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对联：
上联：什刹海不是海；下联是——
北京什刹海，也就是后海，的确不是海，而是个湖。按照这个思路，其实这个联句不难。不过我是读了余秋雨先生的《宁古塔》后才对出来的：
宁古塔没有塔。
“宁古塔就是现在的黑龙江宁安县，它的命名的确跟“塔”没关系。原来这三字是满文的音译，意思是”六个“，古时曾有六个兄弟在这里住过。
它是是清代的著名流放地之一。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流放地的残酷，大家网上一查史料便知，或者读读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况且，那种流放者走到”半道上被虎狼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到了宁古塔为奴，男的被随意杀害，女的被随意糟蹋甚至”卖给娼寮“（要知道，那基本上都是江南”名士“和”佳人“）等等，实在惨不忍言。
这里关注在那种极端残酷处境中，温暖了生命的可贵情谊。
余秋雨先生写到了两种友谊，一种是流放者之间的友谊，一种是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
余先生把流放者的友谊称为一个”奇迹“：
不 少被流放地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的政治立场都消解了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
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时，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
我的理解是，每个人身上都有附着物，自出生以后，一样一样地往上添加，因为他是从一个纯粹的自然生命变成一个社会生命，他越成长，所思所想做做就越体现社会风尚、政治立场等等，也就是说，常常是越成长越不是了他自己，他不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个人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关系网络”中的“点”存在。
而当他被强行从这个关系网络中拖离，反而变回了一个有点纯粹的“个人”。
同处一个极端的没有任何恢复旧观希望的环境，没有了立场阻碍的个人与个人，升腾起来的就是“同病相怜”，如果这还只是个基础，那么剥离了政治后的个人意趣、喜好，就让他们“惺惺相惜”，成为心灵层面上的至交好友。
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先生断言：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我想，余先生这里恐怕是想到了苏东坡。
在他的《黄州突围》里，余先生谈到，“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流放，期间写信给他众多好友，却没有一个回信的，当然更不可能给他写信了。
苏东坡是有名的爱交朋友的人，他说自己是“上可交玉皇大帝，下可交田院乞儿”，余先生说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而现在呢？
只能说，诗酒风流，也有“风流终被雨打风吹去”的时候，包括那种应酬往还的风采，还有那种友谊热闹的表象。
那只不过是苏东坡高才，比不过他，就跟他做朋友，名片上或可印一行“苏东坡之友”；如今他倒霉了，不落井下石就算客气了。
与苏东坡相比，一些流放宁古塔的人是该得到深深的慰藉了，余先生写到：
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
同是康熙年间，顾贞观为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流放地救出来，想尽办法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为了感动纳兰容若，他把自己写的思念吴兆骞的词作拿给纳兰容若看，里面有“冰与雪，周旋久”“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等至情之语。我们知道，纳兰容若是写词高手，听说他读到这两首词的时候，声泪俱下。这自然是因为他为流放之苦和他们的友情深深感动。通过多方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
余先生说：
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某种关联。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得惠至今。
对此，东北人民是值得骄傲的。
而我们，似乎也可以从中得出一些认识，我们对自己的“朋友圈”怎么看呢？ 我们是不是必得把自己放入一个极端的环境，才能有纯粹的友谊呢？
《宁古塔》收于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没有读过的朋友建议读一读，肯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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