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关中大儒张载的哲学与他的时代

清刻本《张子全书》 资料图片

《西铭》(部分)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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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

今年是北宋关中大儒张载的千年诞辰。

张载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勇于“造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横渠四句”流传千古。张载不仅精思过人，且注重“外王”实践，以“躬行礼教”倡道关中。在哲学方面，他首重《周易》，其代表作《正蒙》就是在《易传》基础上写成的，其中表述了以“气”为基础的宇宙论和本体论思想。从“气”论出发，张载构建了他的哲学体系：在人性论方面，他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范畴，较好地处理了先秦以来儒家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辩；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分；在工夫论方面，他提出了“心统性情”“变化气质”等重要命题；在人生论方面，他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理想和使命，把天地人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上内容，前修时彦所论已多且详。这里，我想集中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谈一下张载哲学的价值与意义。

“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张载哲学就很好地印证了黑格尔的这句名言。张载哲学的出现，正是当时思想世界中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即针对印度佛教东来与本土道教兴起后对中国主流思想冲击的一个创造性回应。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向把大千世界看成是一个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整体，即肯定其为实有，不曾怀疑过它的客观实在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体现这一思想的最重要经典就是《周易》。不过，先秦至汉唐的儒家学者并不十分关心世界的本体问题，在论及天道本体时也往往仅满足于宇宙的生成演化，即传统的“元气”论。这在当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自佛教东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北宋中期张方平曾总结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在当时的佛教徒眼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括儒家、道家等)的哲学基础过于浅薄，对世界和生命仅满足于现象而不能“极其本”，因此只能算是不达本源的“权教”。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观点如唐代华严宗僧人宗密的《原人论》中所说的“只知近则乃祖、乃父传体相续，受得此身；远则混沌一气，剖为阴阳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万物。万物与人，皆气为本”。这种“元气”论，只相当于小乘佛教中所说的“空劫”阶段：“不知空界已前早经千千万万遍成住坏空、终而复始。故知佛教法中小乘浅浅之教，已超外典(儒道二家之学)深深之说。”

佛教讲生、死、心、身等问题，其理论无不从宇宙本体出发，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来论证，亦即从讨论现实世界的真幻、有无、动静，人们认识的可能、必要、真妄等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儒家学者要回应挑战，就必须对最高存在问题加以探讨和说明，这是被迫承担的任务。因为当时作为已经高度发展起来的、拥有精致形上学体系的佛教，已经建立起自己理智的推论方式。除非接受挑战，直接与这一形上学的思维方式正面交锋，才有可能战胜对手，否则儒学的地位无法真正确立起来。更重要的是，儒学要肯定现实生活中的秩序，就必须首先肯定这个现实世界自身，从而也就必须讨论和肯定这个世界的实在性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站在哲学的高度论证儒家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重建起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主题，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人们最终的精神归宿，进而能重新全面地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

张载哲学体系建构，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和顺序展开的。“横渠四句”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实质说的正是在佛道二教形上学挑战下必须确立起儒家宇宙本体论的任务。这一点张载弟子范育在序《正蒙》一书时讲得很明白：“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曰：‘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从而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况能奋一朝之辩，而与之较是非曲直乎哉!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千载之间。闵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将灭也，故为此言与浮屠、老子辩，夫岂好异乎哉？盖不得已也。”

张载是当时批判佛道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站在自己的哲学立场上，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批判了佛道二教，其批判的水平大大超过了前人。比如，对于道家的“虚能生气”，他指出，“虚”是“气”存在的本然形态，“虚能生气”的生成论把体(虚)与用(气)打成了两橛，造成“体用殊绝”，本体与现象两者无法并存、统一，所以就无法解释“虚无穷，气有限”的现象，结果只能归结为“有生于无”。此外，“气”的每一种有规定的形态都是暂时的、有限的，有“聚”必有“散”，只有作为本体的“太虚”才具超越性，是永恒的，因此所谓“物而不化”的“长生”也是虚妄的。又如，对于佛教的“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他指出，这是只“略知体虚空为性”，而“不知本天道为用”，主观上想“免昼夜、阴阳之累”，从而“直语太虚”，不知本体还须发用流行，否则就是有体无用。这种“空观”是“以心法起灭天地”，只认“真际”(本体)而否认“实际”(现象)，进而“诬世界乾坤为幻化”。这是“体用殊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结果只能是“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正是通过对“太虚即气”的阐发，张载批判了佛道二教的“空”“无”观点。

张载哲学最终的落脚点在其《西铭》的“民胞物与”上：“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就真正回到了中国哲学文化的根上，整个宇宙是气的大化流行，所以是万物一体。张载用他的气论，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新的哲学架构下统一了起来。再进一步言，张载的《西铭》突破了佛教提出的“向死而生”的理论，佛教认为人总是要走向死亡的，最后一切都是空的。张载用不同观点处理了这个问题，人是什么？是气。气是不会灭的，是生生不息的，这实际上解决了人的最后存在的问题，即生命以后的存在问题。《西铭》的结语是“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我就好好干，死了，我问心无愧。死后呢？按《周易》气之“生生不息”理论，就像寓言“愚公移山”中说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中国人把这种不朽的言说转成“三不朽”理论——在此世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说，张载哲学这个环节在中国思想发展演变史上非常重要。

说开去一点，张载哲学的当代价值也在于此。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既要吸收优秀外来文化，也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根在哪里，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和而不同”。

(作者：徐洪兴，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