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狂人》：女病人拒绝性贿赂使医生发狂，人的尊严价值几何？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最广为人知的作品，莫过于2005年由徐静蕾、姜文搬上大银幕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小说讲述陌生女人，对男作家执着、畸形的爱恋。她隐身于作家的生活周围，十多年中，只与作家有过三次露水姻缘，过后便被彻底遗忘。临死前，她用一封迟来的信，向作家道出秘密。而他们共同的孩子，也于写信当晚夭折。

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样，茨威格很多篇小说，都着眼于人类极端情感，通过刻画无意识下的疯狂，揭示人性中深刻复杂，而又极少表露的一面，使读者为之震慑。

发表于1922年的小说《马来狂人》，是茨威格的经典作品之一。它描写了一个极其自尊的女人，宁冒生命危险，也不接受侮辱过她的医生的帮助。医生在极度的懊悔中发狂，在女人死后，为保护她的秘密，拥抱着棺材坠海而亡，用生命补偿了过失，虽然悲惨消极，却散发着人性的光芒。

故事由一艘开往欧洲的邮轮上，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对话引出，主情节通过第一人称内视角进行叙述。

“我”虽然医术高明，却早已对一眼望到头的直线人生失去了激情，只想在东南亚殖民地混过几年，好得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土著的马来人自然对“我”奉若神明，本地的副总督也对“我”尊重有加。

一个英国女人来到“我”的诊所，请“我”提供帮助，打掉她肚子里的孩子，那是她与情人的结晶。她目光坚定，承诺“我”将得到一笔远超退休金的报酬。

虽然“我”厌倦殖民地生活，渴望一笔钱回欧洲，并曾提供过此类治疗。但英国女人高傲、冷漠的态度，平视的语气向我提出请求，刺激了“我”微妙的自尊心，心生恶念，要她献出身体作为代价，钱可以不要。

医生职业让“我”惯于受到尊重，但缺乏生活信仰，却深感人生虚无，尊严廉价。女人傲慢的态度，在“我”看来，是荒淫本性的矫饰，内强中干，傲慢与自大，触痛了“我”的自尊心。

“我”开出的条件越猥亵，越能践踏对方尊严，自证强大。掌握着女人的清誉能否保全，生活是否被剥夺的权力，使“我”有恃无恐，趁人之危却毫无道德负担，甚至有惩恶扬善的快感。

女人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轻蔑和不屑，让刚刚还得意洋洋的“我”犹如一脚踏空。她的自矜和自尊，恰好反衬出“我”的猥琐不堪，人格魅力瞬间将“我”攫住。

多数人在生活中沉沦，委曲求全。极少人固守底线，宁折不弯。

医生意识到铸成大错，立即追出门去表达歉意，却被女人的仆人拦下。他在城里慌乱地寻找英国女人。殖民地狭小的白人社交圈，很容易打听到一个人的身份。医生得知，女人的丈夫是著名富商，不日将从横滨归来，要拯救女人，时间仅剩三天。

强烈的紧张感和时间压力，让医生焦虑发狂。他将自己称为“马来狂人”——一种紧追目标至死方休的疾病，想尽一切办法接近她，却屡屡遭拒。

女人强烈的自尊心，让她无法面对医生，坦白过最不能为人所知的秘密，却遭到亵渎，拒绝医生是远离羞辱，更是高傲个性使然。

医生的疯狂，则源于强烈的负疚感。女人的高贵人格，有如圣洁的光芒，照亮了医生卑琐无趣的生活，如果因一念之恶而毁灭，这样的道德压力使医生无法承受。他对女人所负担的责任，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的救死扶伤。

医生最终找到了女人，她躺在巫医家肮脏的床上，血流如注，奄奄一息。“马来狂人”的疯狂行动，没能使女人得救。她的临终遗言，是请医生帮守住秘密。

在前往巫医家治疗前，女人预见了危险。她托人给医生带去一张纸条，“太晚了！不过请在家里等着，也许我还会叫您。”

在尊严和生命的权衡中，她选择了尊严，拒绝了“我”。在两种尊严之间，她选择“我”，仍是为了守护更大的尊严。

赶在女人的丈夫回来之前，医生办理了死亡证明，掩盖了真实死因，将她匆匆下葬。丈夫回来后，为了解真相，四处打探医生的下落。

为履行诺言，医生放弃了工作和养老金，一无所有，逃离殖民地。就在他以为，女人的秘密终于可以长埋地下时，却看见女人的棺材被装上同一艘船，运往欧洲尸检。

医生对女人之死负有责任，对即将揭晓秘密，感到恐惧和不安。更深一层的是，医生将女人超脱于尘俗的人格品质视为崇高信仰，不容许丝毫玷污，连船上乘客跳舞，都认为是种亵渎。

船舶停驻那不勒斯港，起重机吊起棺材，准备装入小船，运回大陆。医生跳下邮轮，用身体下落形成的巨大冲击力砸向棺材，挣断绳索。铅制的棺材落入大海，连同女人的秘密，永远沉入海底。

医生完成了内心救赎，用惨烈的方式悲壮地补偿了过错。最开始，他因为歉疚奔波，最后凛然一跃，则是用身体捍卫高尚的人格品质，也升华了自我的人性光辉。

茨威格的文学作品，深受奥地利同乡、犹太人同胞弗洛伊德的影响，经常描写人物歇斯底里的状态，表达无意识下的欲望内核，构建起小说的张力。正如《马来狂人》，名字即带有癫狂症的色彩。

“我”在一次不成功的性索贿后，产生了强烈的，要帮助女病人的心理，无意识状态中，女人的人格光芒，令“我”感到自惭形秽，希望用行动补偿。当这一愿望一再受挫，本我的压抑变成歇斯底里的“狂人”行动。最后的死亡，是道德约束下的救赎，也是精神解脱的自求。

茨威格出生于犹太富商家庭，良好的出身并没有让他脱离人群，少年时他修习文学和艺术，青年游历欧洲各国，结识了一大批欧洲顶尖的文学家、艺术家，也见识了底层人民的生存现状。因此他的文学作为，始终包含着深深的人性悲悯。

《马来狂人》的创作年代，正值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本血脉相连的欧洲各国，陷入残酷的绞肉机式的焚烧与杀戮，人的尊严被战争面前捏为齑粉。茨威格此时发表《马来狂人》（短篇小说集，标题采用了《马来狂人》）含有反战，唤醒人性的意义。但是男女主角最后的死亡，则映射出他无力的绝望。这种心态最终将他引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古巴服毒自尽。

回到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成王败寇是公认的社会法则。成功的光芒足以掩盖，走向成功路上，手段是否正当、公义，是否坚守为人的底线和尊严等问题。

但是正像小说里的医生那样，作为小人物也许我们常常妥协苟且，但每个人总有一次固执的坚持、笃诚的信仰、倔强的不妥协，藏匿于心，是生命的底色。

他是你我的“马来狂人”，但愿他不会老去，不会走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