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关于台湾，你更该知道朱熹

儒学在台湾之发展，已有四百年的历史，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不只对士绅阶层之形成及其意识内容有重要影响，更对台湾庶民伦理生活与价值观有着很大的形塑作用。

故台湾在未来文化发展上，再怎么强调本土性或现代性，其实均不能忽视儒学之内涵与功能。

儒学在台之推展，始于明郑时期，其后清廷治台，推展尤力。先后计在台设立儒学学官十三所，另有公私书院四十五所，其下尚有社学、义学、义塾甚多(光绪二十年，仅凤山县即达二百多所)。台北府儒学，则成立于光绪六年。

讲儒学，当然要以孔孟为本，但影响台湾儒学最大的，却是朱子，是朱子式的孔学。

当然，台湾老一辈人，只要读过书，都只说朱夫子，没人喊朱熹的。另也有专门拜朱夫子的庙。

之所以如此，原因甚多。第一大原因，是明清时期朱子学本来就代表了儒学之正宗，所以通过朱子去理解孔孟乃至整个儒学传统，可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明代固然曾有阳明学崛起，但阳明本人即以自己的说法乃“朱子晚年定论”来自我辩护，明末阳明学之流行亦未动摇朱子的正统地位。

从社会上看，更是如此。诸位不要受了近年流行的世俗阳明学的宣传而误看了历史大势。明末，自东林学派以降，阳明学都受到极大的批评。清朝时期台湾的孔庙，虽将阳明列入配享，但地位不及朱子远甚。从康熙五十年起，朱子就是跟孔门十哲如冉求、子张、子夏、宰我等人并列配享的，阳明仅在两庑中。而孔庙藏书，也只有《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等，而无阳明之书。反而是批评阳明的《学蔀通辨》之类，孔庙倒是乐于收藏的。两相对比，便可知朱子学在当时的分量。

朱子学最盛的第二个原因，是朱子与整个书院教育的关系，本来就无人能及。

朱子一生最像孔子的地方，在于孔子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典范，有教无类，被称为万世师表；朱子则在官辨学校之外，建立了书院讲学的传统。

书院之规制、精神均定于朱了，朱子一生推动书院又不余遗力，故后世论书院，或在书院讲学，都离不开朱子之教。清朝官私所办书院，亦不例外。干隆元年上谕：“书院之制，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 立之礼仪节”，讲得最为清楚。

台湾《淡水厅志》将这段话录在《学校志》前面，更表明了台湾的书院也就是依据着这个传统来发展的。

因此我们看刘良璧的〈海东书院学规〉之类台湾书院文献，无不可以发现朱子的身影。像罗四明〈勘定海东书院学规〉说学者须“立课程”，读什么呢?读《通鉴纲目》《近思录》《近思录》等;要学者“看书理”，又以朱子论读书法为说。凡此之类，均可见无论是书院规条或细部之教学内涵，都深受朱子的影响。

第三个原因，在于台湾与福建的渊源。朱子本是闽学，台湾人对朱子较有感情，也有学脉上的关联，以致台湾儒学实质上便是朱子学。

干隆四二年蒋元枢〈重修台湾府孔子庙学碑记〉说：“闽厦南服，距中州远甚，前代如罗、李、朱、蔡诸人儒。诞毓其乡，为理学、为名臣，若亲接席于尼山泗水之间也者，谓非善所师，因以觇其学之正欺?郡虽僻处海外，闽封也。学者高山在望，观型不远”，明显地把台湾纳入福建儒学的源流中。

而在此之前，孔庙府学就已经单独另建有朱子祠了。其事滥觞于康熙五十二年，陈璸上奏请建朱子专祠。故干隆十二年凤山府学《新建明伦堂碑记》云：“于大成殿右建堂之楹，为讲学三所，又修其旧有之堂，以祀子朱子”。

台湾现今许多地方都有这类专祀朱子之祠。其文云:“朱子发明圣道，轨于至正，高不入于虚寂，卑不杂于名利。使六经之旨大明，圣学之传有继。孔孟以来为功弘钜”，推崇可谓极至。

陈璸曾邀闽学大师蔡世远在福州主持鳌峰书院。鳌峰书院也是台湾书院的学习典范(台湾海东书院即将白鹿洞规条与鳌峰书院学规并刊)，继承发扬朱子学，可谓其来有自。

类似陈璸这样热心推广朱子学的人极多，如道光年间任淡水同知的河南人曹瑾， 除了刊行《小学》之外，对于能够读《易经》朱注的学童还特别给了奖赏，他又捐俸修成了艋舺的文甲书院(后改名学海书院)。雍正问的袁宏仁，建阳人，来台任训导，也捐赀修朱子祠。

