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死学生的教授王攀，又想招生了？

今天，我们应该为武汉理工大学的学生鼓一次掌，点一个赞。他们联署抵制王攀的行为，不止是在捍卫自己作为学生的权益，也是在捍卫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孩子，绝不能交到王攀这样的老师手上。

2018年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自杀身亡。调查表明，王攀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认学生为义子等等不正当的教学行为是导致陶崇园不堪重负自杀的重要原因。当年4月，王攀因有违师德，被停职、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

然而，2020年11月20日，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发布的《关于学校2020年通过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核的教师名单公示》中，王攀居然位列其中。消息一经发布，與论一片反对声，武汉理工大学的学生联署抵制的事件，更冲上了今天热搜的第四名。

虽然武汉理工大学很快撤回了通知，但是这样的一个有着前科的人，居然通过了资格审查，如果没有人把这件事曝出来，他是不是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再次成为导师，再次祸害别的学生，未来还会不会再有一个陶崇园因此被逼到绝境呢？一想到这些，我就不寒而栗。逼死过学生的人，又获得招生的资格，把孩子交到这样的导师手上，难道你不怕吗？

所以，我们应该给参加联署的学生、网友鼓掌、点赞，我们赞同禁止王攀再次执起教鞭，重返课堂。没有师德的人，不配为人师表。

有污点的艺人不允许再复出，涉性犯罪者严禁从事某些职业，有违师德的人也应该被终止教师的资格，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陶崇园王攀事件回顾

陶崇园，本科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后留校攻读自动化学院就读研究生，导师为王攀。早在陶崇园在武汉理工大学读本科时，俩人就已相识。

2014年年末，陶崇园打算前往姐姐就读的华中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可王攀不同意，并对陶崇园许诺说，只要做他的研究生，不仅会每年给陶崇园5000元的生活费，还会在研究生毕业后优先推荐陶崇园去美国留学。于是，陶崇园选择留下。

2016年12月，获得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此后还曾名列武汉理工大学2018年优秀毕业生名单。

陶崇园家属提供的他和导师王攀之间大量的聊天截图显示：王攀曾要求陶崇园把数千元的奖学金捐给研究所，还让其用学习乃至个人生活时间给自己做很多私事，比如洗衣服、买饭，甚至找眼镜。王攀多次要求陶崇园喊他“爸爸”。而王攀也常常称呼陶崇园“儿子”。

2017年年末，按照陶崇园家属和好友的说法，王攀表示想让他留下继续读博士。

按照陶崇园好友的说法，陶崇园在出事前找到了工作，并且已经签了“三方”，年薪大概20万。根据事后陶崇园家属查阅他和王攀的聊天信息，王攀当时曾让陶崇园与他签了一个“协议”：即便工作了也要继续为他服务。

2018年3月26日凌晨2点多陶崇园给妈妈打电话，说不舒服睡不着。早上他们见了面，一起吃过了早饭。之后陶崇园说压力很大，然后说要回去收拾东西。陶妈妈察觉不对劲，紧随其后，但他还是挣脱母亲跑了。

2018年3月26日清晨，陶崇园在学校跳楼自杀，年仅26岁。

必须道歉

2019年3月25日上午，我们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王攀同意道歉了。

道歉，这是我们的底线。8月初交换证据后，迟迟无法开庭，11月底的时候，对方联系我，问我们要不要调解。

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可以接受调解，但前提是王攀必须道歉——这也是我们全家坚持这一年最重要的诉求，我一定要为弟弟拿到这句道歉。

这一年，真的，太难熬了，尤其是对我爸妈来说。

我爸是个很沉默的人，话不多，我也从没见过他哭。我弟出事前，他从来没出过陶家湾，一直在家料理鱼塘，出事后，他在家里待不了了，因为到处都是我弟的影子。

湾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件事，如果谁不小心提起，他就会更伤心，所以，他也来武汉来打工了，找了一个离妈妈比较近的地方。

这一年，我经常会看到他红着眼睛，他跟我说，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走出来了。

▲ 陶崇园的父母手捧儿子的毕业证书。

春节，我爸也没有回来过年，因为这种万家团圆的节日会让人想很多，他怕自己受不了。我和我妈去我姨家过的年。

我姨原本已经离开湖北去和外地的儿女一起生活了，但这件事后，她又回来了，决定不再去儿女那儿了，要留在这边陪我妈。

除夕夜，我们简单地吃了个年夜饭，然后看春晚，大家都表现得和平时没什么区别，没有一个人提起弟弟的事。

准确地说，我们今年就没怎么过年，没有走亲戚，也没有去看爷爷，爷爷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弟的事儿，我们骗他说弟弟出国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生怕他问起弟弟，我会忍不住。

