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 为何中国人总想“得道”, 却又不愿超脱

赵汀阳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张文江 |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导读】近期，多地纷纷迎来今冬初雪。与雪天有关的诗歌创作中，唐代柳宗元在《江雪》一诗中塑造的遗世独立的“孤舟蓑笠翁”形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在《红楼梦》第五十八回大观园姊妹芦雪广雪后烧烤的名场面中，宝玉特以“披了玉针蓑，戴上金藤笠”的渔翁扮相出场，被一众丫鬟婆子笑道，“我们才说正少一个渔翁，如今都全了。”可见到了清代，渔翁已成为雪后文人雅趣中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

赵汀阳回溯了渔樵这一意象的生发历史：至少在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赋予了渔父一种超越的形象，汉代有所世俗化，在唐代转变为一个精神上自由自在的得道形象，到了宋朝以及元明清，渔樵形象才逐渐定型为历史讲述者。赵汀阳认为，山水在中国文化中代表了一种“落地”的超越性。渔樵以山水的眼光看历史，所以说出来的历史，重点不在故事，渔樵要言说的是一种历史哲学。渔樵不关心专业化的历史真实性，而更接近历史哲学家，关心的是历史结构、格局、形势、时势、时机、时运之类暗示了历史之道的问题。渔樵不喜结论，渔樵的史学方法论就是让历史的每一个事情都变成问题，变成永远可以争论下去的问题，也就是“无定论”，因为渔樵关心的是历史可以永远说下去。渔樵对永恒和无穷的意识并不落在纯粹时间之上，渔樵要看无穷变化，只有在无穷变化中，道才得以显现。

张文江认为，渔樵有两个特点，一是不脱离生存和劳动，一是身居边缘的观察者。渔樵是凡俗和超越的结合，观察的是整个历史的局，应该是一些不甘心局限于某个学科领域的人，在古代是不甘心局限于身处位置的人，换另外角度来思考。渔樵是文明有意无意所设置的“闲子”，其源头来自古代的史官，保留文明自知和反省的可能性。他们讨论历史，在对谈中自我进化，遥遥指向终极的不可及。

渔樵与历史

赵汀阳：要破解意象的密码，需要历史的解释，而不是逻辑的解释。通过历史的解释来揭示意象的内在线索和外部线索，但线索不只是历史故事，如果只是故事，意义就停在故事的特定情景里搁浅了，走不动了。破解意象是要为意象建构出一种历史性。历史性和历史这两个概念不太一样，历史当然就是由事件或故事构成的过程，但历史性却是一个哲学概念。历史性的要点在于某种可以循环重复的活力结构，打个比方，有点像音乐里的母题，这个母题在不同章节中不断以不同方式呈现，不断回归而常新。

历史性的意义不是知识性的，而是哲学。理解一个意象的历史性，就几乎是破解意象的意义，关键在于，一个意象的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是否能够形成重叠，如果形成语境重叠，那么历史和当代就形成了一种“共聚点”，就是意义或问题相遇的地方。这里借用的是托马斯·谢林的概念。如果历史和当代的意义或问题能够成功相遇，就意味着，历史的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当代问题的这把锁。如果历史钥匙能够打开当代问题的锁，这个历史就是活着的生命，否则就只是有纪念意义的遗物，就像博物馆里的遗物，不是活在现实中的遗产。

说到中国思想的基础是意象，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易经》里面的卦象，都是意象。另外，还有大家熟知的大量意象，比如山水、松林梅竹、牡丹花、龙、虎、鱼、桃、天圆地方，诸如此类，表面上是生活事物，但同时在历史线索中也成为了重要的意象，几乎和概念一样重要。我们今天只能非常局限地分析其中的一个意象，就是渔樵。

