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陷入纠结的城市，不再特别的特区

在外地人眼中，汕头这座城市也许只剩下“吃”了，潮汕话对此倒是说得直白：“存个食。”

任何在网上搜索过“潮汕”的朋友，都会达成如下共识：汕头是吃货天堂、潮菜中心、小吃圣地。在这里，牛走不出外边，海鲜活不过一天，随处是既可充饥更能解馋的粿、粉、面。

潮菜自成一派，寡淡制法里有不可多得的真味，而在卤渍之中，更能体味岁月的延绵与悠长。只要你愿意寻觅，总能饱足于某个香味漫溢的小店或街头，打上一个混杂海味与米香的悠长之嗝：“真是不虚此行啊。”

就像汕头美食家张新民所说的那样，“潮汕人说起别的，存在感都不太高；说到潮菜和工夫茶，其他地方的人都得仔细听”。采访当天，张新民在位于汕头市海滨路的潮菜研究中心招待法国米其林一星餐厅yam'Tcha的女主厨Adeline Grattard一行，后者对潮菜的精巧与考究赞不绝口。

吃之外的汕头往事

“吃”成了当代汕头最重要的城市名片，几乎没有之一。“为吃而来”当然是对城市软实力的极高礼赞，却也映衬了其他方面的平庸——相比于独到而强势的饮食文化，汕头的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2018年，汕头GDP总量排在广东省十名开外，只相当于第一名、同是首批经济特区的深圳的十分之一。

汕头特区被戏称为“特别会吃的地区”。所有的机巧匠心，似乎都只留在“好（第四声）吃”之上。

本地人不满家乡的颓靡，这点让外地人不解，而这些不满与不解，来自两个对潮汕地区的标签化印象：其一，潮汕人素以聪明、灵活、擅经商闻名，富商遍布全球，为什么本地反而发展缓慢？

其二，汕头贵为改革开放初期五大经济特区之一，理应诸事先试先行、大步前进，怎么最后沦为了一座普通的四线城市？不仅看不见志气与锐气，一些传统优势（如港口与侨胞）都给丢了？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的黄挺教授认为，汕头的衰败与失落多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

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顶着压力上书中央，力推汕头加入经济特区之列，意图重现这座城市1922年的辉煌——彼时，汕头全年资本总额达5768.4万元、贸易额近7亿万元，是开埠以来最风光的时刻，也是生于1922年的吴南生对家乡最美好的印象之一。黄挺猜测，潮汕人“回报家乡”的强烈意愿、再现辉煌过往的动力，是吴南生力主将汕头纳入首批经济特区的主要原因。

吴南生当时的观点是，汕头“对外贸易有良好传统，在外华侨多、资金多”，如能集结在外潮人的力量，有效吸引外资，应该大有可为。末了，吴南生还向中央进言：“汕头地处粤东一隅，万一失败了，影响也不大。”可惜的是，吴南生设想中的良好传统、预期优势未能实现，最后的一句无心之语却一语成谶。

但汕头整体地理位置并没有想象中优越——历史上它就是南蛮之地，被称为“省尾国角”，与中原地区联通不足，活动范围一直不大。汕头虽有开埠设港的优势，且汕头港素有“中国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恩格斯）的赞誉，但因为多次错失发展良机，最终迷失于“货物少、航线少、集散乏力”的现实，至今未能扭转颓势。

近40年来，汕头在经历设立特区、经济非正常高速增长、大潮汕分拆、反复重新定位等“折腾”后，总体复归平淡。这让“好脸”又好强的汕头人倍觉可惜，也辜负了当年全力扶汕头上马的政界先贤。

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统计数据，汕头的货物吞吐量为73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为28万吨——省会广州的这两项统计数据是14208万吨、528万吨，深圳则是5740万吨、605万吨。

虽然汕头港被列入“一带一路”15个重点建设港口之中，但要想迎头赶上，难度还真不小，而要想再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广州港、上海港位列全国前三的辉煌，则更是难上加难。

“迷途的孩子”

同为特区，但汕头与其余三市的定位不可同日而语：深圳毗邻香港，珠海紧挨澳门，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出于国家层面的战略考虑，强调其作为“国家窗口”的示范性，这三座城市的区位与政策优势更为突出。

