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家之问：人们都在忙碌着，有谁可曾真正关心那些小人物

19世纪30年代之前，俄罗斯流行着追求华丽词藻与远离生活的浪漫主义，或充斥着虚假泪水的感伤主义的贵族文学。

1830年，俄罗斯的文学之父，普希金突破贵族文学的樊篱，以平时自然的语言，创作了短篇小说《驿站长》，他第一次把笔端伸向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驿站长》的出现，震动了当时的俄罗斯文学界，高尔基盛赞它，“开创了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

小说的主人公维林，成为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小人物”。

自此，昔日与文学几乎绝缘的穷苦百姓、贩夫走卒、失意小官, 纷纷走进俄罗斯的文学殿堂，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

从普希金开始，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一代代作家创作了一系列小人物群像, 以绚烂的色彩和独特的风格, 点缀了19世纪俄国文学长廊。

01 普希金笔下的小人物：未觉醒的可怜虫

19世纪30年代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巩固发展时期，俄罗斯也面临着变革性的转型。彼时，在俄国的土地上掀起了一股推翻专制制度和转变社会性质的革命思潮。

但这股思潮，并未唤醒“驿站长”维林这类小人物的觉醒意识。

维林是个十四品文官，整天为马匹发愁，受尽过往贵族官僚的气，年迈体弱的他与女儿相依为命。

谁料，女儿被过路的贵族军官拐骗。他伤心欲绝之下，妄图徒步到彼得堡把“迷途的羔羊带回家来”，可是贵族军官却将他拒之门外。

从此，维林失去了生活的全部希望，回到驿站后，整日郁郁寡欢，借酒消愁，最终含恨而终。

从根本上来说，维林是一个小文官，有着微薄的收入，生活基本上能做到自足， 但维林性格懦弱，走了一条委曲求全、息事宁人、丧失人格尊严的艰难苟活之路。

他未意识到生存环境所潜伏的危机，缺少改变命运的愿望和人生追求的志向，缺少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他不打算也不愿意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解放，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人生的不幸命运，最终成为遭社会践踏的可怜虫。

维林身上浓缩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企图逃避现实、麻木不仁者的社会心态和生活现状。

在维林身上，有普希金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但更多地包含了作者对于他们懦弱忍让、卑躬屈膝和奴性意识的深刻反思，其目的在于对灵魂的拷问和人格的批判，最终唤醒其沉睡的奴性意识。

普希金作为贵族的一员，跨越了阶级局限，塑造出一个平凡的底层人物，并通过维林寻女的过程，展现出当时社会现实地位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悲剧，真实地映射了沙皇时代阶级底层的人民与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维林的思想意识和性格特点是俄罗斯专制文化下的产物，普希金正是站在历史的前沿，站在传统的对立面揭示了维林的悲剧命运与其思想性格之间的内在原因。

他通过将维林推向死亡的悲剧，明确地昭示了悲剧的烈度，揭示出维林的悲剧命运不仅仅是性格悲剧而且也是传统文化的不幸，从而鞭挞了俄罗斯封建传统文化与黑暗的社会制度。

普希金的这部作品，不仅开了十九世纪俄国“小人物”的先河，同时也推动了当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02 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有了微弱的反抗意识

进入19世纪40年代，果戈理在继承普希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小人物”的主题。

如果说普希金笔下的维林还未觉醒的话，果戈理在发表于1842年的《外套》中，塑造了一个有了微弱的反抗意识的小人物：巴施马奇金。

小说的主人公巴施马奇金长期生活在等级森严、人情冷漠且黑暗腐败的政府官僚机构中，他虽然已经五十开外了，却始终只能坐在九品文官的位置上，永远埋头于大堆的公文案卷的抄写中。

巴施马奇金虽然是一个小人物，但有着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一件新外套。他为了这个信念曾充满了希望，随着信念的有无或喜或悲，或愤怒或努力。

可他拿出自己八年的积蓄，作了一件新外套后，很快被强盗抢走。他去找警察局长帮自己追回外套的要求被拒绝后，一向温和懦弱的巴施马奇金第一次发了脾气。

后来在寻找外套的过程中冒犯了要人，被要人的怒喝吓破了胆，以致一病不起，最后抱恨而死。

但，果戈理并没有就此停笔，而是运用荒诞手法，塑造了一个为自己复仇的“幽灵”形象——巴施马奇金死后变作一个专门扒人外套的幽灵。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扒走了当初辱骂他的那位要人的外套，他才消失。

结局虽然荒诞，却把小人物的反抗形象和力量呈现出来，让人们认识到小人物最后的觉醒。这样的反抗虽然很微弱，但是对于长期受专制制度压迫以致麻木不仁的巴施马奇金来说，实属不易。

