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4日,军统特务发给戴笠一封密电说:“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这是军统内部的隐语,“二十四史”指的是史量才,“已购得”就是暗杀成功。戴笠接到电报后,马上汇报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心中长舒一口气,这个处处与自己的作对的史量才,终于被除掉了。
史量才何许人?他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商人、报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原籍南京,系满清秀才,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创办了女子蚕业学校。1872年英国人美查接办上海《申报》,其后售归史量才经营,他自任《申报》总经理。不久,又收购了上海《新闻报》,成为报界权威,对社会舆论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申报》下设有副刊《自由谈》,向来有比较鲜明的革新,经常刊登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还连续发表《剿匪时评》文章,抨击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反动政策。当时这些作品,在国民党的心目中,视为眼中钉。
1932年教育部次长段锡朋,接替朱家骅任中央大学校长,为中大学生反对,最终酿成驱逐、殴打段锡朋的风潮,中大学生王志梁、钱启明等六十余人被捕。《申报》揭露中大学生风潮,并发表了评论中大学潮的文章,抨击教育部长朱家骅镇压学生的高压手段,同时攻击蒋介石政治军事的反动政策。
蒋介石一怒之下命令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勒令《申报》停刊,社会局长CC系吴醒亚也要求史量才撤换《自由谈》主编黎烈文,此举遭到了史量才的拒绝。因为史量才和《申报》在国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这次事件并未让蒋介石彻底撕破脸皮。
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孤军抗日,史量才号召上海名流捐助十九路军大量的军饷,帮助抗日,这就更加触怒了蒋介石。加上此前蒋介石秘密杀害邓演达后,由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并发表宣言,史量才也是参加者之一。这就更加坚定了蒋介石的对史量才的杀意。
及至杨杏佛被害后,蒋介石满以为可以借此威胁史量才,改变《申报》的立场。但史量才的报刊仍持正义如故,至此蒋介石乃决心下毒手,密令戴笠行刺史量才,原先计划是在上海动手,但当时史量才住在租界内,一时无法下手。
1934年10月6日,史量才携带妻子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内侄女沈丽娟,到杭州西湖游览,住在杭州里西湖秋水山庄。戴笠获的情报后,即派行动组长曹立俊、副组长王克全、行动组员李阿大、施芸飞、许建业等6人赶到杭州,并另发电报密令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密谋配合行刺史量才。
为此,戴笠还特地由南京调了一台别克牌黑色轿车,开到杭州浙江警官学校内,连夜喷漆,并有杭州特训班教官金民杰赶制出了一块“京字72号”汽车牌照(冒充南京盐业银行的汽车),汽车司机为张秉午(此人是军统军汽车大队大队长)。
11月4日,史量才、沈秋水、沈丽娟、史咏赓和他的同学邓祖询、司机黄进才共6人,乘自备保险汽车,经沪杭公路回上海,在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被一辆京字72号汽车横在公路上,挡住去路。曹立俊等人跳出汽车,先打死司机黄进才,邓祖询也被打死,史量才等慌忙下车,沈秋水、史咏赓从田野逃脱;沈秋水跌伤,沈丽娟中弹轻伤,史量才被当场击毙。
凶手曹立俊等乘原车返回杭州,经赵文龙一手策划,他们很快逃避检查开回南京。案件发生后,赵龙文密令译电员毛宗亮(戴笠的妻舅)发给戴笠一封电报说:“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够得。”意思是刺杀史量才成功。
史量才被刺,中外舆论哗然,赵龙文乃装模作样地发表谈话,还悬赏一万元缉拿凶手,蒋介石也假惺惺地电唁史量才的家属,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缉拿凶犯究办。
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赵龙文于1935年跟随孔祥熙出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鲁涤平因史量才一案未破而被撤职,调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病死。这起暗杀策划周密,虽然至始至终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纸包不住火,元凶巨恶蒋介石最终还是为这宗惨案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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