此外，深圳与厦门是副省级市，汕头仅为地级市，权限不足，优势也只剩下“数量众多的海外潮人及外资”，但从投资意愿到项目落地的转化，从唤起乡情到换来真金白银，还得做点实事，费些功夫。不过配套服务跟不上甚至懒政导致的侨商投资意愿不足，恰恰又是汕头为人诟病的一个方面。

海外潮人大都乡情浓厚，讲究回馈乡里。但他们的身份毕竟是商人，投资讲究回报，即便个个怀揣赤子之心，掏钱时免不了掂量一番。回乡捐款100万元修路盖楼？没问题，光荣。

回乡投资100万元建厂办实业？先等等。无论从商业还是行政角度看，不投汕头而转向珠三角或其他回报率更高的地区，这种看法再正常不过。

海外潮人赚得再多、捐得再勤，唯GDP论的人是看不见的，所以哪怕汕头有藏富于民的传统和不低的消费力，有美食产业也有讲究吃喝的底气，但城市建设总是无法像美食一样，在综合各种元素后汇聚成一股力量。

在商言商的本质，是遵从行业规律与规矩，按照这个逻辑，传统的潮汕人情社会应该让步于规律，但上世纪90年代汕头的一些负面事件，也间接影响了一批海外潮商的投资信心。

在经历了走私、制假、买批文等非正常经济发展方式之后，1995年的查税风波让汕头的政策优势几乎消失，投资环境愈加恶劣。“汕头后来的发展背离了中央设置特区的意图，它就像一个迷途的孩子。”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学教授丁力曾这样总结。

其实，汕头本可以另辟蹊径并施其所长。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有人建议汕头效仿瑞士卢加诺，打造以“康养、宜居、高端医疗服务”为核心、配合美食及气候优势的新型城市体系，成为消费型的宜居城市，满足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健康旅游与养老需求。理想中的汕头，足以成为香港或深圳的“大后方”“疗养院”。

这种设想相当超前，在当时甚至如今的中国都很少见。后来因种种原因，这一方案被搁置，汕头只能在工业立市、港口立市、引进高新企业、拼房地产的路线中动摇变换，最终在GDP排行榜中泯然众人。

此外，汕头一把手大都任期不长，除建市后首任市委书记林兴胜（1983年至1993年在职），余者任期大都不过三年，这种频繁更换主官的现象，造成了施政思路不统一、长远规划难以持续等问题，看得见的政绩与看不见的长远未来相比，答案显而易见——类似“打造康养宜居城市”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城市规划只能被搁浅。

缺乏特区文化精神的汕头，重新开始的起点已与普通三四线城市无异，但不少人依然愿意对它有“特区”的期待，黄挺就对汕头的未来依然乐观：“汕头还是会慢慢发展起来，它始终还是一个消费型城市，不像工业城市，人走光就垮了。

说实话，现在汕头人口剩下1/3，这1/3的人光做旅游都发财了——但政府又不会这样做，要找一些生活跟城市发展之间的平衡，而维持平衡，是每个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

重归“潮汕新区”之辩

实际上，汕头本可以从更高的起点，或者说更合适的起点出发，比如以“潮商市”或者“潮汕新区”的形态在中国版图上出现。包括受访者在内的许多老一辈潮汕人，都痛心于上世纪90年代初大潮汕被拆成了三个地级市。拆分之后，原有的地区聚合优势变成互相掣肘的困局，浓厚乡情多遭尴尬。

李宏新在《1991：潮汕分市纪事》中提及这段让人扼腕叹息的往事：潮汕三市一分，汕头失去了中心枢纽地位，各地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反而更强。侨商也很难办。本来都是大潮汕地区亲切的“家己人”，结果变成各有籍贯属地的外人；团结本是潮汕特色，但此后便被迫各自经营、各求生路。

当年的“重新合并”，或许在当下看来是个更合理的选择——若能合并，景观文物、风土人情保存最为完好的潮州负责文旅，揭阳、普宁着力发展工业，潮阳、潮南主攻轻工业与小商品市场，汕头专心商务，大潮汕地区可以更趋近资源共享、各具特色的目标——但以目前情况看，合并几乎不可能：各自为政的后果，是潮汕三市的经济实力都排在广东省中下游。

