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2348|一个代号，一个时代，几代三线人

　　图文|王老建 编辑|邓龙

　　[编者按]蒲纺，全称蒲圻纺织总厂，代号2348，位于湖北省蒲圻（今赤壁市）荆泉山下，曾经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当年是全军最大的纺织联合企业。1976年根据军委命令移交纺织工业部，后又移交湖北省、咸宁市直至赤壁市。当年十里纺城，在军内外有着良好声誉的特大型国企，但最终倒在了千禧年的门槛上。

　　作者王建是蒲纺子弟，他以惊人的毅力，自费收集资料、采访当事人，写作出一部厚厚的三线建设史，书籍出版一波三折，终于在今年年底要付梓面世。当这项鸿篇巨制终于即将完成，蒲纺人翘首以盼，一个时代、一个代号、几代蒲纺人的心愿即将完成了！

　　因题材敏感，在游走数个出版社后，有人在如今诡异的国际形势下看到重提三线建设的意义，从史实和学术价值角度上报选题，获批出版。

　　去年6月，我曾以《出版说明》方式预告《代号二三四八》一书将于2019年年底出版，并用14期公众号刊载了约1/3章节样稿。不想，临付梓时又出周折。

　　国企破产和职工下岗，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过程中伴随而生的阵痛现象，如同三线建设本身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历史的记录者，我再怎么修改，也只能调整自己的情绪，不可回避话题自身的沉重。在游走数个出版社之后，有人在如今诡异的国际形势下看到重提三线建设“应对当前国际局势提供破局思维”的现实意义，更感慨一代军工战士（同时是老国企职工）为国家大局所付出的两轮牺牲，从史实和学术价值角度上报选题，终于获批出版。

　　本书改由注重学术与史实研究的某高校出版社出版，将于2020年12月下旬出书。请原谅我暂不披露出版机构。但我负责任地说，本书是经宣传出版部门审阅的、且由中国版权图书馆核准CIP书号的正规出版物。我还要说一件事，在本书出版受阻期间，有境外出版商闻知有此书，在看过公众号后联系过我，但我未接话题，为甚？我是认同主流价值观的中国公民，本心可鉴。

　　谨此说明，并顺告众多关切与垂询者。

　　第一、继续展示本书部分内容。本书最后一节是工厂破产后的一个真实故事，我曾说给一些人听，无不动容垂泪。这是我用两年多时间潜心本课题的原始动机。最尊贵的东西在心底。

　　第二、继续与书中人物交流。我自聘助手搜集资料、自出经费南北调研、自通关系查阅密档，除前后九次返回老厂外，还去北京、深圳、成都、武汉、南京、大连、岳阳等地访谈了400个当事人，其中110人直接写进书中（间接更多），期间，曾在公众号中引起强烈共鸣的张存身、卢楚鹏、张志国、刘英茹等老人不幸去世，而他们是多么想读到此书呀！本书辑录了160名“老中南”全名单，我以此书 “谨向以他们为先驱的全体蒲纺建设者致敬”！

　　我将向这110人赠书，现征询邮寄地址。

　　第三、关于书本邮购。在公众号发布期间，有不少媒体记者、高校学者和企管人员向我提出购书。厂内人员就更多了。书中涉及诸多隐秘故事，大的如“913事件”对蒲纺去向的影响、“530事件”真实内因，小的如在鼎盛时期某厂长某总工为何辞职、为什么要去证明“我妈是我妈”……从“71式”军服的决策过程到工厂破产的艰难抉择，很多人问这些细节的获取渠道。在此我说，是很多当事人（或其后代）主动解密给我的，这是一种信任，信任会转化为责任，写了两年，为出版又“折腾”了近两年，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锲而不舍而坚定的人，再困难也想将之问世。

　　好在苍天不负，终于碰到有担当有情怀的出版人。

　　为方便关切者购书，我联系出版商以内部6折特惠价供书。

　　以下说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继续样稿展示。如下是本书最后一节，“代跋”是附带说明写作动机。

　　父亲的花圈（代跋）

　　三线建设时期有8所高校局部或整体西迁，其建设工程以“65”字头为保密代码，如651为清华大学绵阳分校、652华东化工学院四川分院、653北京大学汉中分校、654南京大学中南分校。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除将舰船工程系改名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哈尔滨工程大学）留下外，其他院系分别并入或组建为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工业大学和长沙工学院（现国防科技大学）。整体搬迁的学校是：北京矿业学院成为四川矿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变作西南交通学院、大连医学院改建为遵义医学院。

　　我父亲当时在大连医学院。1965年12月国家卫生部作出搬迁决定，当时的安排是筹建人员先去建新校舍，旧址从1966年停止招生（文革后其他高校也停止招生），待全部学生毕业后全体教职员工再全部走。

　　在搬迁的日子临近时，我父亲突然被调离。当时我们家住大医七七街宿舍区，同楼的马永祥家的两个孩子马蓉、马月与我姐姐王英和我分别年龄相仿，各自都是最要好的玩伴，突然有一天大人们带我们4个孩子去照相馆拍合影作临别留念，我们姐弟才知道我们家不走。