而且，从果戈理描写的鬼魂复仇的内在意义看，体现了俄罗斯历史转折期，小人物对自身生存意识的关注：

巴施马奇金的鬼魂在获得复仇快感的同时，也感悟了生命的珍贵，其精神特质和心理状况已经突破了社会环境的藩篱，从社会生活的层面跃升到生存意识的层面。

鬼魂复仇张扬了个体觉醒意识，也审视了人的生存意识，同时复仇“成功”也是对小人物的心灵慰藉。

从这个主题意义上说，果戈理在继承普希金对黑暗社会鞭挞主题的同时，又进行了超越。

03 屠格涅夫笔下的“小人物”：农奴制的牺牲者

到了19世纪50年代，俄国的农奴制经过一段漫长的发展，其形成初期所具有的进步性早已丧失殆尽, 纯粹成了套在俄国广大人民身上的绳索。在它的捆缚之下, 人们的性格变形、灵魂扭曲, 走上了一条又一条畸形的人生之路。

屠格涅夫发表于1852年的短篇小说《木木》，以深沉的笔调写出了同情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成为了声讨农奴制的杰作。

小说叙述农奴出身的小人物盖拉辛，在专横跋扈的女地主的摆布下失去爱人和爱犬的故事。

女地主凭脑子里突然闪现的想法，就把与盖拉辛情投意合的塔吉娅娜许配给酒鬼。送别塔吉娅娜回来的路上，盖拉辛在河边救出一条小狗，从此与之相依为命，把破碎的心灵寄托在小狗木木身上。

然而木木的吠声干扰了女地主的睡眠，于是下令除掉小狗，最后盖拉辛不得不强忍巨大悲痛亲手淹死和自己形影不离、相依为命的小狗。

这则故事通过小人物连饲养一只小狗的权力都被剥夺的经历，寄寓了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和对残暴行为的无比愤恨。

屠格涅夫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小人物的主题表现模式，而且进入到了小人物的精神世界。

小狗木木就是被作者着力描写的对象，它通晓人性，惹人怜爱：早晨它扯着盖拉辛的衣服把他弄醒，运水时它用嘴巴衔着马缰绳把小马带到盖拉辛跟前，劳动时它替盖拉辛看管笤帚和铁锹，它爱憎分明，从不走进女地主的房间。

而盖拉辛也把狗看成是同舟共济的难友，看做是苦涩生活的精神寄托，如同维林把女儿当做精神寄托，巴施马奇金把外套当做精神寄托一样。

小狗最后被最爱它的人亲手淹死，更衬托出盖拉辛所受到的打击程度之重和女地主的无比凶狠残暴，从而深化了小人物主题。

屠格涅夫对农奴制深恶痛绝，他曾在《文学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一定要离开我的敌人，为的是能从最远的地方更猛烈地攻击它。在我的心目中，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在这个名字下，我搜集了我决心为之斗争到底的一切东西，我立誓永不妥协。”

这种强烈的义愤情感，使他往往把小人物放在农奴制社会的具体环境中加以刻画，揭示其典型意义。

《木木》以这种社会的大动荡为背景, 描写了一个在毫无意义的反常生活构成的整个这种地狱般的环境里，使人肝肠欲断的故事, 由此向人们展示了在农奴制专制统治下, 广大人民的人性被扭曲的畸形的生活。

他们过着被压迫的不幸的生活, 被剥夺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种种财富, 然而大多数人却对这种生活习以为常, 很少有能站起来为命运进行抗争的人。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完整是和每个人的完整不可分割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作品中这些人物的不幸就不单是他们个体的悲哀了。他们的不幸, 更是一种社会的悲哀。

屠格涅夫在这个关于小人物的故事中，使读者听到了俄罗斯历史前进的声音，从而艺术地表现了小人物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

04 陀氏笔下的小人物：良善者与体现时代精神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们的形象又深化了一层。他不仅同情“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还重点刻画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赞美他们的高尚情操。

小说《穷人》主人公杰符什金是个上了岁数、其貌不扬、受着人和物两个世界控制的小官吏，一直为逃避世俗讥讽的目光而离群索居，过着没有欢乐的苦闷生活。

虽然他的生活十分拮据，整天为茶叶、糖、面包、靴子而操心，有时甚至食不裹腹，但处于极度贫困中的他表现出了非凡的慷慨。

在得知瓦连卡成为无人关爱的孤儿之后，他卖掉衣服，为她治病，并担负起庇护她，使她免遭恶人欺凌的责任。

虽然他依然处于屈辱的地位，照样被同僚嘲笑、歧视，但是在他的生活中开始有了阳光，有了生气，他认为照顾瓦连卡的这种“父亲般的友善之情使他的精神得以振奋”，让他过上了“美好的日子，有了奔头”。

他和瓦连卡相互支撑，坦诚交流对周围事物的看法，感悟人生。他尽管穷苦，地位卑微，但却有着丰富的精神财富。

这类人物，还有如《罪与罚》中的索尼娅、《白夜》中的恩纳波罗齐勃等。

他们在面临生存困境和爱情挫折的情况下，或者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屈辱，尽自己的责任养家糊口；或者付出牺牲个人幸福的代价成全他人的爱情，通过舍己为人的途径，实现个体生命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塑造了一类具有性格复杂、身份特殊的青年思想者“小人物”。