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及下辖区县，文化同宗同源，语言习俗与生活方式相近，这些地方的人都有很强的集体认同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外地人总觉得潮汕人经常显得自豪，甚至过于自豪——“李嘉诚是我们潮汕人”“工夫茶是我们潮汕的”之类的说辞背后，是“潮汕人民一家亲”的大家族心态。

黄挺认为这种认同感之强甚至能超越国界，“比如全球潮汕人的联合组织叫国际潮团，潮汕人在外从来不说‘我是广东潮汕人’。把潮汕这个概念放到整个世界里去理解，会更好地了解潮汕人的心态和状态”。

潮汕人会做生意，这是共识。但具体说来，头脑过分灵活、船开到哪生意就做到哪的潮汕人，更擅长的是在货品交易中赚取差价，四处“倒货”。他们普遍不擅长或者逃避做实业，很少有潮汕人自己培养的品牌，因为没有人愿意“下苦功”。

潮汕人为什么不愿意“赚慢钱”？潮汕语言学家林伦伦认为，原因可能出自潮汕人文化性格里并存的优点和缺点：“潮汕人敢到世界任何地方拼搏挑战，又有感恩回馈的特点，比如赚钱养家、在自己村里盖学校修桥铺路搞医院，把家乡的生活也带好了，但是很少人会想在家乡搞一个品牌，他会觉得搞起来太辛苦。”

黄挺认为，潮汕人爱破坏规矩、自立规矩的传统，起源于靠海生存的历史：渔民收成不定，除了要够拼还要够狠，抢和偷都是正常的事情，因此边界意识也很模糊。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二三十年前潮阳做假的中华烟，老板被抓时这样为自己辩解——‘我们的中华比上海的中华还好抽，你凭什么抓我们？’对潮汕人来说，‘做到比真的还好’比‘真不真’更重要，把质量做好就等于诚信，税收、品牌这些条条框框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当然是潮汕假货横飞的一个极端案例，但其中反映的思维方式遗留至今，仍在不同地方影响着汕头人的行事风格。

相较于“被遗忘”，林伦伦更愿意用“被忽略”来形容汕头的现状。时至今日，无论是对于投资者、创业者还是务工者，无论是对于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汕头都成了一座容易被忽略、被遗忘的城市：仅从广东内部看，珠三角有更成熟的产业集群、供应渠道、学术环境、创业条件和职业机会。

林伦伦在潮汕的两所高校分别担任过副校长、校长，对此感触极深：大学引进科研人才之后，几乎所有的保障都难以跟上——大到学术交流、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小到引进人才的居住和子女教育，都很难满足需求。

闯还是留？

留在汕头享受安逸富足的生活，还是到更艰难但更广阔的平台拼搏？这是摆在汕头年轻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对待生活时，潮汕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勇于外出开拓、不甘寄人篱下，“积累了一点本钱就必须自己开个店”；一种是小富即安、善于享受的淡然。

过去，林伦伦主张学生尽量到外面闯，但现在他能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留在汕头”：当下的汕头适合过闲适的慢生活，且提供了宗族、家庭与文化的保护壳；一线城市或国外则充满机遇与挑战，但能让人在痛苦中提升自我。

居港媒体人、专栏作者杨不欢的态度是，离开家乡看世界，不一定能理所当然地成长，但想成为一个“视野广阔的人”并摆脱出身地的限制，得以改变的原因，“是错位与抽离带来的孤独和流离感，是身份重置时面对的认同迷茫，是那些跨地域生活必须面对的所有特殊痛苦”。

杨不欢觉得汕头近些年发生了很多细微但令人欣喜的变化，比如一些从一线城市移植而来的网红打卡店、创意作坊、有文青气质的小店、水准不错的Livehouse不断出现，而政府对这些改变城市文化氛围的新生力量抱以宽松态度，这让她除了对小公园的眷恋之外，多了一些回家的兴致。

小公园广义上包括以中山纪念亭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是汕头老城中心、汕头人的乡愁所系，是上世纪30年代繁华时代的载体，“番客”（出国谋生的老一辈潮汕人）对家乡最忠实的记忆。

