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机关变三支队，毛主席说：我叫李得胜。周恩来说：我叫胡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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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青化砭战役后，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从大局考虑，执意不肯过黄河，坚决留在陕北，为的是拖住胡宗南的20万大军，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会议决定：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编成了“三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应起个代号。毛主席很赞同：“那我就叫李得胜，我们一定得胜。”

“我叫胡必成”，周恩来早已胸有成竹，“革命事业必定成功。”

任弼时见他们都有了代号，笑着说：“我叫什么呢？”

毛主席思维敏捷，脱口而出：“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吧！陆定一是政委，就叫郑位。”

当时，由于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已出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在前线指挥作战，无法再顾及总部的工作，周恩来作为军委副主席，事实上成了毛主席的主要助手，主官军事组的五个参谋作战方面的具体工作。当时军事参谋回忆说：

在各个阶段，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部署和如何执行都是周副主席亲自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

毛主席对有周恩来这样一位助手很是自豪。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有一次他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战争。”

周恩来马上接过话头：“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他没有提到自己，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谁都能看到的。

在那段紧张艰险的日子里，周恩来是“三支队”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事无大小，周恩来都要亲自部署检查，他往往睡得最晚，起得最早。毛主席休息的时候，除了有特急的电报，周恩来总不肯惊扰。他自己经常是睡上两三个小时，就会被秘书叫醒几次。前线发来的战况电报，如有新出现的情况和地名，他总是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送给毛主席阅示，以便使毛主席能集中精力考虑战略决策。

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指挥下，我西北野战兵团20天内两战皆胜，狠狠打击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

4月14日，彭德怀再战羊马河，又吃掉胡宗南一个旅，共4000余人，活捉代旅长麦宗禹。5月4日，彭德怀诱敌主力北上后，突然奔袭蟠龙镇，攻克了胡宗南的重要补给基地，歼敌7000余人，活捉了曾担任胡宗南参谋长的李昆岗，还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军用物资。

周恩来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为新华社改写了一篇社论，讥讽胡宗南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

5月14日，周恩来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在真武洞举行的祝捷大会。他用洪亮的声音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战斗。

西柏坡的土路上，蜿蜒排列着一支长长的车队。小汽车、卡车加起来有二十多辆，人们忙碌着往车上装行李。这一天是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率领机关人员和警卫员，离开西柏坡往北平迁移。

临行前晚上，周恩来同毛主席兴奋地谈到深夜。分手时，他对毛主席说：“早点休息吧！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坐车行军也是很累的。”

毛主席说：“每明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

“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呢？”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合格，不要退回来。”

毛主席没有笑，他显得很严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