　　那年我9岁。王英和马蓉姐泪眼婆娑约定相互写信，但在还没等到马家来信，一纸通知下来我们家也搬走了。

　　这是1969年7月，我父亲带我们全家下放到庄河县石山公社解放大队第四生产队（邵屯）。多年后回城无望，我妈向老家的亲戚求援，之后“湖北蒲圻纺织总厂”和另几个单位的名字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姨首推蒲纺，在信中她还特别强调说：“这个厂虽然在山沟里，但它是一个三线大厂，要不是部队撤了政审松了，他们也不会要你们”。

　　我父亲本不想回湖北，他对“三线”这个词很敏感，当时他说“喔，是三线建设呀。”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三线建设”这个词组。

　　我父亲没去遵义是因为政审不合格。

　　我父亲家庭出身是地主。他自小读书，不谙农活，无论锄草或担粪，他的劳动姿势常被人取笑，队长据此说“看来对地主阶级实行劳动改造很有必要”，我父亲也不恼，不但虚心学习请教，还把他的手表借给队长戴，队长说“这样就能按时吹出工哨子”，农村刚通电时我父亲还将家里的收音机拿给队部用。他总是尽力讨好每一个人，笑脸相迎点头哈腰，但在家里时常唉声叹气愁眉不展。

　　随着我的长大，我逐渐开始想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都是读书读出来的，能解放前读书的其家庭成分大多挺高，为什么那么多教师能去遵义而我爸不行？在生产队劳动三年后，我父亲被抽调到临近的元和大队的学校教书，都说他的课讲得好，连我所上的解放小学的老师都以能去听他讲课为荣。大学改招“工农兵学员”时，石山公社只有一个推荐指标，但关系硬的有好几人，公社于是说“内部考一下（谁成绩好谁上）”，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名叫赵革的青年经我父亲辅导后脱颖而出，以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据说录取赵革还有一个原因是她知识面宽。我父亲也因此名声大震，被公社中学调去教书。都说他是全才，语文、数学、化学、生物、政治、地理、历史哪一门课都能讲，学校还别出心裁开了英语课。全国恢复高考后石山公社一个叫李宝章的人直接考上大连外国语学院，录取通知书来时大家都很诧异，某主管副县长问这英语是谁教的？教育局说是一个名叫王时中的下放户，副县长说快调到县里来，教育局说那人已经走了。

　　这是我们来到湖北后，庄河那边来信说的。

　　我们来湖北也算是回老家，我父亲是与蒲圻相邻的崇阳县回头岭村人，奇怪的是虽相隔几十公里我父亲也不回乡村。我父亲1925年11月出生，他在读私塾时就立志考武汉大学，起因是那时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是我们本村人，民国时期回头岭村有20多人考学出去皆与此偶像的影响有关。自明朝景泰年间王家有族谱，王世杰是第二十代后人，他是我父亲的远房堂叔。

　　王世杰后来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多个要职，1948年11月毛泽东将43名国民党要员列为“头号战犯”，王世杰位列第21位，1949年他随蒋介石逃往台湾。

　　这样说来，我父亲不但家庭出身不好，还有个亲戚在台湾。阶级斗争年代查家族历史一般以三代为限，厘清族系延伸关系，我父亲与王世杰的血缘隔五代之远，多年来他诸事政审不过关，乃至他采用近乎隔绝的方式与家乡保持距离，对此我一直不解。

　　因做本书课题研究，在蒲纺档案室查资料时我有机会“偷看”我父亲的档案，发现有这么一件事：

　　“王的社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其家族方面的关系，即与王世杰家中的关系，特别是与王世杰的哥哥王镜远的关系。王镜远系伪县参议员，地主分子，已镇压。1949年11月逃避斗争潜居武汉时，王曾包庇过他，让他在宿舍匿住三天。”

　　这是1953年“忠诚老实运动”中武汉大学对我父亲的鉴定。王镜远是我父亲的堂叔，但他也是战犯王世杰的亲哥哥和镇压对象。

　　我父亲的档案很厚，他写有多份检讨和说明，其中最说不清楚的就是这件事，有人建议定为包庇反革命的“坏分子”，若此，在“地富反坏右”五种人中我父亲还会多一顶帽子。1956年和1968年大连方面两次派人来湖北外调，前后增加二十多份笔录和证言，多围绕收留王镜远“匿住三天”之事展开，万幸的是两次都以“维系原结论”作结论——原结论是这样写的：

　　“……据现有材料，这一问题虽系立场问题，但可能由于当时政治认识低下所致。我们认为王时中的问题系一般历史问题。”

　　可能就是这个“虽——但”句式帮了我父亲。不能去搞三线建设是最温和的拒绝。

　　我父亲应该没看过自己的档案，但他心知肚明，他所有的自卑、唯诺和谨慎与此有关。1949年5月他曾与一群进步青年参加过欢迎解放军进城（武汉）活动，以他的见识，收留王镜远“匿住三天”意味着什么？他不会没想过，这里除了乡情亲情，我想，这可能与王世杰曾是他的偶像有关。

