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的庙号是如何确定的？那些庙号又代表着什么意思？

经常看古装影视剧的，肯定对“太祖”、“高祖”、“太宗”、“玄宗”、“高宗”等这些称呼不会陌生，如在《神探狄仁杰》这部电视剧中，狄仁杰就经常提起“太宗子孙”。那在这里很多人就会问，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太祖、高祖、太宗等都是古代皇帝的“庙号”，比如狄仁杰经常提起的“太宗”，就是唐代第二位皇帝李世民的庙号。

那什么是“庙号”呢？

在古代，帝王驾崩后，新君就会给他在太庙（商称“重屋”，周称“明堂”，秦汉起称“太庙”）中立一个庙室，以此来方便日后的祭祀。同时，对于一些为了让后人能够记住这位帝王的“丰功伟绩”，新君和百官就会给这位帝王所在的庙室取一个能代表他功绩的名号，而这就是“庙号”。

“庙号”始于重视祭祀与敬拜的殷商时期。如前文所说，殷商帝王驾崩后，新王就会在重屋，也就是在王族的家庙中，为他建一个庙室，以此来方便后人对他进行祭祀。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逝去的君王越来越多，其为他们所建的庙室也就会越来越多，由此这无疑就会大大加重日后那些新王在祭祀上的难度。

如此，为了减轻日后的新王在祭祀先王一事上的负担，此时殷商君臣们就决定，对于那些于国于民都有大功德，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他们就会特别的为他们的庙室加上庙号，以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对于这些有庙号的先君，只要殷商在一天，他们就会被祭祀一天，而若是没有庙号的先王，经过几代后，他们的庙室就会被拆除，然后合并在一处进行祭祀，如此，随着有单独庙室的先王的减少，*新王们自然就减轻了其在祭祀上的困难度。

而据现如今对于甲骨文的研究，终殷商500余年，被明确确定有庙号的君王就只有四位，一位是商代建立之前的商汤先祖王亥，商部落因他而走向强大的，故被尊称为“高祖”；一位是商代第四位王太甲，商代因他走向兴盛，故被尊称为“太宗”；一位是商代第十三位王祖乙，商代因他走向中兴，故被尊称为“中宗”；一位是商代第二十二位王武丁，商代因他走向极盛，故被尊称为“高宗”。

由上可知，殷商时期，能被赋予庙号的君王无疑例外都是对商代有着卓越的贡献的，先是高祖王亥为商代的建立打下了根基，其次太宗太甲带领商代走向盛世，再是中宗祖乙将衰落的商代拉回兴盛，最后高宗武丁带领商代走向极盛。可以说，对于商代君臣而言，这四人就是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

之后，周代商，庙号制度似乎被废去，虽然《礼记》、《左传》、《国语》等书籍有称文王为“太祖”，康叔为“烈祖”，但这只是零星的记载，并不多见。由此，从大数据来看，庙号在周代并没有被采用，而是被弃置。秦代建立后，庙号制度依旧未被恢复使用，原因在于始皇帝认为“庙号”会形成“子议父”、“臣议君”这等大不敬的局面，因此故不采用，而是留下诏书自称“始皇帝”，其子孙称“二世皇帝”，自至万世皇帝。

汉代秦后，“庙号”制度被恢复。此时，东西两汉延续商代的做法，对于庙号的赐予是较为谨慎的，非对本朝有大功德者，不会给予庙号，也就是不会单独立庙祭祀。而对于那些能被赐予庙号的皇帝，东西两汉也是遵循着“一祖多宗”、“先祖后宗”、“祖有功，宗有德”的规矩。

首先是西汉。西汉十二帝中，只有四位拥有庙号，一位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他因有开国之功，故被尊称为“太祖”；一位是西汉第五位皇帝刘恒，他因开启了“文景之治”，让西汉走向兴盛，故被尊称为“太宗”；一位是西汉第七位皇帝刘彻，他让大汉威名响彻中外，让西汉的疆域变得空前的辽阔，故被尊称为“世宗”；一位是西汉第十位皇帝刘询，他在位期间不仅遏制住了西汉的衰落趋势，还将西汉带到了极盛时期，故被尊称为“中宗”。

