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提高创新策源能力有何新要求新机遇新挑战？来看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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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也是上海增强创新策源功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根基。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多次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要求上海要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 近年来，上海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取得显著提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初具规模，重大创新项目实施初显成效，科研队伍质量显著提升，一流学科建设稳步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与国家要求和国际标杆创新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人才队伍的活力需进一步激发；基础研究的动力需进一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需进一步提升；开放协同的潜力需进一步挖掘。

■ 在新一轮发展时期，上海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全球创新战略必争领域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系统部署和前瞻布局，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夯实科创中心建设的根基，支撑创新策源能力的全面提升。

10月19日，市政协召开十三届五十一次主席会议，审议“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不断提高本市创新策源能力”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金松 摄
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挑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着眼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不断提高上海创新策源能力，今年初，市政协把“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不断提高本市创新策源能力”列为重点调研课题，深入部分相关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实地调研、访谈，分析上海基础研究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针对面临的新要求、新机遇和新挑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上海基础研究发展的现状
自中长期科技规划实施以来，上海不断推进基础研究工作，进一步提高了上海在科学前沿的突破能力和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力，为关键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取得显著提升。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初具规模。全面启动和推进一批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挂牌成立和启动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机构和平台，主动参与多领域国家实验室建设。目前，上海已建成和在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14个，数量和投资总额全国领先。
重大创新项目实施初显成效。部分重大专项计划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为后续研发奠定了基础。
科研队伍质量显著提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青年英才扬帆计划、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浦江人才计划、学科带头人计划等覆盖了对博士后到领军人才各主要成长阶段的培养支持。
一流学科建设稳步推进。大力支持、积极引导上海高校坚持走以一流学科建设带动一流大学整体建设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扎实推进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高水平国家级科研基地等项目。布局和建设一批服务国家战略和科创中心建设的学科；打造梯次布局的高水平科研基地；积极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合作。
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积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产学研协同创新，探索新模式新机制，着力推进全创新链一体化原始创新，提升上海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识服务能力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截至目前，上海高校共建成33家协同创新中心，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为基础，充分汇聚创新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并取得良好的成效。
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上海在重要前沿领域的创新突破能力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高质量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总量，特别是以第一作者单位或通讯作者单位发表论文的数量，与“十二五”同期相比有较大跃升。与此同时，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上海基础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上海基础研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与国家要求和国际标杆创新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人才队伍的活力需进一步激发
