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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走过83周年。
83年前，满城讣告，遇 难人数超过30万，目前在世幸存者仅剩73人。
前段时间，一则新闻被隐在角落，冷清的点击量甚至没有机会在热搜榜露面：
湖南一位“慰安妇”受害者刘奶奶去世，终身膝下无子。
“慰安妇”是曾经日本军阀对“被强迫性奴”的称呼。
一群老人被封锁在历史的褶皱里，”慰安妇“叫了几十年，每叫一声，都在将她们重新拉回记忆深处，这是偏见，也是屈辱。
只是80年后的今天，她们依旧没能等来一句“抱歉”。
或许是因为话题太重，透过历史的封页难以下笔；
又或许是生命太轻，再不能承受仅仅是作为“证据”的命运。
80年前，女孩们被一车一车运送进日本人的军事据点，蹂躏、枪杀、焚烧，面对这道饱含沉痛的伤痕，她们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有人试图逃亡被刺死，有人不甘屈辱选择自尽，有人成功逃脱，却被人戳了一辈子脊梁骨。
01
她们，正在消失
“日本人傍晚过来，一直持续到夜间。他们如果喝醉了酒，则更可怕。非常疼，我一直嘶喊。我知道我的身体被破坏了。在“慰安站”我得了一身病。我的腹部做了四次手术。”
这是纪录片《等不到的道歉中》，吉奶奶的证词，连具体数字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们生而为人，却不被当做人来看待。”在日本大使馆门前，吉奶奶含泪控诉。
在历史的今天，或许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慰安妇”群体正在消失。
2012年，一位名叫郭柯的导演第一次将这个“受伤的群体”带到镜头前，推出纪录片《三十二》，引发轰动；
2013年，郭柯决定为所有“慰安妇”老人拍摄纪录片《二十二》，当时老人数量已经从32人变成了22人；
2018年，22位老人仅剩6位，现如今已不敢再看。
从《三十二》走到《二十二》，公屏上的名字在慢慢消失，直至变为零。影片的拍摄，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
作为纪录片，它票房惊人。在感动大众之后，有人用舆论非议，有人用乐观消解，有人用理智压抑，也有人选择遗忘。
老人们经历了什么？历史或多或少都在隐藏。
老人说到一半再不肯透露，是常有的事。
命运的伤痛被拉扯到最大，叙述手法却异常平静。
纪录片中的韦绍兰，每隔三个月就要一个人翻过大山，徒步到县城领低保。
90块，吃三个月，“买白菜啊，白菜便宜，买白菜吃。”
老人提起曾经的经历没有太大情绪波动，难受了，就停一停，或者静静发呆，攥紧双手继续说。
日本陆军包围桂林那年，韦绍兰老人被日本人活捉。
“怎么没怕，你怕得来吗？”当时刚嫁为人妻的她吓得眼泪不敢流，也不敢抬头看。
两三个女孩子被轮着糟蹋，从一个房间被拖到另一个房间，夜里睡觉也害怕到发抖。
3 个月后韦绍兰逃回来了，丈夫说：你还晓得回来啊。
3个月憋着没哭，那一刻哭了。
后来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想自杀，喝了农药又被救回。丈夫骂骂咧咧，还是同意她生了下来。
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她生下儿子罗善学，善学从小被村里人叫：“小日本。”背了一辈子骂名，终身未娶。
2019年5月，韦绍兰老人辞世，享年99岁。
另一位老人黄有良，在历经9年的“抗争”中，也未能等到日本政府向她们道歉的那一天。
老人黄有良15岁沦为日军性奴隶，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里就有日本兵来找，不听话会被打。
“我很怕，被逼着，叫干什么就只好干什么，有时（日本兵）强迫（我）做各种样子……”
两年后她逃出苦海，可噩梦并没有结束。
村子里年轻一辈在老人背后议论：“他们骂我是给日本人睡觉的……丈夫要当干部，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
用名誉去捧杀一个人，并真诚地去面对屈辱，太难。
没人知道在每个为了活着的日日夜夜，老人是怎么挺过来的。
02
只是需要一个道歉吗？
2001年，因为一次契机，老人黄有良决定：“我愿意到日本，当他们的面，控诉他们，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这场申诉一打就是9年。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等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
2006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黄有良等上诉东京高等法院；
2009年，原告们遭到二审驳回。老人们再次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
2010年，法院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原告败诉，但承认了日军暴行和黄有良等受害的事实。
2017年8月，作为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老人去世，享年90岁。
