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与“上流社会”的距离有多远？这片真实到残酷，拿下奥斯卡

文：宿夜花

阶层（class）主题是世界电影的共同母题，关于“阶层”的故事，对于任何文化背景、语言环境、性格爱好的人，都有着无差别的吸引力。《寄生虫》在奥斯卡上破纪录，是对这一人类社会根本母题最现代化的包装与呈现。

究其本质，“阶层跃迁”似乎是很多人曾做过的美梦，平民渴望努力成为精英，精英企图通过运作变作权贵。即便是对于很多与世无争的人看来，这一切身外之物并无意义，但人活于世，没人会安于劳碌、丧失尊严与体面、扮演任人宰割的角色。

中国人爱听帝王将相的故事，对打探富豪商贾的家族趣事乐此不疲。“麻雀变凤凰”（钓金龟婿）、“凤凰男逆袭”等等阶级跃迁的佳话，都成了枯燥生活中的调味剂。

对更高阶层的憧憬、幻想与窥视欲，似乎是人的一种天性（现代爆款剧《我爱我家》、《家有儿女》、《武林外传》中看似普通人的主角们都并不普通）。

所有这些为劳苦大众提供“阶级跃迁”幻想的陈词滥调，尽管听着诱人，却难有现实层面的可行性的——如若没有过人的外貌、摄人的天赋、惊人的才华，平淡无奇的个体又怎能违背一个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运转规律呢？

英国电影《金屋泪》便讲的是这种普适性的主题，以致于影片尽管有着十足的时代感（背景是二战后的反思期），却表现的是一种无关时代、地点的人类社会普遍境遇。

尽管影片也无情揭露了西方“上流社会”的丑态，真实到残酷，但其更深的主题，是“阶层跃迁”的徒劳与虚妄：普通人距离“上流社会”究竟有多远？

注：《金屋泪》（片名“RoomattheTop”直译过来便是“扎根上流社会”，因此也常被译为《上流社会》）是50年代末开始的英国电影新浪潮时期的代表作，不仅于上映后获得了第32届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剧本两项大奖，更入选BFI（英国电影学会）评选的“百佳英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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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在选角上有着毒辣的眼光，男主角劳伦斯·哈维，是60年代最负盛名的英国男演员之一，尽管他不似德克·博加德（《魂断威尼斯》）、阿尔伯特·芬尼（《东方快车谋杀案》）那样更为当代观众熟知。

其形象酷似好莱坞巨星“东木”（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硬朗英武、野性十足。

他的气质中，既没有怂包式的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也不似贵族公子那般优越，带有一种草莽式的阳刚。也正因如此，他扮演影片男主人公乔·兰普顿——出身贫寒一心渴望“向上爬”，有着天然的说服力。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狄更斯的笔下，仍旧是一个等级分明、穷人富人之间壁垒森严的世界。

50年代末的英国电影新浪潮，男主人公也多以“愤怒青年”为主，尽管具体剧目里的性格特征不尽相同，但都有着很强的共性——出身工人阶级（workingclass）、对世间的污浊人性的伪善命运的不公带有着愤怒。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乔·兰普顿，用当代的眼光看，无疑是不讨喜的（甚至对部分观众来说是令人作呕）。他对上流社会抱有渴望、费尽心思地试图通过攀附富家女往上爬，但他又没有泯灭掉良知、不惜一切地贪图名位，终究对恋人未能付出金钱，对妻子未能献出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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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观者似乎质疑男主人公何德何能让两个女性同时喜欢？当然，这其中固然有特定时代编剧技法上的局限性。在我看来，剧本的逻辑还是基本自洽的。

布朗家族的千金苏珊，爱慕男主角乔身上有别于世家子弟的活力。而中年剧场演员爱丽丝（西蒙·西涅莱饰），和乔之间，是成熟与稚嫩，老迈与少壮，历尽沧桑与初入尘世的对照，倒也不算是毫无依据。

爱丽丝的形象，是具有典型性的，西蒙·西涅莱作为法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女演员之一，她的表演能力也是高于同时代好莱坞的普遍水准的，这也是她为何能用影片同时获得奥斯卡与戛纳电影节影后的原因。

她作为女性，在年老色衰后，被丈夫冷落。年轻气盛的乔，对她而言是颓丧生活中的一抹亮色。爱丽丝同时兼具老练世故与敏感脆弱，她经历多、看透了，所以世故练达，而无论看明白了再多事，内心的空虚又是渴望通过哪怕片刻的欢愉来填补。

影片的重心还是放在了男主人公的身上。他的优柔寡断、漂浮不定、懦弱无力，无疑是具有更深的复杂性。男主角乔无法给予爱丽丝全身心的爱，他对爱丽丝的爱是人生低谷、苦闷无依状态下的产物，带有着玩世不恭的心态。

他们之间虽有感情基础，却不够牢靠，更不够对等。对于他而言，爱丽丝是人生阶段的一个“朋友”，而他却是爱丽丝的救命草。他们的畸恋受制于女朋友苏珊及其背后上流社会的制约，他们掌握经济、舆论权力，决定了乔是否能够“生存下去”。

乔的背后，是很多底层平凡而不乏野心的男性可怜与可悲之处。

渴望通过投机倒把、攀龙附凤进入上流社会，为此妥协、忍让，却发现仍旧摆脱不了边缘化的处境、“任人宰割”（岳父布朗及其背后的“上流社会”社交圈）的本质。他们的爱，更是卑微的，甚至无法承诺什么、弥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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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2届奥斯卡上，最佳男主角似乎被认为是《热情似火》杰克·莱蒙的囊中之物，最终被破纪录的《宾虚》（11项奥斯卡）男主角查尔登·海斯顿拿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金屋泪》中的男主角，似乎是很难被奖项表彰的那类角色，足够的猥琐，足够的卑劣。男主角与英雄主人公相去甚远，他的“反叛性”更多是以一种戾气形式呈现，没有达到绝对意义上的反叛精髓，在还没有去质疑、反思、抗争时，他已经对“上流社会”投降。

也许，值得庆幸的是，他自始至终没有完全泯灭良知，他在“向上爬”的路上一去不返，却无法甘之如饴，永远陷入精神上的苦痛与负重状态中。

尽管阶层跃迁，是看似无望的事，但永远都有人为此努力。对照影片与其他讲述阶层主题的英国电影（《卖花女》、《教育丽塔》等），阶层的主题看似归为一种无可奈何，却不断有人为改善自身而努力着。

电影《金屋泪》相较于对“为富不仁”的道德控诉，更多是陈述一种无奈与苦楚。究竟是乐天知命、安于平淡，还是不断“攀登”？其中苦楚与趣味，恐怕只有亲历者才能完全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