一是顶尖科研人才、团队依然稀缺。近年来，上海不断加大吸引海外人才的工作力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端人才的空缺，但顶级科研人才的集聚度依然较低，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师”级人物，能够引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科学家，以及国际一流的创新团队稀缺。高水平科学家规模偏小、集中度偏低，位于顶层的国家级领军人才占比不足0.5%。2019年度ESI高被引科学家统计显示，上海核心科研机构拥有高被引科学家的密度明显偏低。
二是人才队伍发展不平衡。领军人才的学科分布明显向生命科学和医学医药领域集中，以及工程制造、材料与信息领域，而理论、计算等基础学科人才极为匮乏。在科技经费资源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人才队伍结构的“偏科”无形间会对资源分配的结果产生影响，进而使其他领域人才得不到足够的成长机会，最终使其他重要学科由于缺乏资源而发展受抑，导致人才流失，陷入不良循环之中。
三是基层科研人员收入结构不合理。低保障高激励的工资结构，不仅严重削弱了岗位工资的主体作用，不能给科研人员稳定的基本收入保障，不利于形成稳定的科研环境，还刺激产生了收入不规范行为，对科研造成损害。
基础研究的动力需进一步增强
一是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不足。从投入比例看，上海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强度逐年提高，并在“十三五”规划中首次将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列为核心指标。2020年，上海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研发经费支出比重预计可实现10%，但与世界主要创新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普遍在15%以上相比，上海基础研究总体投入水平需进一步提升。从投入资金来源结构看，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创新型企业和社会机构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投入偏低。从投入方向看，基础研究资金大部分投向了应用导向研究，真正投入原始探索的比重过低。从投入周期看，近年来，上海在基础研究稳定持续支持方面有过探索，如尝试人才计划与项目计划连接，但仍存在支持范围小、周期短、缺乏长期稳定支持等问题。
二是基础研究的管理机制不灵活。支持方式比较单一，经费自主权不充分，科研经费使用受诸多限制，缺乏项目过程调整机制等问题，不利于科学家大胆进行前沿探索。
三是基础研究的评价机制不完善。对于基础研究而言，论文、优势声誉的积累是反映水平必不可少的依据，如何在评价中做好对“代表作”的水平评价，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型单位、不同类型研究活动的差异化评价，对研究的原创性、前瞻性与价值前景的评价，对研究进展及其过程与结果不确定性的评价，科学的分类评价、注重实效的评价机制尚在摸索中，还未有效形成，影响基础研究的发展进程、质量和效率。评价专家组成国际化程度不高，鲜见世界顶尖科学家，小同行评议存在领域专家适配不到位问题，影响了遴选项目的水平。
四是基础研究的关键基础支撑自主性弱。高端的实验试剂、科研设备、关键软件主要依赖国外技术产品，大科学数据依赖国外数据网络，在外部环境逆风逆水的情况下，这种建立在“别人的平台”上的科学研究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阻力和被卡风险。
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需进一步提升
一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性不强。相对于高风险、见效慢的原始创新，跟踪创新、模仿创新的效率高，大部分企业缺乏远见，或受限于资本的逐利要求，长期不愿自主创新。
二是企业获取优质科研资源的难度较大。企业自有的技术创新资源往往较为有限，科研资源信息、高端科研设备、大规模科研数据以及创新所需的大量前沿新知识及其应用等，需要高度依赖外部创新资源，而优质科研资源往往难以获得。
三是产学研协同创新障碍较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在目标追求、绩效考核、管理方式、对接渠道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对早期资金、人才、科研基础资源利用以及诚信系统与知识产权保护等需求方面难以得到满足，导致产学研合作进展困难、难以达成互信，难以形成产学研创新主体积极寻求合作的局面。
四是科研活动环境有待优化。知识产权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诉讼和审判体系不完善，诉讼效率低下，专利官司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使创新活动者的利益受到伤害，进而制约创新的积极性。
开放协同的潜力需进一步挖掘
一是国际国内科技合作缺乏深度。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一般停留在为国际合作项目提供交流经费，且数额很少、支持方式单一。在长三角区域以及与国内科研资源布局丰富的地区合作中，还面临缺乏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严密的组织机制和坚实的微观基础，尚未形成有效的深度共享共赢的合作局面。
二是国际科技资源利用程度不高。从全球国际科研资源的有效利用来看，上海的国际化开放程度不高。
三是公共研发资源的开放共享不够。由于公共科研资源全社会共享的理念差异和供给不足等，资源的运行机制、全社会共享程度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大科学设施、高端科研设备、大数据资源平台、科研信息、政府数据等公共研发资源，共享服务范围大多限制在科研机构使用，很多企业无法便捷地获得资源开展创新活动。
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的对策建议
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要稳定的人才队伍、扎实的平台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雄厚的资本投入等。同时，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需要大力倡导与弘扬科学家精神。上海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坚持原创导向、以人为本、制度创新、共建共享，聚焦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关键性问题，强化源头供给，激活原创需求，着力打造“四个高地”，即：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原创性成果策源高地、引领性企业成长高地、开放性创新协作高地。
坚持培养引进并举，打造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
雄厚的基础研究需要更尖端的人才。在全球化遇到阻力，疫情加剧保护主义的情况下，要加快引进世界顶尖人才和团队，培育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改善科技创新生态，给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一是加快引进顶尖科研人才。要面向重点领域科学前沿发展需求，持续跟踪、招募世界顶尖科研人才和团队，吸引世界一流科学家来沪，支持其建立杰出科学家工作室，开展研究、发展团队、培养人才。加大对优秀外籍博士、博士后引进力度。
