗叛乱的实战演练。每次彩排的飞行员都不一样,直升机每天要重新粉刷两次,把颜色从美式改为菲律宾式。
《现代启示录》导演科波拉
当白兰度出现在片场时,他已经过度肥胖,而且准备不足。他坚持他的角色应该叫莱利上校,哈里森·福特在拍摄时也用的这个名字,后来白兰度终于改用了库尔兹这个名字,所以也不得不重新配音。
而据报道,影片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大量使用毒品,丹尼斯·霍珀索要「大约一盎司可卡因」才肯接他的角色。然而,科波拉说,他个人远离了这种放荡行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吸毒,除了一些大麻,」他说。「我发现大麻对我的影响很有趣,因为它让我非常专注。而且,如果我抽了大麻,就会睡不着。我会想工作,接着就会熬夜重写剧本。我吸食过可卡因,但觉得很不舒服。它太过了。至于丹尼斯·霍珀,天知道他在做什么。」
不管制作过程如何频繁地遭遇一个又一个危机,科波拉始终抵制住了诱惑,拒绝发行一部不符合他自己严格标准的电影。
「这绝对不是弗朗西斯的风格,」奥斯卡奖得主音效设计师沃尔特·默奇说,他也剪辑了该片的大部分内容。 「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当事情变得糟糕时,他们会试图撤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这只会刺激弗朗西斯走得更远。 当有A或B的选择时,如果B的风险更大,而且提供了真正独特的东西的潜力,他就会选择它,无论是在制作还是后期制作的阶段,这挺令人敬佩的。 」
时至今日,我非常怀疑是否还有大公司愿意冒这样的风险。科波拉认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技术进步改变了电影制作,权力也从导演手中向制片公司倾斜。「他们不仅要控制你能做的事情……甚至不只是后期制作。而是整个制作过程,」他表示。
「但同时,七十年代的电影公司也学会了如何防止导演失控。我的意思是,联美电影公司和迈克尔·西米诺合作的电影《天堂之门》的著名案例让其他电影公司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以至于他们商量了一些方法来防止那种失控的导演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就用在了我们这一代导演身上。」完美主义者西米诺的这部制作缓慢、耗资巨大、耗时极长的西部片票房惨败,并导致联美破产。
《天堂之门》
在《黑暗之心》的末尾,科波拉袒露了自己的观念:「总有一天,俄亥俄州的某个胖女孩会成为新的莫扎特,用她爸爸的摄影机拍一部漂亮的电影,永远摧毁所谓的电影专业主义,它将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我问科波拉,既然大多数人都随身携带着数码摄像机,那么他是否仍然相信廉价视频设备的激增会改变好莱坞。
「好莱坞的故事与谁拥有它有关,」他说。「过去,它的所有者是塞缪尔·戈德温、达里尔·扎努克和杰克·华纳等人物,他们和哈维·韦恩斯坦一样粗俗、爱骂人。也许塞缪尔·戈德温和其他一些人不会。我不喜欢这一点,他们当时的作风很糟糕,但不同的是,这些公司大佬喜欢电影。如今,电影行业的所有者们都是半路出家。他们大都是借了一大笔钱来收购环球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信公司,所以他们关心的只是偿还贷款。」
《现代启示录》
「这个来自俄亥俄州的小女孩的意义在于,我们现在有一个双线并行的电影产业,」他继续说。「我们有大制片厂的电影,我们知道它们都是重复的,然后还有非常丰富的独立电影产业,我指的就是它们。这才是电影。这种电影不是工业式的电影。它是独立电影。即使是电视业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来自于那些想要拍电影的人,就像我们在七十年代做的那样——但很多人没有机会,所以他们转投了电视。我觉得,我们正处于电影艺术的繁盛时期。只不过他们是用父母的信用卡在做这件事。」
四十年后,《现代启示录》仍能震撼人心,这也佐证了科波拉决心以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件事的价值。这意味着要冒一切风险,但今天他可以悠然看着酒厂,知道自己可以全权拿主意。
「我从不让不知道如何下手的事情阻止我,」他说。「我总是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因为这很刺激,我可以做所有这些美妙的、疯狂的事情。生活的意义难道只是过一种常规的、平静的、适度快乐的生活吗?我的意思是,你只能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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