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的状元：投身改革的热血青年，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迷失方向

1905年9月，清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宣布停止科举推广学校。

所以1904年这一届科举就成了末代科举，这一届的状元变成了末代状元。

从唐朝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加，到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13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共产生了592名状元，再加上一些短命政权，有考证的文武状元共有777名。

在这些历代状元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他们大多出生名门望族，既有众臣之后也有名士之家，有的甚至是父子状元，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状元，他们出身寒门，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万里挑一的天之骄子。

刘春霖就属于后者，而且他还是一个标准的苦出身。

刘春霖家道贫寒，家里世代为农，因为生活困难，刘春霖6岁时便被送回老家，靠伯父抚养，8岁时进入私塾学习，直到14岁他才到保定跟随父母生活，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寒窗苦读，是当时学子们改变命运的最好出路。

1890年，18岁的刘春霖参加科举，考中秀才，进入保定莲池书院就读。在莲池书院读书的十年间，刘春霖学习了语言、文学、史学、世界各国政治及英语、日语等，这为他一举夺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04年是一个多事之秋，2月8日，日本偷袭旅顺，对俄不宣而战，最为可悲的是日俄两国战场却在中国的领土上。腐朽软弱的清政府竟然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划出了辽东为日俄的交战区，任由日俄践踏我大好河山。

日俄战争还未见分晓，英军又入侵西藏，强迫西藏政府签署拉萨条约，虽然最后未能得逞，但是英国又伙同美国诱骗2000华工发往南非，国内矛盾尖锐，革命运动空前高涨。

湖北、湖南、广东民众集会游行，要求废除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内忧外患让慈禧焦头烂额，心神不定，同时各地要求设立学部，废除科举制度的声浪一日更甚一日。

废除科举考试已经被提到了朝廷的重要议程上，但是这一年却如期举行，原因很简单，慈禧要过70岁大寿了，这次科考正是为此特赦的恩科。晚清时期，慈禧的大寿是朝廷的重大事件，每次大受慈禧都要大操大办，不过巧合的是每次慈禧过大寿，国家都会遭遇危机。

慈禧40岁时，日本侵占台湾，10年后慈禧50岁生日中法战争爆发，但慈禧60大寿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签订了臭名昭着的马关条约，慈禧希望70大寿的时候能天下太平，让她过个隆重的生日，但此时的清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慈禧想要好好过大寿的愿望要落空了。

正当慈禧因为内忧外患和70大寿而着急上火的时候，8位大臣递上了一个黄铃包，里面有10本试卷，这是他们从273名试卷中选出的前10名，按照名次依次摆放在包裹中，于是慈禧玉笔一圈刘春霖变成了状元。

针对皇帝的提问，刘春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第一，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想要维护统治，应反对空谈奉承。

第二，整顿吏治，要以整顿地方官为重点。

第三，刘春霖主张效法西方重视军事，整治军队，也要加强对士兵的文化教育。

第四，理财方面，他认为节流不如开源，而开源就要振兴实业，扩充商务。

在最后刘春霖提出，自古以来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要因时制宜，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除了字写得好，策论写的很有见地，可见刘春霖绝不是只靠名字就得到慈禧的赏识。

在刘春林考中状元那年，他的好友雷雨群抓住了商机，把刘春林书写的墨迹带到上海时印刷城，小字楷体，字帖一出版，因为字迹秀美，又是新科状元所写，十分猖獗。

1904年，刘春林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然而处在3000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即便是高中状元，也没有时间和机会让刘春霖去体会“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的得意。

刘春霖很快被派往日本，目的是师夷长技，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从政治、经济、教育、生活上都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很快日本便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清政府准备以明治维新为蓝本，发起预备立宪，对日派遣留学生也逐年增多。

1907年，刘春霖回国。但清末官场混乱，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利，无数皇亲国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权力体系，只剩下一些无权的虚职和闲职。

回国后的刘春霖就面临这样的职场环境，他先后被选为资政院议员，可毫无实权。

之前清政府迫于压力提出的预备立宪，也不过是表面文章，身处其中的刘春霖自然也明白，但他仍奔波于各地，宣传立宪主张，并积极的参政议政，可刘春霖的积极作为却被斥责是多管闲事。

1910年湖南巡抚杨文鼎不经决议就发行国债，刘春霖坚决反对，但军机处建议刘春霖不必追究，刘春霖不甘心前往军机处理论，摄政王载沣也告诫刘春霖别多管闲事，但刘春霖没有丝毫畏惧，辩称他的行为与立宪精神相背，可无奈的是刘春霖的耿直谏言未被采纳。

刘春霖逐渐意识到清政府的腐朽落后，大厦将倾。

1911年，对于刘春霖来说还是很难熬的，武昌的一声炮响，让原本属于进步与革新一派的刘春霖突然发现自己又多了一个标签，前清，背负着状元包袱的刘春霖成了新政治场上的笑柄，回到家躲了起来。

为了获得舆论支持，袁世凯积极笼络前清遗老，1914年刘春霖应袁世凯之邀进入总统府，任大总统府内室，不过又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散职位。

在此期间，刘春霖思想上却显得有些落伍，当时袁世凯想称，并在各省组织请愿团进京劝进，而刘春霖则作为直隶省的请愿团代表也进京劝谏。

如果说刘春霖支持袁世凯称帝，既是对长辈的支持，也是对他知遇之恩的报答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两件事似乎证明了刘春霖离进步和革新的形象越来越远，而这两件事也成了刘春霖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污点。

1917年，张勋以调节争端为名，带着辫子军进来北京。刘春霖身着清朝的四品朝服朝拜了宣统皇帝，没几天段祺瑞士兵北上讨伐张勋，辫子军战败，溥仪再次宣告退位，事后刘春霖常为参加朝拜一事，深感痛悔，说这是他一生的过错。

刘春霖所做的另外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则是在1931年淑妃文秀提出和溥仪离婚的时候，59岁的刘春霖公开站在溥仪这边，愤怒的指责文秀，实属大逆不道，不合祖宗法治。

那时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了近20年，但刘春霖张口还是祖宗法治，丝毫没有思想上的转变和进步。试图开历史倒车的他可能忘记了大清早已经亡了。当年意气风发投身改革的状元郎，似乎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已经迷失了方向。

抗战爆发后，刘春霖如何面对日本侵略者？明天我会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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