二是加大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力度。围绕重大专项和科研基地建设，稳定支持一批领军人才和团队。围绕学科领域优势培育，扩大支持培养一批杰出青年人才。扩大自然科学基金规模，基金资助向青年科学家倾斜，为更多青年科学家提供独立研究机会。加强一流机构、一流学科对优秀青年后备人才的培养，扩大优秀博士培养与博士后引进支持规模。
三是建立更为开放的人才交流制度。实行科研人员按需出国交流、合作、访学的审批制度。加大对科研人员国际合作的支持力度，建立国际科研伙伴关系，深度参与国际学术圈。
四是营造潜心研究的良好环境。大力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和育人等科学家精神，积极培育全社会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文化氛围。探索建立科学家年薪制和终身制，为科学家从事科研提供长期、稳定、持续的支持。推进公立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提高财政支付基本工资比例，优化科学家工资结构，保障科研人员合理的基本工资水平。
推进体制机制重塑，打造原创性成果策源高地
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逐步完善长期多元地投入机制，建立长期稳定地支持机制，优化基础研究管理使用机制，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激励机制，将巨大创新潜能有效释放出来。
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强度。立法保障市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优化市财政科技资金投入结构，改变现有财政科技投入战线过长和“重试验发展”“轻科学研究”的不合理现象。财政投资要更加突出政府功能，向市场机制容易失效的创新链的前端倾斜，提高市财政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投入比重。
二是建立多元、稳定的支持机制。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领域，探索政府与科研机构、企业、医疗机构、行业组织、风险投资等组织建立重点领域联合基金、制造业伙伴关系等，形成基础研究投入多元化格局。结合重大重点研究任务，选择具有创造性、颠覆性潜力的基础研究项目，给予基于绩效管理的长期稳定支持，并实施灵活高效的动态管理方式，以期取得引领性、颠覆性创新成果。
三是优化基础研究管理机制。进一步转变管理理念，放宽项目经费使用的科目限制，破除对科研人员的束缚，把科研自主权放归科学界。建立经费使用“负面清单”，改进管理方式，加强科学家诚信系统建设，从制度上防止经费使用不规范。遵循基础研究活动风险高、难度大、不确定性强的特征规律，建立宽容失败结果的“容错”管理机制，对因非道德因素造成的项目失败不予追责。
四是构建鼓励原创、注重长效的基础研究分类评价激励机制。人才评价要注重突出人才的创新思维与创造力，避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项目评价要注重原创性、科学价值与应用前景。增设基础研究后评估，重视成果的深化研究、中长期创新绩效和成果转化的跟踪评价。实施国际化同行评议制，推进基础研究战略咨询委员会专家组成多元化，吸纳全球顶尖科学家，充实专家库高端专家资源。
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引领性企业成长高地
要着眼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领军企业，充分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意识、自信和需求，强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主力作用，打通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的产学研链条“堵点”，向打造技术能力和科学能力“双引擎”转变，成为基础研究的生力军。
一是完善重大项目组织模式。上海应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重大装备等重点领域的“卡脖子”问题，积极探索开展央地合作、军地合作、院企合作，建立重点领域重大项目政产学研联合支持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国有企业与高校院所建立联合实验室、新型研发平台，持之以恒地开展联合攻关，助力解决“卡脖子”问题。
二是优化企业税惠政策供给。拓展、开发新的税惠政策工具，提高研发税惠水平，对出资支持基础研究的企业，允许其将投入实验室或科研机构的运行研究资金纳入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享受相应的税惠政策。
三是改善企业创新生态环境。完善建立“科技金融”体系，聚焦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形成资本为科技创新服务的良性循环，助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大力推进大科学装置、大数据中心、超算能力等重大科学设施的共享服务，将开放共享面扩大至全社会，探索高效、合理的共享使用制度。加快落实《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重要精神，加大保护力度，健全保护机制，缩短审查授权周期，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损害赔偿力度。
提升平台载体能级，打造开放性创新协作高地
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积极构筑与国际接轨的创新环境，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为科创策源提供强支撑。
一是构建世界级基础研究支撑体系。大力推进大科学装置、大数据中心、超算能力等重大科学设施集群建设，大幅提高对卓越前沿研究的支撑能力。将张江科学城打造为世界级基础研究试验特区和科学高地，将临港打造为全球顶尖科学家社区和具有强大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协同创新高地。
二是推进建立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关系。加快启动上海主导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代表国家深度参与国际重大科学合作项目，成为国际科学研究合作主力军，争取国际科技合作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建立重大科学设施国际合作研究基金，为国际用户来沪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开拓基于重大科学设施的国际科学合作研究。
三是深化长三角区域原始创新合作。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加速创新要素的省际流动和融合。围绕重要领域，推动长三角区域内高校、院所强强联合，建立原始创新联盟，组建跨区域团队，成立联合研究中心，深入开展基础研究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