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堂上的反叛者：我教的是我认为理想的文本，不是被指定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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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初阳。图/受访者提供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记者仇广宇

多年来，郭初阳常被拿来和电影《死亡诗社》中的那位疯狂教师做比较。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他讲课的方式称得上与众不同，有人觉得他的课不好理解，但也有家长说，自己的孩子听完之后开始着迷文学，“嫌上课时间太短”。

郭初阳是获得多个公开课奖项的明星教师，更是当年语文课本积弊批判大潮中的带头人之一。2008年，他在名声正盛时选择离开执教六年的“名校”杭州外国语学校，随后开始研究语文课本中的诸多问题，此后又到私立机构“越读馆”做语文教学的负责人。

郭初阳并不掩饰自己课堂的“烧脑”，他把语文课比作戏剧表演现场和观看电影《盗梦空间》。早在十几年前，他就会给孩子讲《纽约客》杂志和国外新闻媒体的事实核查员，讲美国作家冯古内特有着古怪幽默和讽刺色彩的科幻小说，讲如何给报社写信投稿，连看了课堂录像的成年人都会惊叹：这个课堂听下来不容易。

见到郭初阳时，他就提到自己刚刚买了新版的语文课本，正在研究，“现在我们肯定看不到过去那种（几个版本可以同时研究的）情况了。”说起这些他有一点淡淡的无奈。早在2009年，他就曾在江苏扬州的“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活动中批评语文课本“短小轻薄”，内涵不够。但是多年过后，在他眼中一切还是那个样子。

70年代生人的自由课堂

多年之后，郭初阳在一次活动中遇见了自己入行时带的第一届学生，其中有个同学对他说：“老师，你还记得你当年对我们说过这句话吗：有我这样的老师教你们，是你们的福气。”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狂傲，但其实，这个当年在萧山浦阳镇的乡村小学附近玩泥巴的小孩郭初阳，从没想到自己会继承母亲的职业成为语文教师。他读书时痴迷数学，因为一次考试失利改学了文科，又在考大学时阴差阳错进了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大学时，郭初阳和后来同样成为语文老师的蔡朝阳总是坐同桌，对未来的迷茫把有些书生意气的年轻人拴在了一起。那时，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思潮深深影响着这些“70后”，他们最爱做的事就是到杭州三联书店、晓风书屋看书买书，在路边的摊贩手里买打口碟，组起乐队参加校内的比赛，甚至花一个月时间坐绿皮火车去敦煌等地流浪。

“人是有阅读黄金期的”，这句话对郭初阳和他的学生同样适用。从复旦学者郜元宝的《拯救大地》到学者胡河清的《灵地的缅想》，再到钱锺书的《管锥编》，甚至少年时代阅读的金庸小说，都成为滋养他的文学养分。在大学这个阅读黄金期，他爱上了文学批评，一心要去复旦大学读硕士，结果考研失利，只能去杭州翠苑中学做了语文老师。

初上讲台，一肚子文本的郭初阳没学过心理学和教育学，就直接用大学老师的方法给初中生上课，那种方式，如今他自己想来都显得过于学术：把最精华的文学拿来“一通狂吹”，听得台下的初中生直发愣。他也曾经“略带悲壮”地在社会课上按照自己的设想上过一堂失败的语文课：直接讲《诗经》里的《考槃》和黄宗羲的《原君》，配上《二泉映月》的音乐，内容没什么内在联系，反馈却来得很直接——有位学生大声提问：郭老师，你在教些什么呀？

他想起，胡适谈论过大学中文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教师、作家、学者。既然做不了理想中的文学批评，有研究能力的人或许可以在教学上作出文章，讲授他所认为值得的内容。幸运的是，翠苑中学有两位教育水准极高的同事帮他补上了教育经验的不足，而郭初阳也试着把语文课弄得好玩一些、独特一些，那时他常对学生说：下节课要做一些练习，你们只要考个好分数，咱们就继续一起玩。这个办法居然屡试不爽。

