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假货的误区及“死城”复活的内在逻辑

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莫城街道两千多家服饰档口，傍晚五点到七点开始营业，运出上万件“大牌”服饰，这些三标齐全，价格不到正品价十分之一的假货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尽管媒体曝光、当地部门不断打击，外贸村假货市场活动依然猖獗，为了逃避检查，外贸村的档口店铺大多数白天关门,改成晚上营业。（据新京报11月30日报道）

能够让死城复活，假货功不可没。从新闻得知，档口打通产业全套造假产业链，三标（品牌标，洗水标和厂家信息和价格合格证）由专门厂家大批量订做，一件假货有了均价一块钱的三标，摇身一变成为“品牌”对外销售。根据客户需求，同一商品都给予不同定价，便宜货放在网店销售、微商；质量好的放品牌折扣店、实体店。档口只展示样品，库房与店面分开，微商等买家提前下单，双方约定时间取货，档口用黑色袋子把假货转移出去，隐秘程度非常高，留给工商执法部门的窗口期只有两个小时，错过这时段，工商部门“死无对证”。

鞋袜服饰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品牌背后具备高知识产权附加值，通俗点来说就是单件产品利润高。而这些也会给假货生产留足了更多利润空间和操作尺度。参与造假的企业从生产到销售，每一个环节分工明确，合作紧密。因为有了利润，也决定了他们以身试法的勇气。用档口的原话，“杀头”的生意就有人做了。

常熟外贸村只不过是在“造假地图”新增了一笔。这样的造假村并不少见。例如此前媒体曝光的福建莆田高仿鞋，鞋企已有数千家，每年生产运动鞋近十亿双，年产值高达600多亿元。莆田当地直接从事鞋业的人有30多万，占了这座小城人口的近十分之一。还有河南濮阳、许昌造假假烟；河南孟津县朝阳镇南石山村仿制的文物，有了“中华造假第一村”之称；河北石家庄深泽县蓝月亮造假村……他们应对监管策略差不多，这些造假村白天基本是一座死城，一到晚上就复活。

假货泛滥，并且在监管之下死灰复燃，这背后自然是有他们内在的运行逻辑：

第一，造假并非因为商业落后，而是贸易活跃区域。因为制造业高度发达，市场，技术、物流等相应成熟，造假受制的障碍没有了，而他们更好集中精力去突破造假的屏障，让假货快速流动迭代。

第二，造假产业能蓬勃发展，背后其实是消费者对于假货的旺盛需求。他们并非是造假产业的受害者，而是假货泛滥的温床。通常的假货集中在假货使用与真货差不多，而价格差异巨大，这类假货使用潜在风险小，消费者更容易去购买。

当地执法查封比较紧，商家就会去掉标牌，产品流向微商平台，假货流通就有了稳定终端。例如微信朋友圈从卖面膜转战高仿鞋，服饰等用品。跟真品差不多，质量也有保障，这对低收入人群来说就是福音。还有一些五线城镇青年，他们追求时髦，也会主动购买一些高仿品。甚至不法商家，打着正品的名义在朋友圈销售假货，很多消费者处于熟人圈，活活被杀了一把，只能忍气吞声，打碎了牙齿往自己肚子里面咽。

事实上，需求存在，买卖就会存在，只不过借一种方式销售而已。

第三，媒体曝光反而“小骂大帮忙”。很多造假一条村处于“地下黑色经济”，媒体的敲打，执法力度跟不上，商家也就躲避风声而已。造假商家其实不怕媒体曝光，因为他们应对的手段丰富多彩。这些商家因地缘和家族等因素，结成更加强大的利益群体，这就造成执法难度，就算被查封了档口，改头换面就变成另外一家企业照样营业。有需求的客户来说，反而知晓了这个“著名”货源地。

正品看起来很强大，其实维权能力有限，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坐视假货横行，采取的手段也就是让购买到假货的消费者去举报，而很多消费者购买假货都是一种自愿行为，他们根本不会打自己的脸。

弄清楚这个误区，才明白治理如何寻找突破口。那就是必须上下并进加强监管。

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档口、微商来说，每年的成交额度足以让他们判刑7年，而有多少造假者，售假者被判刑？

当地执法机构也许觉得这些企业还抱有升级转型的幻想，事实上，造假的档口为了利润都是主动参与造假，他们一直抱着侥幸心理，走着短平快的暴富路线，而不会销售正品。“猫鼠游戏”伤害最大就是地方形象。每一次媒体曝光，损害一地之经济业态。这点足够执法者警醒。

网络销售平台最后流通的终端，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人人皆可微商，微商依附强大用户的主体平台，以无孔不入的新姿态，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全职的微商群体占据三成，其他学生，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占大多数。他们从事微商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能够带来可观的收入。只需要代理一款产品，或者把高仿、假冒产品通过朋友圈，熟人社交来进行销售，每售出一件商品，就意味足够的利润保障，不排除关键时刻“温柔一刀”。消费者以低于正品的价格购买假货，或者对商品质量的认识缺乏明确的标准，这些都会降低他们心理预期。这进一步为后期的维权带来难度。

传统电商平台造假售假的成本太高，打假的手段日益高明。例如某电商平台借助大数据打假，联动执法机构，从一件假货商品就能溯源假货工厂，断掉一个制假窝点。在这种打击力度之下，进一步逼迫假货寻找监管低洼地带，而微商监管薄弱的新型电商平台则承接这个使命。而此类微商电商平台，因私人化，异地监管，平台责任鉴定等因素，决定了微商能轻松逃过监管。就算此类平台违法被封店，微商销售平台同样也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这角度来讲，主体当下所尽到的责任远远不够。

消费者也应知晓，一旦购买假货，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售后纠纷就会陷入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他们只是商家财富积累的垫脚石。

高仿商品发展的最后结局就是冲击正品，达到“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程度。消费者有可能花正品的钱购买到假货，购物成本提高不说，关键是消费者的心智被打乱，达到人人自危局面。常熟外贸村的新动向就是假货开始走向正规店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管是执法者，还是消费者，对于假货的纵容，早晚都会波及到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打击假货，该到了痛下决心，彻底断根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