由上可看出，西汉对于庙号的给予是较为严格的，这点从“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景帝刘恒、以聪明仁爱而著称的汉昭帝刘弗陵都未获得庙号，就足以看出。可以说，西汉时期，汉廷是始终遵循着“非开国皇帝不称“祖”，非有大功于本朝的皇帝不给予庙号”的规矩的。

再是东汉。东汉同西汉一样，东汉被明确赋予庙号的皇帝也就只有三位皇帝，分别是开国皇帝世祖刘秀、“明章之治”的开创者显宗刘庄和肃宗刘炟。但是，与西汉相比，东汉对于皇帝庙号的给予开始变得不严谨起来，此时平庸无能的汉顺帝刘保、荒淫无比的汉桓帝刘志都能被赋予敬宗、威宗的庙号，虽然后期这些本不该获得庙号的皇帝，其庙号都被汉献帝一一废除，但是从之前他们能获得庙号来看，自东汉开始，庙号开始沦落为皇权之下的附属品，不再是单纯的为了彰显其功德的存在。

当然，庙号开始真正泛滥，彻底沦落皇权之下的附属品，这还是从魏晋时期开始。三国曹魏时，魏国不但完全违背了“一祖多宗”、“先祖后宗”的规矩，其相继出现了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叡这三祖，虽说太祖曹操、高祖曹丕严格意义上却是能被称祖，曹操是魏国的奠基者，曹丕是魏国的开创者，所以他们能被称祖严格来说并未有错，但是曹叡被称祖，这实属是名不副实。

同时，魏国还公然违背庙号只能在皇帝驾崩后才能获得，曹叡时期，魏国主管礼法的官员为讨好曹叡，居然在曹叡还活着的时候就给曹叡议定好了“烈祖”的庙号，而曹叡居然也欣然接受了，这真是着实好笑。

如此，试想魏国都能如此明目张胆的破坏着庙号本该有的制度和规矩，之后的王朝又怎能不效仿呢？毕竟在商、两汉之时，能获得庙号的皇帝都是流芳百世的圣君、明君，因此，试问哪位皇帝不想自己流芳百世呢？由此，正如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所说：“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相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自曹魏开始，庙号开始泛滥，不再遵循礼法，而是由皇权本身来决定。

晋代魏后，晋朝遵循着魏国滥用庙号的传统，此时出现了司马师被追尊为世宗，而司马炎却被尊为世祖的这种先世称宗，后世却称祖的严重违背礼法的事情。同时，晋朝的庙号也不再以“祖有功，宗有德”的规矩来，比如一生都是傀儡皇帝，毫无建树的晋简文帝司马昱却获得了比东晋的“开国皇帝”中宗司马睿、稳定了东晋在南方局势的肃宗司马绍都要高的庙号，即仅次于高祖等祖的“太宗”庙号。

当然，在晋代，庙号制度还算没有被破坏的那么的彻底，因为比如“何不食肉糜”的晋孝惠皇帝司马衷、傀儡皇帝晋孝怀皇帝司马炽等就都没有获得庙号。由此可见，晋代庙号制度虽不严谨和不成熟，但也还算是守礼法。

可是，随着五胡乱华，西晋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灭后，中原开始礼崩乐坏，此时连撮尔小国的国王都敢妄自上庙号，甚至是称祖，后赵、前燕、后秦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这时无论是多残暴，多昏庸的皇帝，都有属于自己的庙号。由此，自南北朝后，庙号不再是属于少数皇帝所拥有的特权，而是成为了所有皇帝都能拥有的寻常之物，不管是开国皇帝，还是昏庸之君，乃至是亡国之君。

不过，正所谓“破而后立”，在南北朝时，曾经庙号的诸多制度虽都被破坏殆尽，但在隋唐之后，庙号又被建立起了一套较为严格的制度。此时，庙号虽不再讲究“祖有功，宗有德”的规矩，也不再是只给那些对本朝有大功德的皇帝庙号，但却又是较为严格的遵循着“一祖多宗”和“先祖后宗”制度。即只要不是开国皇帝，哪怕是功劳再大，也不能称祖（追尊先祖除外），如唐代，唐太宗、唐玄宗二帝的功绩，若是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足以被称为祖，但此时却是严格遵循着“一祖多宗”的规矩，千古明君李世民也只是获得了一个低于祖的“太宗”庙号。