郭初阳在翠苑中学教出了成绩之后，2002年他辞职去了杭州外国语学校的私立初中部英特学校。“杭外”是一所在全浙江乃至全国都显得特殊的学校，以富有人文气息的自由文化环境知名，其背后是高考政策对外国语学校的优待：它是教育部认定的、享有保送20％学生上大学资格的16所外国语高中之一，初高中一贯制减少了很大一部分中考压力。根据该校公布的最新数据，“杭外”平均每年约有50％学生在高考前被国内外大学提前录取。因此，这里的大部分学生可以充分享受到素质教育。

在条件优厚的“杭外”，郭初阳可以从初中一直教到高中，他当初设想的那种“教授他认为值得的内容”的课堂开始打造成型。这种课堂并不是天马行空的，反而有着如同理工科思维一般精准的设计：前半节课是忠实于原文的教授，后半节课就开始带领学生向更广阔的地方冒险。

拿郭初阳曾经在2004年上过的一堂公开课——初中课本中的古文《愚公移山》为例，他会先让学生带着四个问题去读课文：山是什么样的？愚公是什么样？“移”的过程是什么样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在学生的答案中引出语文课所需要的基本目的：让学生获知文章表现了儒家“积极健朗的精神”。

到了后半节课，郭初阳作为“引导者”的角色出现了，在事先给定的《老人崇拜》《子孙绵延》等阅读材料的基础上，他和学生讨论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两个故事与愚公移山故事的区别。当有同学在讨论中说出区别在于愚公移山“人多”以及他有“子子孙孙”的问题，就以此为引子，让学生去思索“孝字当先”是否值得批判。同时，他也会引入智叟的角色和外籍读者的眼光向他所设想的方向引导。“如果你是智叟，会怎样说服愚公呢？”“中国人都这么聪明，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疯狂的愚老头津津乐道呢？”“如果你是愚公的子孙呢？”

这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层层追问法。在45分钟的时间里讲述这么多内容实属烧脑，很多同行看了这个课堂现场之后都觉得内容之难。但“杭外”这样的老师不止郭初阳一个人，他和他的学生对此也习以为常。某种程度上说，郭初阳是幸运的，他的野心和实验一直能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得以盛放。

《郭初阳的语文课》书籍内页。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课本的“事实核查员”

关于语文教学和语文课本问题的探讨、批判，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停止。1978年，语言学家吕叔湘首先提出语文教学课时占用多，教学效果差，毕业生语文不过关的问题。数十年教改过后，1997年，《北京文学》同时发表语文教师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作家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等三篇文章批判语文教育的现状。其中，王丽的文章直指当时语文课文选材的陈旧、平庸问题。这一事件被称为“语文教学大讨论”的开端，在教育界延续多年。

有文脉、也有优质生源的浙江既是高考大省，也是语文教学研究的前沿阵地，那些年，不少教育工作者经常撰文说出自己对语文课的意见。郭初阳等人开始为小学语文教材“挑刺”，正是采纳了时任《读写月报· 新教育》执行主编李玉龙的建议。

李玉龙2004年就曾组织过“那一代”专题组对语文教学进行反思。2008年，他开始向郭初阳约稿写专栏，并提议郭初阳研究一下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问题。此时的郭初阳刚刚经历过此生最大的教学压力，当时他在“杭外”刚刚带完一届高三，亲身体验了应试教育的凶猛，压力大到不想做老师了，辞职去了一家杂志社工作。

郭初阳此前从没接触过小学语文课本，读过后才发现问题多多。“伪文章”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伪文章”指的是那些事实中存在错误，或者被篡改、来源不明的课文。用郭初阳的定义说，文艺作品可以分为小说，戏剧、诗歌、历史、传记、非虚构六大类，前三者讲求艺术真实，后三者必须严格尊重事实本身，如果既不符合艺术真实，又不符合事实，那就是“伪文章”。比如人教版小学二年级下册语文书中的课文《爱迪生救妈妈》一文就没有注明确切来源，一些细节也不符合常识。