训导与同知的俸银，一年约才四十两银子，可谓甚薄。其捐赀以推动朱子学之热情，是可以想见的。

综合以上这些因素，我们才会看到：台北新庄明志书院，中为讲堂，后祀朱子神位；台湾府儒学，堂左为朱子祠，每年祭孔时，文庙祭毕，便祭朱子祠等现象。这些事例，都与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背景有关。朱子学与台湾儒学发展的关联确实是无与伦比的。

这种关联是全面性的，不只府学及书院如此。一般义塾、民学、社学。甚或针对“土番”“熟番”的教育也是如此。故《淡水厅志》云：“番民之子弟，择秀颖者，入学读书，宣讲圣谕广训，投以朱子《小学》，熟后，再合习经礼”。

因此，若说福建的海神妈祖对台湾民间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台湾民众精神信仰的重心；朱子，就是台湾知识阶层的精神重心、信仰思想理念的圭臬，海东书院学规所谓：“理必程朱，法则先正，不可易也。”

这种比拟，一点也不过分。事实上，这还太抬举妈祖了。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台湾从清朝到日据时期，社会的主导阶层是士绅而非一般民庶，故妈祖的影响力，远不能与朱熹相比。

何况，妈祖信仰，只是祈福求庇佑，且以航海安全为主，并不涉及思想及行为规范，与朱子之崇奉，层次殊不相同。

再者，妈祖毕竟只属于庶民信仰，朱子学则不仅行于知识阶层，更透过朱子的《小学》《文公家礼》一类书对台湾民众的日常伦理生活有所规范、有所指导。

朱熹不是个只会谈心性论天道的学者，他对一般老百姓的伦理生活，非常留意，觉得这是儒者化民成俗所应致力之处，故曾简化古礼，参酌考订，制为《家礼》，供一般人参考使用。举凡婚、丧、冠、祭、饮食、进退，均能有所依循。

这些生命礼仪及生活礼俗是每个人都用得着的。一般人可能不会懂得儒家的孝悌忠信大道理，也未必进过塾学，但从这些仪节中，就具体地在过着一种儒家式的生活，遵循了儒家的教化。

但《小学》是教子弟的、《家礼》是教民众处理好家庭中相关伦理关系的。人生除了家庭之外，还得面对社会，有公民的道德问题、有群体中权利义务的相对待关系。这个部分，朱子也并未忽略，他与吕祖谦曾经提倡一套“乡约”的办法，事实上就是发展公共伦理，达成乡里自治。

这套办法，连王阳明都非常欣赏，曾在江西推行，见其〈南赣乡约〉一文。清朝政府接受朱子学之后，更把这本属民间自治之法.吸收做为政策，于顺治十六年令省府、州、县均实行乡约。后来台湾也同样施行此法。

政府推行乡约，实质当然不同于朱子之本意。流于宣读圣谕、宣导政令，但乡约的精神却早已在台湾社会中生了根。一方面，公众事务，多通过共议立约之方式处理，且有社会互助救济之功能；一方面，同约之人还有道德上共勉以成善之意味，这就是后来各地普遍成立儒学善堂的原因之一(后来台湾九十年代推动“社区总体营造”者，多向欧英日本取经，浑不知台湾本来就有这个传统)。

换言之，朱子学，从士绅知识阶层的思想层面、庶民私领域的日常生活、和群众互助自治的公领域事务诸层面，发挥广泛的影响力。使得儒学在台湾扎下了深厚的根基。现今走进香火鼎盛的台北万华龙山寺，还可以看见朱子神主立在殿后文昌祠中，充分体现了这样一种关联。

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儒生阶层是抗日武装部队的主要成员。其后转为以保存文化为职志，倾其心力于书院与汉书房，以致书院、诗社、文社之设立，较同时期的大陆更盛。并有结合鸾堂、善堂等宗教活动之形式，影响层面日益广泛。

时至今日，社会变迁虽极钜烈，但儒学所形成之伦理态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依旧是台湾人民主要的文化凭借。在这个文化基底上发展的现代化，表现也与西方不同，而与同样受宋明理学影响之日本、韩国有足资比较之处。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