渔樵的意象到底指向什么样的人？我们首先来看渔樵的生活背景。生活背景蕴含了他的精神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山水。山水意象在中国文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有多种解释，比如说从山水画或山水诗的角度去解释，这是文人看渔樵的角度，但在这里，我试图理解渔樵自身的角度，即渔樵自己安身悟道的角度，也就是，作为渔樵的生活背景的那个山水所蕴含的意义。属于渔樵的山水是真实山水，不是画中或诗中被想象的山水。真山水是一个离社会很近的地方，但又超越了社会，是俗世与超越性之间的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山水是一个边界的概念，是隐逸之地和世俗之地的分界处。渔樵的山水是近人山水，而不是荒蛮的远人山水，比如说喜马拉雅山或唐古拉山，人迹不至，在古代不会有人去攀登。远人的荒山野岭没有历史，那个地方没有发生过历史，所以与渔樵无关。渔樵是要讲历史的，所以只生活在近人山水，那里看得见社会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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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意象意味着世界内部的超越之地。这个精神维度很有意味，它意味着，存在着一种落地的超越性。我们知道，超越性是属于神的性质，是在世界之外的，是俗世之人够不着的，比俗世更高，所以才具有超越性，而够不着的东西就只能去相信，这是信仰的理论理由。中国没有宗教，那么，中国思想的超越维度就不可能落在世界之外，而必须落在世界之内。中国人如此关心俗世，于是必须在世界内部去建构一种与生活有关的超越性，这种在世的超越性就在生活的世界里，是人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地方，而又必须具有超越俗世的品格，那就是山水。山水就是俗世中的超越之地，虽然在世界中，但又是不俗的，是超越的，所以说山水是俗世和世外的边界。在具有超越性的边界上能够看得见社会和历史，也就有话可说，而且可以凭借山水的超越尺度而超越地看待社会和历史，所以渔樵能够在道的层次上去理解历史。

这里说一个小插曲。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渔樵不能第二次找到桃花源。根据传说，找到桃花源的是一个渔父，一般人是找不着的，渔父熟知山水，知道山水的一切秘密，所以能找到，但是渔父与桃花源人告别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我的解是这样的，渔父是故意不再去桃花源的。渔樵熟知山水，没有他找不着的地方，之所以传说中说他再也找不到桃花源的入口了，这是故意的安排，渔父没有必要再进去了，因为世外的桃花源不是他的话题。桃花源人甚至不知秦汉魏晋，是一个落在历史之外的孤岛，桃花源里只有时间而没有历史，再也没有变化，几乎就是历史的终结，桃花源人的每一天和另外一天是一样的，永远重复。渔父进去之后看见了，已经明白了，知道里面的历史结束了，没有需要讲的内容，所以对桃花源不感兴趣。渔父不是不尊重桃花源，他敬重世外的桃花源，但他不感兴趣，所以假装再也找不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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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樵意象为什么被赋予了得道的超越精神？其中有秘密，涉及文明早期的秘密要交给张老师，他的《渔樵象释》已经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见解，我的书也采用了，那是关于作为文明初始作者的渔樵的秘密。不过在大量书籍中谈论的渔樵是后世的渔樵形象，后世的渔樵形象就比较复杂了，这里只能简单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姜太公钓鱼。姜太公是个假渔父，钓鱼技术很差，钓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有钓着，后来有个真渔父教他钓上了大鲤鱼，肚子里有一张布条，说他将来会封为齐地的领主，当然是迷信传说。姜太公于是打扮成渔父，在周文王出没的地方去钓鱼，终于遇见周文王，然后被重用，成为开国元勋。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不重要，关键是姜太公为什么要假扮渔父，这意味着，在远古时候，渔父就已经被识别为超越高人的形象，所以才能吸引周文王，可见渔樵的超越形象是非常早的产物。关于姜太公的故事主要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记载。

差不多的时间还有另外的旁证，《庄子》里面的渔父也是超越的形象，按照编造的故事，孔子碰见渔父，被渔父以道的见识教育了一番。道家喜欢编此类故事，都是孔子见老子故事的演化版本。但这种传说也同样证明了，在战国之前，人们已经赋予了渔父一种超越的形象。另外一个证据是《楚辞》里的渔父。屈原遇见渔父，屈原跟他诉冤屈，渔父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他没有得道，没有达到超越的境界，唱着歌就划船离开了，不理他了。这些早期文本都证明了，至少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赋予渔父一个超越的形象。而樵夫意象的形成似乎相对比较晚，这个问题我一会想问问张老师是否知道其中缘故。而且，樵夫的人物原型大多数也没有渔父形象那么高级，这也是一个很有趣而未经证实的问题。