郭初阳就和同样有些理想主义的教师蔡朝阳、吕栋分别带队研究苏教版、人教版、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事实核查之外，价值观念是否多元和教育的适切性也成为研究小组判断课文的标准。郭初阳领衔写下几篇与“母爱”相关的文章，其中一篇，用对《陈毅探母》这篇课文中事实错误的考证，批判了课本改编文章过程中对“孝道”不恰当的植入。参与调研的20多位老师写出20多万字的课题报告，以专号的方式发表在2009年第二期《读写月报· 新教育》上，此后又集结出版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引发媒体强烈反响，这些老师也被称为中国课本的“事实核查员”。

与课本批判同时进行的，是专家、学者或语文教师对阅读材料的自行选编和出版。2001年，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和浙江大学教授王尚文、作家曹文轩等人就开始共同编写《新语文读本》，致力于扩展学生的阅读范围和眼界。2009年，《收获》杂志编审、作家叶开也发表了一系列批评语文教育的文章。此后，重新发掘出版“民国老课本”的风潮在出版领域再起。再后来，严凌君的《青春读书课》、叶开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等书籍陆续问世，私人选编课本开始百花齐放。

在自由与艰难之间游走

当年那场关于《愚公移山》的公开课其实颇有争议。郭初阳希望学生跳出中国文化的圈子去思考，但实际效果上，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并未按照他设想的路径去解读、理解。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语文教育专家王荣生认为这个课堂的基础教学完成得很好，也具有冲击力，但老师的费心引导并未对学生的思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如今，郭初阳感觉到自己过去的课堂带有过多的预设性，有点强势。2019年，他为来“越读馆”学习的初二学生重新讲解了一遍《愚公移山》。如今他更加注重在课文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延展和深挖，试图变得更柔和、更开放，将曾经的头脑风暴变成一步一步的小冒险。

在私立机构做教师的日子自由也艰难。自由的是终于可以使用自己喜爱的文本做教学。“我教的是我认为理想的文本，而并不是被指定的文本。”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艰难的是，不涉及升学考试的阅读受众群太小，盈利艰难，来报名的人数相对固定，最多的时候也就3个班，90个孩子。他笑称，这个数字，可能是把全杭州想做这种兴趣阅读的家庭都吸引来了。“越读馆”初创时，郭初阳曾顶着明星教师的光环上过一堂招生公开课，吸引了三四百人，公开课结束后真正报名上课的只有一个人。那时他才明白，办教育只有理想不够，还得会运营。

带着郭初阳研究语文课本的李玉龙已经因病去世，但当年的论战不时还会传来回响。2017年3月，杭州市外语实验小学校长张敏在朋友圈发文质疑，指出《爱迪生救妈妈》一文还停留在人教版课本中，未能删除。而关于语文课本的使用问题，教育部已经宣布，自2019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国所有中小学生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都统一使用部编版教材，各种版本同时在全国出现的场景也已经不再。

不过，如今在杭州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新式学校，也有很多外籍学生，孩子们在课堂之外的选择多了起来。郭初阳的课外教学虽然小众，却也影响了一群意想不到的人。今年暑假，他为孩子们排练英文话剧《李尔王》，话剧演完，家长们的反应出奇地热烈，他们呼吁郭初阳为家长们排练一部属于他们的《李尔王》。那段时间，一群中年人经常在洗碗或是开车时念诵着英语台词。在演出现场看到他们疯狂释放自己那一刻，郭初阳猛然发现，人到中年的家长们，或许也需要当年错失的文学教育。

当年在杭州文二路上喝酒、狂奔，在书店里废寝忘食的郭初阳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许没能成为纯粹的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但他们在语文教育中找到了另一种传递理想的方式。正如与郭初阳同为20世纪70年代生人的语文老师童蓓蓓写道的那样：读书、听话等训诫几乎蔓延在每个人的童年，我们活着似乎只是要证明自己比别人更能适应社会既定规则。而来自内心深处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对幸福生活的期盼，以及对纯粹之爱的渴求，让我们无法掩饰面对现实时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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