再如，宋代，以赵构再造大宋之功，他足以被尊为“祖”，而事实上当时龙图阁学士洪迈就建议宋孝宗为赵构上庙号为“高祖”，可最后却被百官否决，其拒绝的理由就是：“宗庙之制，祖有功，宗有德。……在礼，子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亲为徽宗子，子为祖而父为宗，失昭穆之序。议者不过以汉光武为比，光武以长沙王后，布衣崛起，不与哀、平相继，其称无嫌。太上中兴，虽同光武，然实继徽宗正统，以子继父，非光武比。将来祔庙在徽宗下而称祖，恐在天之灵有所不安”，这句话的主体思想就是给宋徽宗上庙号有违“一祖多宗”、“先祖后宗”的规矩，赵构的父亲宋徽宗只是宗，而若赵构为祖，则实在有违礼法，不符合礼制。

最后，在群臣皆认为赵构上“高祖”庙号有违礼制的情况下，赵构最终被上了“高宗”这个仅此于祖、太宗的庙号。由此，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宋时，宋朝君臣上下确是严格遵守着自唐所定下的庙号制度，而这也表明了庙号制度在宋朝已是相当成熟和严谨了。

此后，元、明皆是遵循着自唐以来所确定的庙号制度，当然，明朝有个例外，那就是明成祖朱棣。的确朱棣最后所确定的庙号是“成祖”，可最初朱棣的后继之君明仁宗朱高炽，他给朱棣上的庙号是“太宗”，而非“成祖”。但是，嘉靖皇帝登基后，将让自己从未做过过皇帝的父亲升格为“睿宗”帝。

而按照“天子七庙”，太祖居中，为“万世不祧之君”，其后是父子昭穆各三代的礼法，一旦天子七庙供奉的先皇超过七位后，就需将除太祖之外关系最远的一位先皇迁出，不再单独放在太庙祭祀，而是迁往太庙之后的“祧庙”祭祀。因此，此时嘉靖若将自己的父亲追尊为皇帝，那也就意味着有一位先皇要被迁出太庙，因为此时太庙中早已供奉了七位皇帝。

而如上文所说，此时要被迁出太庙的皇帝无疑就是明太宗朱棣，但是试问嘉靖敢这么做吗？先不说朱棣是嘉靖帝这一支能够继承皇位的第一人，功绩卓越，是绝对不能迁出的，就单单说嘉靖与朱棣都是藩王继位，如果将朱棣迁出，就等于是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由此，朱棣是绝对不能迁出的，可是如果按照礼法来，若是嘉靖的父亲做了皇帝，那朱棣必须就得迁出。那怎么办呢？显然让嘉靖的父亲不做皇帝，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只能是将朱棣尊为“祖”，成为“万世不祧之君”，这样就可避免朱棣被迁出太庙。

简单的说，明朝会出现两祖，这是嘉靖一人所为，非百官要为。实际上，当时若不是嘉靖一意孤行，明廷上下都没有想过要去违背“一祖多宗”的礼法的，更甚者明朝官员还为了阻止嘉靖这般不合礼制的做法，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被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被停职待罪，十六人被当廷杖打而死。

不过到了清代，“一祖多宗”、“先祖后宗”的规矩倒是被真正的破坏的体无完肤了。先是清十二位皇帝中接连出现三个“祖”，分别是太祖努尔哈赤、世祖福临、圣祖玄烨。再是自清太宗皇太极之后，按理说是再也不能出现“祖”了，可是自太宗皇太极后，却接连出现世祖福临、圣祖玄烨这两位“祖”。

当然，福临被尊为“世祖”、玄烨被尊为“圣祖”，这倒不是没有缘由和依据的。清代的情况有别于其他大一统王朝，它是由一个偏居一隅的政权变成主宰中原的大一统王朝的，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由一个皇帝来完成的，而是由多个皇帝完成的，因此清代皇帝的“庙号”却是不同于之前的朝代。