如《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和伊凡、《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等。

与前面的“小人物”形象相比，这类“小人物”体现了俄罗斯19世纪中后期的时代精神，他们在面对俄罗斯社会和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都紧张地思考着。

他们务实地设计着人生和未来。有的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进行艰难抉择，尽情的展示出理论家的风采，甚至用杀戮生命的残忍方式来实现超人意志。

有的则受生命本能驱动，践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准则，冲破伦理道德束缚。

拉斯科尼科夫、德米特里和伊凡最终皈依上帝、忏悔罪孽、接受肉体惩罚、获得精神救赎的过程意味深长、令人深思。

在描写这些小人物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总能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狠狠开掘他们的灵魂。

05 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被恐惧与精神危机包裹着

在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上，契诃夫是最后一位以描写小人物著称于世的伟大作家。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契诃夫也喜欢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只不过他不是全面描写主人公的完整人格，而更善于突出小人物某一方面的气质——恐惧。

例如《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切尔维亚科夫、《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等等。

《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切尔维亚科夫，仅仅因为在戏院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液喷到了一个大人物的头上，而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

尽管将军并不在意，他却一次次地上门解释。将军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让他觉得像是在责怪自己，因此心中更加恐慌。

到最后将军实在烦不胜烦了，疾言厉色地让他“滚出去”，结果他回家后就卧床不起，一命呜呼。

《胖子和瘦子》中的胖子和瘦子是小学时的同学，多年之后二人意外在车站相遇，均喜出望外，聊得甚欢，然而当瘦子得知胖子比他的官职高时，和谐轻松的谈话就戛然而止了。

他开始弓腰、屈膝、媚俗地朝胖子笑，一系列不自然的举动让昔日的同学厌恶至极，故事在瘦子“嘻嘻嘻”的媚笑中结束。

还有《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他自己本来做了奴隶，却还要求别人也同他一样安分守己地做奴隶，否则就恐慌得要命。

他把自己装在一个个的套子里，任何新事物的出现——城里新开一个茶馆，新设了一个阅览室……都使他恐慌万分，生怕闹出什么乱子来。

就连柯瓦连科和华连卡骑自行车，他也认为不成体统，违反道德。

他的奴性已经成了维护庸朽的旧事物的工具，最后在“一推”“一摔”“一笑”中忧郁、恐惧而死。

对这类小人物，契诃夫主要反思了，存在于其身上的奴性意识和权力崇拜意识，寄寓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思想。

还有一类小人物，是被抛到社会底层的贫苦无辜者，例如《苦恼》中的姚纳、《万卡》中的万卡等等。

短篇小说《苦恼》写的是马车夫姚纳不幸死了儿子，由于内心悲伤痛苦，试图向客人倾诉悲伤以减轻痛苦，但却没有人愿意倾听他的诉说。

丧失了诉说希望的姚纳回到马厩，只好把“儿子怎样得的病，怎样受苦，临终以前说过一些什么话，怎样去世的……”喃喃地向拉车的小母马诉说。

“姚纳讲得着了迷，把心里的话统统都对它讲出来……”，小说也就在这意味深长的叙述中结尾。

人在同类中找不到知音、知己，只好到异类中去寻找；而小母马居然似乎比人类更具有友善和亲和力，它“嚼着草，叫着，对它的主人的手喷气”。

在姚纳的苦恼中，有一种自我封闭的、“不能说话”的难言之苦。因此，如果能与客人谈心便是十分难得的倾诉心灵的机遇。

他不愿放过一次次宝贵的机会，企图利用短暂的时间，将失子的悲伤予以诉说，但由于自我封闭的性格和低下的社会地位，在每一次说话机会到来时，他的内心总是又激动，又紧张。

每次诉说，总是欲言又止、断断续续，加之坐车人的不耐烦，因而他的声音总是低沉的、喃喃的。只有最后一次，在摆脱了周围一切束缚之后，才痛快淋漓地向小母马倾吐苦衷。

对于这类小人物，契诃夫的态度是同情怜悯，并通过小人物苦闷的精神世界的展示，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隔膜，表现出人类的精神危机意识。

车夫姚纳向马诉苦的经历意味深长，令人深思：人们都在忙碌着，有谁可曾真正关心那些渴望关心的人，有谁真正关心别人过得怎样，心情如何?

在这种氛围背景下，自己的大苦恼，对他人来说也不值得一提，到处都是赶路的人，契诃夫选了那么多的赶路人，作为无暇心的听众，其独特意义就在于借没有人理会别人的苦恼，来表现人与人的隔膜所引起的精神危机。

即便已是21世纪的今天，这种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正在向现代人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契诃夫在一个世纪以前塑造的小人物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成了当下生活的一面镜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小人物形象是俄罗斯人物画廊中一到亮丽而独特的风景，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作家笔下的小人物经历了由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勾勒出俄罗斯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足迹，展示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社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