　　我父亲第一次正面向我提起王世杰，是恢复高考后他给我辅导功课。他喜欢把地理与历史、政治一起讲，一张地图在墙上，平原、盆地、山脉，西高东低、大江大河，某日他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圈，说三线建设就在这个区域，山川是天然的地理屏障、河道是优良的运输走廊，中日战争时日本人打下半个中国，但在北面打不下潼关、在中部不敢进三峡和湘黔的万千大山，“一号作战计划”后日本兵才去南面打独山……。记得那时父亲问我，抗战时期为什么国民党盘踞在西南、而共产党在西北延安？

　　一寸山河一捧血骨，我懂得“浴血奋战”这个词的准确含义。我父亲没有说出“虽步步败而步步战”的原话，但说出当时胡适有一封信，他还告诉我胡适的信为什么多寄给王世杰。

　　在胡适预言抗战的信公开传导之前我就略知道这段历史。这也是我一直喜欢研究近代史、抗战史，乃至三线建设史的原因。

　　我父亲的档案里还保留有他的四份入党申请书，每一份都写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是学经济学的，建国初期中国各大学开设经济学课程，按苏联体系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系，在大连医学院我父亲是该门课的骨干讲师之一，我家现在还保存当时的苏俄（联共）教程和讲义。后来他所在的教研室也负责传授党史课程，作为非党内人士讲中共党史，1963年我父亲第一份入党申请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他写日伪及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经济的、民生的、政权秩序的状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他还描述当年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心情，他不回避阶级问题并时刻解剖自己，他说在思想上已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

　　我父亲在退休的前一年即1984年5月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他之入党惊动面很大，介绍人唐崇钧直接说，连这么勤恳、踏实的人都不能（批准）入党，那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2017年我见到原蒲纺一中副校长魏庆信，他说到当年曾与唐崇钧一起去回头岭做外调的事，回来后将情况一直汇报到总厂党委。曾任总厂组织部长的于会文曾对我说，你父亲（入党）的事，主要是档案里关系复杂，我们派人去查了，相信没有大问题，最后是我代表总厂党委签字，直接盖总厂党委（而不是基层党委）的章；于会文还说，再不批准老校长就退休了，说不过去的。

　　我父亲退休前是蒲纺一中校长，蒲纺的老人们至今说到他都习惯称他“老校长”。他退休后以返聘身份还坚持在三尺讲台上，一直到68岁随我们来广东才停下来。晚年，无论是在珠海还是广州，小区里有很多外来老人，大家聊天谈来历，我父亲从不提曾让他耿耿于怀的大连医学院，他说他来自湖北，那是一个三线建设的大厂。

　　2004年4月我父亲被查出肾癌，手术后情况挺好，在将医疗单寄回厂里报销时，他说厂里正在破产，不知有没有人管，那一段时期有关厂里的动态都是他告诉我的。2006年12月的一天我父亲突然倒在洗手间，我们以为是脑血栓，送到医院后才知是此前潜伏的癌细胞转移所致，没有医生对年逾八旬的老人主张做颅腔手术。

　　当月30日我父亲去世。在生命弥留之际，某个瞬间他突然呈清醒状，以非常微弱的气声问我：你说我死了，厂里会给我送个花圈吧？

　　我的心猛地颤抖起来！厂子都破产了，这……，我俯身搂住父亲的头，在他耳边坚定地说：“会的会的，您放心。”父亲去世后我连夜写追思词，眼前轮换出现在大连、庄河和蒲纺不同时期他的背影。第二天我给原劳资处长郑志伟打电话、发邮件，告诉他：①我想冒用蒲纺名义给我父亲订一个花圈，请确认；②我想冒用厂里的名义写悼词，请审查；③我请求厂里派人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路费我出。

　　可能是经过请示，郑志伟同意第①点，对第②和第③点，他说厂里委托在广州工作的原蒲纺职工胡建法来致悼词。胡建法来了后跟我母亲说崇阳家乡话，说是代表厂里来的，我母亲为此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说“厂子都没有了，还有人关心我们。”

　　第二天早上，我母亲焦急地对我说：昨天忘了一件事！

　　我问：什么事？

　　我母亲说：你爸昨晚回来了。

　　我指着遗像和骨灰盒说：妈，我爸不是在家吗？

　　我母亲说：你爸回来要一块红布。红布？她接着说：昨天应该给你爸盖上一面党旗。

　　我心里又是一颤！头脑中瞬间闪过几个念头，其一，多年以来我父亲谨小慎微，到蒲纺后才结束提心吊胆的日子，组织上还接纳他入党，蒲纺是他的心灵归属；其二，这话如果昨天说还真会让人犯难，都知道党旗的使用有讲究；其三，世事苍茫，凡人凡事，但我们应该有权采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情。

　　我和母亲剪下一块红布，覆盖在我父亲的骨灰盒上。若干天后（择日）下葬，我们把这块红布放进骨灰盒里面，紧贴着他的遗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