所以，最终决定接受调解也是想让爸妈尽快走出来。如果这件事一直拖着，他们就会一直沉浸在这件事里面走不出来。

▲ 陶崇园的姐姐接受媒体采访。

但调解的过程并不顺利。春节前，一次比较正式的调解中，我们提出的要求是，除了公开的调解书里的内容，王攀还要当面道歉、并且90度鞠躬，他当时都答应了。

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求我们以后不在公开场合发言、提及这件事，如有违反，不仅要我们返还赔偿金，还要额外支付违约金。

这当然不能接受，我们要的是一句道歉，而不是一笔封口费。赔偿金这些都不是我们最在意的，我们要的就是——道歉。

没谈拢后，我跟对方讲，2019年3月26日，是我弟的忌日，也是我们接受调解的最后日期。如果直到这一天王攀还不愿意道歉，那就没有必要调解了，直接等开庭吧。即便官司输了，我也会上诉，不会放弃。

后来，对方一直在道歉的措词上纠结，想撇清与我弟死亡的直接关系。来来回回很多次，到了最后，我真的是精疲力尽，对方提出不愿意90度鞠躬，我也觉得无所谓了。

最重要的是道歉，只要他道歉了，在那张纸上签下了王攀的名字，这至少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慰藉，也是给我弟的一个交代。

因为有了之前的撕扯，尽管通知得很匆忙，但我们也算是有心理准备，上午接到电话，下午就去法院了。

去法院的路上，我妈一直在哭。之前每次去法院都会录笔供，然后签字，我妈每次的情绪都会很激动，但那天不一样，她需要在调解书上签字表示确定调解。

签字的时候，她已经哭到没有声音，拿着笔的手一个劲儿地抖，抖到签不下去。

因为，她心里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签字了，这件事让她非常痛苦，也是支撑她的一个信念。但签完这个字，这一切就要结束了。

爸妈签完字后，要接受王攀的道歉，而我作为代理人要去另外一个房间等候。我没有看到王攀道歉的场景，但我要求他必须按照我写的道歉词一字不差地念出来，那段话是我一个字一个字誊在一张A4纸上的——

“我，王攀，对陶崇园在教育培养过程中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道歉，我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秀的学生深表痛心，对陶崇园的悲剧表示惋惜。”

我特地在“我”字后面加上王攀的名字，一定要让他念出：我，王攀——我觉得这样会让他印象更深刻一点，我希望他能够牢牢记得这个场景，记住这件事。

无惧

在2018年3月26日早晨接到妈妈的那通电话前，我的生活中还没有什么事可以称之为“难题”。

高考很顺利，读书很顺利，一路读到医学博士，生活也非常单纯，就是实验室、宿舍，有空的时候会和一群好朋友去东湖的绿道骑车，每两周还会和弟弟去看一次妈妈。

我和弟弟就差一岁半，几乎就是同龄人。虽然他是男生、又比我小，从小一直都很优秀，但我爸妈完全没有重男轻女。

小时候，我们的待遇从来都是一样的，爸妈从来没有偏袒谁，也从没说过你一个女生读那么多书干吗之类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女生就怎么样，我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姐姐。

小时候打闹，我们会抢玩具、抢吃的，我也没有说让着他，直到上高中后我才突然知道自己是个姐姐了，才想着要让着他。但实际上，在内心里，我是比较依赖他的。

弟弟很乖也很懂事，他的人生规划很简单，读个博然后去当老师，结婚生子，陪着父母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而我比较自我一点，比较随意，我总想着家里有他在，我或许可以更自由一点。但那通电话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那天早上，我接到妈妈的电话，说弟弟身体不舒服，让我快来。赶到武汉理工后，我还在校园里迷了路，给我妈打电话，她一直在哭，什么都说不清，后来还是她身边的一个人接过电话告诉了我具体的位置。

随后那一整天，我都是懵的，包括送弟弟上急救车到医院，一路上都恍恍惚惚的，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心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情发生后的两天内，我一直都没有哭，爸妈已经非常崩溃了，我不能再让自己的情绪失控，所以我一直忍着，直到3月28日的晚上为弟弟写第一条微博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边写边哭，边写边哭。

那两天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

弟弟的高中同学赶来第一时间去宿舍抢出了他的电脑，我看到了他留在电脑里的聊天记录和资料，尤其看到“叫爸爸”那段对话，我非常震惊。

我和妈妈之前都听弟弟抱怨过王攀，知道弟弟经常帮他打饭、干活，他还在弟弟读博的问题上出尔反尔，但我们当时都劝弟弟忍一忍，毕竟马上就毕业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已经发生过那么多次冲突，这背后有这么惊人、恐怖的内幕。