随着黄有良老人的离世，大陆所有“慰安妇”原告均已逝世。
老人们还是在这场“抗争”中节节败退了，像这样揭开伤疤层层状告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
在《等不到的道歉》中，来自二战中亚洲20万“慰安妇”中的三位老人，自愿站上审判台，只要日本政府一个道歉。
“这个问题一朝不解决，战争就远远没有结束的一天。”这是吉奶奶面对镜头的第一句话。
日本大使馆门前的日本国民并不买账，大喊：“回家吧，韩国婊子！”
“她们只是战时的妓女罢了！”
污秽的语言相比奶奶们经历的伤痛，根本算不了什么。
只是这一次“对方辩手”依旧强大，日本政府为他们一致通过的不道歉原则，欢呼雀跃。
老人们只是需要一个道歉吗？是的，她们需要。
可道歉，并不能结束这场审判，伤痛不会消亡，即便被一代人遗忘。
老人的一生被当做证据公开在世界的审判台前，面对抵赖也只能歇斯底里地喊出：
“还需要什么证据？我就是证据！”
03
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
纪录片《三十二》中有一个细节，全片放映结束后，荧幕上滚动着32099个名字，因为无人愿意赞助，这部纪录片是由32099位好心人合力众筹完成的。
用导演的话来说：它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听说当年影片放映现场无人离席，无人说话，或许是这三万多个名字足够沉重，或许是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的目光所及还太浅，心中愧疚总一闪即逝。
不出所料，呼声中夹杂着大大小小的争议，有观众反应内容太过平淡，毫无戏剧性可言：“素材平铺直叙，白瞎了这么沉重的题材。”
确实，整部影片没有声嘶力竭，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刻意矫情，反而以极度的克制和冷静的距离记录老人们创伤后的生活。
可显然有人觉得，还不够，故事需要深挖，细节需要描述，情节欠缺节奏。
可是，老人吞着血泪走过来的生活，真有节奏吗？
沉重的题材，怎么拍才是对的？
在人云亦云的风口浪尖，导演郭柯站出来说：“把这些老人当做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郭柯想做的是“温柔地记录和陪伴”，拍摄老人们的真实生活，是他的底线。
当一部纪录片只是为了做到感动观众，它便再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有人说，《三十二》讲的是“生”，它是还活在世上的“慰安妇”受害者的一角缩影。
如纪录片开头唱的那首歌：“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二十二》则是“死”，始于追悼会，终于葬礼。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甚至不是将她们作为“证据”，而是她们理应生活得更好一些，她们被亏欠太多。
事实可见，两部“生死书”并不煽情，甚至在悲悯之后，显露生之响往。
导演问过韦绍兰和儿子罗善学同一个问题：将来老了病了怎么办？
罗善学说：“之后病了没有人端水，就喝农药去死。”
韦绍兰却讲：“我还没有活够，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下命来看。”
老人心里单单记着十三四岁时跟着邻村爷爷学唱歌，每个人都好开心，像接新娘子。
影片《三十二》拍摄结束时，导演郭柯给韦绍兰老人留下500元生活费。可是道别时，她把他叫进房里，从布袋里掏出四个红包，分别装着100块。
“回去给你们父母买糖吃。”
那一刻郭柯意识到，他在拍的不是“慰安妇”这个冰冷的标签，而是生命中活生生的“人”。
《在这世界的角落》电影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不管是谁，都会在这个世界有一席之地。”
在人格被践踏的时候，老人们的一席之地又在哪里？
即使在战争过了80年之后，他们是否依旧怀疑自己在世界上生存的小角落？
对她们来说，活着，便是战斗。
即使被凌辱、被践踏，却仍旧可以为这条命战斗下去，哪怕一生受尽非议，哪怕吃不饱饭，哪怕每夜以泪洗面，可还能带着信念与爱生活，唱起家乡的歌。
还能笑着说出：“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也要留着命来看。”
面对命运的悲喜，她们给出了最大的温柔与敬畏。
2017年，美国旧金山圣玛丽广场竖起一尊“慰安妇”雕像，上面刻着一行中英日韩四语的文字：“我们最大的痛苦就是怕后人忘掉我们曾经受的痛苦。”
雕像的周围行人来来往往，骑车遛狗，没有刻意铭记与哀悼。
重拾历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煽动国恨家仇，只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
老人们始终在那儿，就像生活的一部分。
12月13日，勿忘国耻，逝者安息。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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