首先，时清代在福临的统治下，得以入主中原，成为华夏正统，因此，他可以说是清代这个大一统王朝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由此福临被尊为“世祖”，倒也不是不可以。再是，清代真正成为大一统王朝，是在玄烨的手上完成的。时，玄烨平三藩，收回云南、福建、广东三省真正的统治权；收台湾，中国彻底被清朝所控，由此，凭借着这些，玄烨被称“祖”，这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总得说，无论福临、玄烨称“祖”的理由如何的充足，本质上，清代还是违反了自唐代以来所定下的庙号制度。清代出现三个“祖”，究其原因，不在于皇帝的成就有多高，而是在于清代此时已是处于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都达到鼎盛的时期，这时皇权至高无上，百官只是皇族的奴仆，由此为了讨好皇帝，百官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去纠结于给予皇帝的庙号是否合乎礼法，他们只关系皇帝高不高兴，他们能不能因此而升官发达。

此外，皇帝的庙号除了有“祖”和“宗”的区别，还有字上的区别，比如太祖、世祖、高宗、玄宗等等，那历朝历代皇帝庙号中的字都是如何确定的呢？

简单的说，从二千余年数百位获得庙号的皇帝来看，庙号中“字”的确定主要有以下的规律：开国皇帝一般称太祖、高祖，如明太祖朱元璋、隋高祖杨坚；在开国皇帝所打下的基础继往开来，等于是重新打了一次天下的皇帝一般称世祖、成祖、圣祖，如清世祖福临、明成祖朱棣、清圣祖玄烨；复兴国家，但却只能是建立一个割据政权的皇帝一般称烈祖，如南唐烈祖李昪、蜀汉烈祖刘备；将国家发扬光大，带向兴盛的皇帝一般称太宗，如汉太宗刘恒、唐太宗李世民。

继承先帝的政策并将其发扬光大，或是由旁系做到皇帝位置的皇帝一般称世宗、代宗，如汉世宗刘彻、明代宗朱祁钰；仁爱孝顺，性格宽厚仁慈的皇帝一般称仁宗、孝宗、睿宗，如宋仁宗赵祯、明仁宗朱高炽；有中兴的雄心，但最终却没有成功的皇帝一般称肃宗，如唐肃宗李亨、晋肃宗司马绍；守成之君，既无功也无过的皇帝一般称哲宗、兴宗、成宗、显宗，如辽兴宗耶律宗真、宋哲宗赵煦；有功有过，对王朝的兴盛或中兴有大功，但也为王朝的衰败埋下伏笔的皇帝一般称宪宗、宣宗、景宗，如明宣宗朱瞻基、唐宪宗李纯。

喜好道教，或是那些空而不切合实际的皇帝一般称玄宗、真宗、理宗、道宗，如宋理宗赵昀、辽道宗耶律洪基；让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皇帝一般称高宗，如清高宗乾隆、唐高宗李治；为人懦弱无能，丢失皇权的皇帝一般称宁宗、文宗，如清文宗奕詝、唐文宗李昂；偏好武力，多次对外发动战争的皇帝一般称武宗，如明武宗朱厚照、唐武宗李炎。在位时间短且作为少，对一个王朝来说几乎是毫无影响的皇帝一般称度宗、定宗、顺宗、穆宗、光宗，如唐顺宗李诵、明光宗朱常洛。

昏庸腐朽，治国无方，致使江山残破的皇帝一般称僖宗、惠宗、神宗，如唐僖宗李儇、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有中兴的雄主，但最后却亡国，而亡国责任多不在他的皇帝一般称哀宗、思宗，如明思宗朱由检、金哀宗完颜守绪。在位期间多内讧，多动荡的皇帝一般称英宗，如明英宗朱祁镇、宋英宗赵曙；在位期间遭遇动乱被迫逃亡的皇帝一般称德宗，如唐德宗李适、辽德宗耶律大石。

以上是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史中使用的最多的庙号，这些庙号的使用规律大多如以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