▲ 陶崇园和王攀的聊天记录。

我们把这些内容拿给学校看，希望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法，但事与愿违。当时的感觉真的是太无助了，觉得自己非常渺小。

我们一群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要么是还在学校读书的，要么是刚走出校园不久的，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社会经验，谁经历过这种事呢？

当时，很多决定必须由我来做，但我当时真的是六神无主，被吓到了，很慌张，不知道该怎么做。

也有人提出过发微博，但当时我很犹豫，在想该不该把弟弟这样私人的事情、照片、信息暴露在互联网上。

我们先去学校拉了横幅。对于这件事，最初，我的内心是抗拒的，觉得很原始，很不文明，这都什么时代了还需要拉横幅才能解决问题吗？

但后来实在是太无助了，就去了，我拉着横幅跪在那里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后来还发生了冲突。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完全没有用，我们感到了一种更加的无力和绝望。

当天晚上回去后，我们决定发微博。那条微博我们改了很多版，我边写边哭，情绪几度很激动，写完后累到睡着了，弟弟的高中同学帮我加了图，又过了好几遍，修正了一些说法，等我醒来确认后才把那条微博发出去。

没想到发了微博后，这件事引起了那么多网友的关注，同时，我们面对的压力也更大了。这件事发生后，弟弟的高中同学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要不是他们，我都想不到要去宿舍找电脑。

他们帮我一起整理聊天记录，一起筛选、截图，陪我去学校交涉、拉横幅，商量微博措辞，我觉得我也要对他们负责，不希望他们因此受牵连，所以后来，各种压力下，我被迫发了一条对学校、对王攀的道歉微博。

那条微博发出去之后，网上也有一些人来骂我、指责我，虽然我知道不用在意，但心里还是会很难受，觉得是不是做错了——那天，是这件事发生以来，我的状态最低谷、最糟糕的一天，真的，糟糕极了。

▲ 2018年4月7日，陶晓在微博发布了关于删除道歉的声明。

后来，律师告诉我，你完全没有必要道歉，受害人怎么能跟加害人道歉呢？同学们也跟我说不用道歉，让我把微博删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和律师再次确认后，我把那条道歉的微博删了。

删掉微博的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自己镇定了，不再害怕了。最难的我都经历过了，再大的压力我都顶住了，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我一个学生，没有工作，没有孩子，没有太多的牵绊，我一无所有，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敢往前冲，一直坚持。

面对

和律师沟通后，我决定立即启动法律程序，以我爸妈的名义起诉王攀侵害弟弟的人格权。

案子2018年4月19日立案，5月24日，我们收到了法院的举证通知书。

举证的时间大概有一个月，我们需要在这一个月内从弟弟留下的资料中找到能够指控王攀的证据，整理好，在庭前会议上呈交给法官。

这一个月，也是非常折磨人的一个月。

证据收集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因为担心在一个月内无法完成收集，我向导师请了假，暂停了科研实验，没日没夜地翻看那些弟弟留在电脑中的文件、QQ聊天记录。

我要从中去寻找蛛丝马迹，还要去询问一些可能知情的人，但很多知情人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方便多说。

证据的提交是非常严谨的，每一张聊天记录的截图都要标注好时间、聊天对象、所在的群，然后分好类存在固定的文件夹里。

为此，我需要牢牢记住这其中每一条对话的内容，记住准确的存储位置，以便在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到它们。

因此，我也需要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对话，看我弟是如何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看后来的那个阶段，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王攀踢出群，然后又加回来，然后再踢出去，每一次看都会很痛心，了解的越多，也就越能感受到弟弟的痛苦。

陶崇园在日记本里对王攀的控诉。

有时候，越看越想不通，我会走进死胡同，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有一天，看得太难过了，我就躺在宿舍里哭了一下午，哭累了，就约好朋友出去走了一下。

我什么也没跟她说，她就是陪着我。其实，这种时候，别人也不好说什么，无论别人说什么，最终我还是要自己去面对。

很多时候，早上醒来，我真的是不想再打开电脑，再去看那些东西，但是没办法，这不是我的任务，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坚持不下去也得坚持，不可能就这样算了，不可能的。

