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是宋辽百年好合还是大宋的耻辱？大宋朝签约签得有面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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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下之盟”的来历，出于《左传》，是指在敌国武力渊威胁之下签订的丧权辱国的盟誓。“澶渊之盟”是宋真宗在辽朝大兵入境，包围了澶渊北城的情况下，被迫无奈签订的和约。根据澶渊和议，宋朝每年都必须向辽朝贡纳三十万匹、两的绢、银。

　　(宋辽局势图)

　　宋真宗在誓书中称之为“助军旅之费”，辽军并没有帮助宋朝打仗，哪会有什么“助军旅之费”，实际上它是战争赔款，与近代清朝政府向西方列强提供战争赔款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当时的宋朝官员将“.澶渊之盟”视为城下之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澶渊之盟”签订不久，景德三年二月，王钦若即提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他对宋真宗说：“城下之盟，虽春秋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王钦若的这种说法，还有另一种版本：“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搏耳。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虏众悖逆，准为宰相，不能殄灭凶丑，卒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称乎？”

　　这些记载略有不同，是当时不同的人记录的结果，不过王钦若和司马光都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却千真万确，不会有误。

　　王钦若是宋真宗时代的重臣，在“澶渊之盟”前后，曾以参知政事判天雄军，提举河北转运司，资政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他提出的城下之盟的言论，既是他个人的言论，同时也代表了当时朝廷内外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宋朝人认为“澶渊之盟”是屈辱的城下之盟，从皇帝实录的篡改上也看得很清楚。南宋初年的史学家李焘在整理北宋皇帝实录时，惊奇地发现“澶渊之盟”的誓书，“不知真宗实录，何故不载”。后来在仁宗实录庆历二年九月乙丑，却找到了澶渊誓书，不过有些文字作了改动，与原文不完全相同。

　　实录，顾名思义，是当时的史官如实地记录每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澶渊誓书是关系到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在真宗实录中为何被删除？显然负责实录的史官认为此事是奇耻大辱，不应记人实录供后人观看。这是一种为尊者（宋真宗）之避讳的手法，严重违背了实录的宗旨和原则。

　　(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屈辱条约)

　　宋仁宗实录虽然收录了澶渊誓书，然而对其中的重要文字进行了修改。宋真宗誓书在先，其所署的时间是十二月七日；辽圣宗誓书在后，所署的时间是十二月十二日。然而被收入仁宗实录的辽圣宗誓书，却被改为十二月七日，即与宋真宗誓书同日。

　　为什么要作此改动呢？宋真宗誓书在先，证明了宋真宗积极主动地签署誓书，与他最先提出和议主张是一致的；将辽圣宗誓书签署的时间改为与宋真宗同日，则表明誓书的签署无先无后，是同时签署的。然而通读两份誓书以后会发现，辽誓书是在宋誓书的基础上补充若干文字形成的。篡改实录文字，是属于作伪的行为，而且这种作伪的手法并不高明，很容易被人识破。

　　(宋辽使者讨论合约条件)

　　还有，原宋、辽史书上有南、北朝的称呼，在仁宗实录中南、北朝的称谓被删掉。据载，“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是与之亢立，失孰甚焉，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嘉纳之，然事已行，不必改”。王曾之言是说，辽朝不能与宋朝并立，更不能高在宋朝之上，因为在宋朝官员的口中和奏疏中，契丹被斥之为“戎敌”、“寇戎”、“戎狄”、“夷狄”，自然不能与宋朝并列，南朝、北朝的称谓等于提高了契丹的地位，使其更加嚣张。

　　王曾的说法取得了宋真宗的赞成，后悔不该如此。对于实录中已记载的文字，一般的史官是不能改动的，只有得到皇帝的御准，才能进行改动。因此，仁宗实录中对澶渊誓书若干文字的改动，要么是出于宋真宗的本意，要么是出于宋仁宗的圣旨。不管是出于谁的旨意，都可以看出宋朝君臣对澶渊誓书有屈辱之感。

　　(宋朝君臣对盟约是颇有微词的)

　　不过虽然删掉了誓书开头的北朝二字，正文中仍保留了北朝字样，并没有完全删净。改动文字的用意，显然是用以贬低契丹，实际上却是弄巧成拙贬低了宋朝自己，人们不禁要问：宋真宗身为大国之君，为什么屈己向契丹求和？为什么要向契丹提供“助军旅之费”？

　　修改实录，是真正的篡改历史，它本来就不是一种光明正大的行为。至于修改实录的后果，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给后人留下了篡改历史的罪名。

　　有人认为，“澶渊之盟”是辽将萧挞凛在澶渊北墙视察宋军阵地被伏弩击中而死以后，北宋在战而胜之的条件下签订的平等协议。仔细审视当时的文献记载，事实并非如此。据宋朝人记载，景德元年闰九月“契丹主与其母举国入寇”，《辽史》记载，统和二十二年闰九月“南伐”，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在闰九月间，忠实于宋朝的降将王继忠与宋真宗就有了和谈的接触，宋真宗表达了愿意和谈的愿望，向王继忠下诏说：“朕丕承大宝，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今览封疏，深嘉恳诚……倘谐偃革，亦协素怀。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共议事宜，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

　　到了十月间，王继忠与宋真宗的接触更加深入。王继忠言：“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宋朝）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

　　宋真宗谓辅臣曰：“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欲先遣使，固亦无损。乃复赐继忠手诏，许焉。”宋真宗已明确表示可以“议和好”。萧挞凛误中伏弩，是在十一月甲戌以后。史载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众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轻骑由西北面突进……弩潜发，挞凛中额殒”。

　　(盟约其实对大宋是不公平的，没有面子可言！)

　　这说明早在萧挞凛十一月甲戌中伏弩以前的九、十月间，即辽军刚刚南下的时候，辽宋和好的密谈就开始了，宋真宗明确表示可以遣使与辽朝议“和好”。当时萧挞凛还健在，指挥战斗，不知宋朝战而胜之，又是指何而言。这种毫无史实根据的说法，岂能令人信服！

　　其实这场战争直到最后结束，也看不出北宋战胜了辽朝。在战争中将士的死亡是常有的事情，一个将领的死亡不能代表战争的胜负，何况萧挞凛是误中伏弩，不是死于战斗之际。能够表明战争最后胜负的，是战争结束以后双方所承担的责任。

　　辽军是进入宋朝境内讨伐战斗，战后撤离宋境不能算作失败；而宋朝每年要向辽朝贡纳三十万匹、两绢、银，则是其战争失败所要承担的责任。宋朝非常忌讳贡纳的字样，把它说成是“助军旅之费”。辽朝是宋朝的敌人，宋朝最后要向辽朝提供“助军旅之费”，其实是支付战争赔款。仅凭这一铁的事实，就可以知道在澶渊之战中，到底是谁胜谁负了。

　　“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是城下之盟，不仅宋朝当时就有这种看法，时至今日许多史学家也持这种认识，例如漆侠就指出，对于宋朝来说“澶渊之盟”是“一个屈辱的城下之盟”。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类似的看法很多，服于篇幅，不能一一具引了。参考资料:《契丹史研究》《宋真宗1005》《大契丹国》《两宋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