那些随时间剥落表皮的骑楼（被大量拆除之前是全国最大的骑楼建筑群）、被雨篷和电线切割的旧房子、横跨各种阶层的住户、围绕在小公园旁的博物馆（如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侨批文物馆等），让这片区域留存了这座城市最丰盛的记忆，但后来因为居住人群混杂、内部私自改造严重，政府启动了重新修缮的计划。

直到近些年，小公园改头换面，并以新晋网红的形象招徕游客。不习惯于这种风格或看过当年繁华原貌的人，会在后人新刷的墙面旁、高悬的长串灯笼下、面带欢欣的如织游客里沉默。他们印象里的小公园和老汕头，似乎不该是一个外壳类似厦门中山路、潮州牌坊街，内核却又偏向广州永庆坊的地方。

“修旧如旧”早已无从谈起，“追新成新”又有强行网红之嫌，虽是一种重新开始的方式，但它确实是建立在消灭某种坚固回忆的基础之上。

如今，节假日里游人如织的小公园与远渡重洋的番客、老汕头居民印象中的小公园已完全不同，后者代表昔日荣光，前者代表今日修修补补的现实。缺少资金、产权混乱、新老建材不黏合与翻新后的功能性不足，让这份回忆更难修补得漂亮。

小公园街道的一面墙上，有一幅题为《汕头欢迎你》（Welcome to Swatow）的插画，Swatow是威妥玛式拼音法的“汕头”，发音与潮汕话近似，但普通话里的“Shantou”更有味道，听起来更像Swag-town，而热爱潮汕文化的人相信，汕头本该是一个很swag（swagger的缩写，指嘻哈里的一种潮范儿）、很有范儿的地方——大海、潮语、潮汕性格、团结精神与故乡情结。

这些自豪被写进了歌词里。潮语说唱团体“一指”（AFinger）一直为潮汕发声，在古意盎然的潮汕文化中增添新意，在本土青年群体中影响巨大。团体许多成员在汕头土生土长，以家乡和潮汕人的身份为傲，因此他们的第三张专辑取名为《海墘个孥仔》（海边的孩子）。

他们的歌词能激荡在外潮汕人的心弦：“外口人觉得阮大有名气生活滋润/一日无所事事哩有变趁着够下钱/我在刻苦个时候恁哩全部睇毋见”（《潮汕人在广州》），强调潮汕人自立、养家、光宗耀祖的执念和勇气；“番客伊人爱转来过年……此囝正是咱大家真正个家，欢迎转来”（《番客》），写尽番客们游子思归、潮汕家族情谊之深厚。

“一指”团体可以灵活穿梭于潮汕话、普通话和粤语的韵脚之中，这种创作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在外潮汕人的多样性：他们的母语是最为珍视的潮汕话，从小在学校用普通话，长大后到广州学会了粤语，在潮州八音、粤语的九声六调和普通话的阴阳上去中，寻找不同文化融合的妙处。

他们不只宣传潮汕本土文化，还找到了一条便于外人理解潮汕的文化路径。杨不欢表示：“我为什么一定得是某一个地方的人？或者我能不能同时是很多个地方的人？正是这种亦远亦近的抽离感，让我不再用人们约定俗成的地域标签来定义自己。所以，我想我找到了面对身份错位时真正的平衡。”

杨不欢认为，在潮汕人的迭代之中，代际更迭的影响远大于地域区隔。毕竟在这些年里，世界变化速度之快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虽然50后、60后的父辈大多数仍恪守潮汕传统价值观，比如男性本位、男权主义、宗族观念、人情社会，但随着年轻一代不断与外界融合、改变、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家乡变得更好只是时间问题。

“汕头”与“汕头人”也开始指向不同的内涵，前者指的是多年来徘徊不定、失却锐气的粤东沿海城市，后者则更广泛地代表了一个留存了潮汕人智慧、创造力与开拓精神的年轻群体。

无需全盘接受甚至讨好生活地区的文化，也不用受限于出生地的文化背景，带着潮汕文化中美好积极的那一面开始新的人生，这是在外汕头人延续潮汕文化的方式，也是未来潮汕文化能够在不断迭代中去芜存菁，以更好形式流传的关键所在。

汕头也许再难重现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高速增长，也不再是富庶或小资的代名词，但它正在慢慢回归发展常态。现在的它或许只剩下繁盛的饮食文化与淡淡的失落，但未来不会止步于此。

（本文选自第539期《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