有些资料是在我弟的百度网盘里，我必须要打开每一个文件查看是不是可以作为证据。里面有些是弟弟过去的照片，看到这些照片我又会想起他。

有一张照片，是他站在河边，那是我们湾里的一条河，叫倒水河。像现在这个季节，河边会开满小花，很美。我们以前经常去那里玩，有时候下河抓鱼、有时候跳到河边的废船上玩。

玩累了就躺在草坪上聊聊天，边上还有一些放养的黄牛带着小牛在吃草。那是我们最开心的回忆。

▲ 陶崇园在倒水河边。图 / 微博@陶崇园姐姐

这一年，我每天都会想到他。只要自己一空闲下来，旁边没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碰到一些场景，比如有人踢足球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他。

我会想起他带着我去打游戏，有时候我们还会组队，打通关之后再重头打一遍。

我们也会吵架，我喊他多做些家务，帮帮妈妈，他犯懒不喜欢动，有时候我嗓门大些，两个人就会别扭起来，但就算有争执，一秒钟就会和好。

我还总会梦见他，都是很日常、很生活的场景，我喊他吃饭，喊他过来聊天。除非你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事情，否则，一停下来，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会想到他，每天都会想，哎呀，一遍遍重温的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我也会打断自己，让自己跳出来，不要那么难过。

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也是我必须强迫自己去面对的一个过程。面对那些证据、那些对话，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弟弟已经去世了，他已经走了，这是事实，不要欺骗自己。

收集证据期间，除了律师，我从来没想过找人帮忙，因为这些资料里，除了微博上已经曝光出来的信息、对话之外，还有一些东西真的是难以启齿，很多事情我知道就行了，我也不愿意把弟弟所有的私生活撕开来给第三个人。

我不希望这样，这对他也是一种不尊重。

我把我整理出来的证据交给律师，他们会帮我从法律的角度进行逻辑梳理。

6月22日，正式举证的时候，我们呈交给法官的是一份600多页的PDF文档，打印出来整整两本书那么厚，法官收到后也很震惊。

这些证据主要包括四部分，一部分我弟和王攀的直接对话截图，一部分是我弟在别的群或跟同学朋友提到王攀对他压迫阻扰的对话截图，一部分是弟弟的日记，还有一部分是球队同学的证言。

其中，我弟和王攀的对话截图，还分成了对学业阻挠、生活干预、就业控制等几块。

完整版的证据资料，只有我、律师，还有对方看过。我爸妈看到的、知道的，只是我在网上发出来的那些。

我不想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细节，有些事情我知道就好了，我自己面对就好了。弟弟一直是他们的骄傲，我不想给他们徒增痛苦。

我要特别感谢给予我们法律援助的律师们。尤其是证据交换的时候，是武汉最炎热的8月，律师们从外地赶来，背着很大的包，担心我不方便打印，手里还提着两大兜打印好的纸质证据。

每天汗流浃背地奔波，吃饭也是吃的最简单的那种。他们可能是害怕我花钱，每次出去都不去餐馆点餐，就在那种美食广场随便吃吃。我要给他们出差旅费，他们也不收，从来没有要过我们家一分钱。

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不是我坚持，这件事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律师，这件事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这也是我最终接受调解的一个原因，因为这案子如果一直拖下去，我心里真的也会越来越感到抱歉。

对于事情最终的结果，我其实早就预想过。最初决定起诉的时候，我就想过，我做好自己该做的，无论什么结果都要接受。

即便最后开庭了，我们全输了，但现在也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认清了王攀这个人，这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惩罚吧。

这类案件此前国内没有先例，我也希望我们的坚持能给更多人勇气，希望以后有人遇到这种状况，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坚持下来，因为，只要你坚持，结果就一定会比放弃好。

未来

调解达成、王攀道歉的第二天，2019年3月26日，弟弟去世一周年，我和爸妈去墓地看他了。

这一年，我们去看过他很多次。通往墓地的路是一个长长的坡，每次走在那道坡上，我的胸口都会越来越闷，爸妈会哭，特别是妈妈，但我会忍着，因为他们已经够难受了，我不想让他们更伤心。

那天和往常一样，我们带着祭奠品和鲜花。调解书被我揣在身上，没有拿出来。毕竟弟弟已经解脱了，没有必要再知道太多。我只是在心里告诉他，王攀道歉了，还有，希望你在那里一切都好。

▲ 3月26日，陶晓和家人去墓园祭奠陶崇园。

每次去看他，我都会说这句话，希望他在那边一切都好。对于弟弟的做法，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看了那么多事实后，我能理解他为什么没有把这些痛苦和遭遇全部告诉家人和朋友。

因为，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会说不出口，自己曾经那么爱戴的老师却做出了这些事，真的让人难以启齿。他又是个男生，性别的因素也把他架在了那里，最终他选择了不说，自己去承担这种痛苦。

我想，作为家人，我们要去理解并尊重他的选择，尽管这个选择让我们一家人都非常痛苦，但我还是愿意去尊重他。

在这一年中，我一直都觉得我妈特别伟大、特别了不起，毕竟我弟最后见到的是她，这对她的冲击特别大，她一定很后悔没有拉住他，后悔怎么没有早点察觉。

我觉得如果换成是我，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但是我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一直撑着。

但事情有了结果之后，她的身体反倒有些撑不住了。之前是为弟弟讨公道的信念在撑着她，现在事情解决了，她对我弟的那种思念完全没有办法掩饰了，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填补。

这也是我们一家在未来要面对的：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从法院出来后，我就一直在跟爸妈说，该开始新的生活了。弟弟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不是只有那一天，还有之前的25年，不要老想着那一天，但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过去，我们都在武汉读大学，我妈就在弟弟隔壁学校的食堂上班，每两周我们姐弟都会相约到妈妈那里吃饭，点几个菜，等妈妈下班一起吃。我们一起聊天，有时，还会给爸爸打电话。

我们能从中午1点一直聊到下午3、4点。然后，妈妈去上班了，我们还可以继续聊，什么都聊，学习、生活、未来的事儿。有时候聊得晚了，他还会把我送到地铁站。

那时候，我妈的微信名叫“甜蜜如斯”，弟弟出事后，她把这个名字改掉了，改成了“曾经眷恋太阳”，这是弟弟最后发到家庭群的那首《鱼》的歌词。

那句歌词的完整版是：“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

这一年，我很少再专程去学校找妈妈，大多数都是去法院办事的时候，顺道看看她，谈的也都是案子。

每次去找妈妈的路上，我都会很难受，因为那一路会经过弟弟抢救的医院，还会经过武汉理工大学。每一次在车上听到那两个站名，我的心里都会一紧。

我们学校后面是一家医院，救护车时常来来往往，我只要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也会想到那一天的场景。

我的宿舍在顶层，有时候我会不太敢看对面的那个楼顶，总觉得有人会从上面跳下来。

因为看过弟弟最后上到楼顶的录像，我还会害怕一个人上楼，看到拐角处的窗户，也感觉有人会掉下来。

前段时间，我的身体出了点状况，需要去拍个胸片。走到X光片照相室的门口，我迟迟不敢进去，因为看到那扇大铁门，我就想起最后安放弟弟的殡仪馆。

这一年，我再也没有和一群朋友去户外玩过，如果要出去，也是找一两个人，因为，我还无法在那么多人面前笑出来。

我有时也会自责，是不是没有给弟弟足够的陪伴和关心，如果之前知道的多一些，也许就可以帮到他了。但我也知道，想这些都没有用，现在需要走下一步了。

我本来是应该去年毕业的，但因为这些事推迟了到今年。目前论文进行得还算顺利，毕业没什么问题。

之前打官司期间，我爸妈整天为我的前途百般担忧，生怕案子会影响到我的将来，害怕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刺头，找不到工作。

但我觉得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能养活自己，对于这一点，我是很自信的。

我的计划是先离开武汉，去别的城市工作。我想换一个环境，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我不希望别人和我相处要小心翼翼的，不想他们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更不想在别人看到我的时候就想到我身上背负着一个悲伤的故事。

我想开始新的生活，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只有这样，我才能走出来。

弟弟去世后，我仿佛一下子变成了爸妈襁褓中的婴儿，之前好不容易独立了，但现在，在他们眼中，我简直就是个喝奶都会呛到的小baby。

前段时间，我去外地办点事，我爸妈一天要打好几通电话，到了酒店来个电话，见到朋友来个电话，上了车来个电话。

以前他们从来不这样的，我们最多一个星期通一次电话，现在，现在他们变成惊弓之鸟，只要我回复的稍微慢一点，电话立刻就会到，担心我的身体，担心我的情绪，

我也明白，我现在是他们全部的支柱，只有我安全了，他们才能不害怕。只有我的生活变好了，他们才能一点点走出来。

知道我想去外地之后，他们显得非常紧张，问我，那结婚怎么办？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觉得结婚就安定了，安定了就不会发生巨大的变故了。

看到他们这样，我也认真地考虑过，要不就留在武汉当个高校老师，早点找个对象结婚，生个孩子给他们带带。但后来又觉得，人这一辈子怎么才算活过了呢？我想起了弟弟，觉得还是不要辜负自己。

我不想过着一眼望到头的日子，我想活得更自由，更放飞一些。

现在，爸妈在5到10年之内还能自己生活，我要趁着这个时间出去走走，最重要的是，弟弟不在了，我更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带着他的那一份，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