汉代时候，渔樵的形象虽然保持高度精神性，但明显世俗化了，这也是我不太理解的一点，我没有找到答案。汉代时候把渔父的形象给了严子陵，把樵夫的形象给了朱买臣。严子陵大概还说得通，他不想当官，拒绝当官，整天钓鱼，但他不是真渔父，而是文人，钓鱼与生计毫无关系，只是表现一个超越的态度。可是朱买臣的形象就有一点差劲，朱买臣因为穷困只好去砍柴补贴家用，但他一心想升官发财，拼搏了几十年，岁数挺大终于当上大官。朱买臣其实很世俗，这个形象没有任何超越性，只不过是一个吃得苦中苦后来终于当了人上人的故事。

到了唐代，从唐诗以及山水画中看到的渔父形象，转变为一个逍遥自在的形象，很孤独，精神自足，一叶扁舟，看上去有一点像范蠡这种品格人物的渔樵，是一个精神上自由自在的得道形象。到了宋朝以及元明清，渔樵形象转变为爱讲历史，谈古论今话不休，这样就又有了历史的精神深度。作为历史讲述者的渔樵是宋以后塑造出来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形象，《三国演义》开篇词最为典型地描绘了这个渔樵形象。可以看出，渔樵意象是重重叠加而成的，因此含义特别丰厚。既然最后定型的渔樵形象是历史讲述者，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渔樵如何讲历史。

渔樵以山水为根据地，山水成为精神依据，但却讲的是历史。虽然说山水是渔樵所征用的超越象征，但渔樵不会去讲山水。山水不是渔樵的言说对象，而是渔樵的思想格局，渔樵以山水作为精神格局去谈论其他所有事情，而作为精神尺度的山水本身却不被谈论，就像尺子是用来衡量物件的，却不是用来衡量尺子自身的。事实上只有文人才以山水作为言说或描绘的对象，文人爱写山水爱画山水，爱谈山水之情，这是寄托了一种隐逸、飘逸、逍遥、脱俗的想象，这是文人的思路。这种文人想象虽然很美，却偏离了山水本身的精神。一旦山水成为了描述的对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山水，因为对象化就是隔阂。只有渔樵才吃透了山水的精神，而文人很难拥有渔樵那样的山水观，还有以山水观奠定的历史观。渔樵以山水的眼光看历史，所以说出来的历史，重点不在故事，历史故事只是素材或道具，渔樵要言说的是一种历史哲学。

渔樵的原始意象都是文明的伟大作者。传说中的古代圣王都是文明的伟大作者，更准确地说，文明早期的那些伟大作者因为有创作之功，所以成为王。渔樵意象一开始也是伟大的作者，这个细节我们要请教张老师，因为张老师写过一篇《渔樵象释》，专门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代的渔樵是作者，后世的渔樵转化为述的意象了，即后来出现在国画、诗词、文献里的渔樵，都是叙述者。渔樵叙述的是历史，或者说，渔樵的话题是历史。实际上的渔樵可能也说了许多别的事情，但赋予渔樵的意象是言说历史。既然讲历史，就意味着，渔樵有一种渔樵史学，或者叫渔樵史观。那么，渔樵史学与其他史学必有所区别。

首先，渔樵史学与中国的正宗史学，就是春秋、公羊、司马迁的史记这些经典奠定的史学传统，肯定不是一类。渔樵不在乎历史故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去对历史进行知识论的研究，也不给出官方的或正统意识形态的伦理学结论。渔樵不喜结论，渔樵的史学方法论就是让历史的每一个事情都变成问题，变成永远可以争论下去的问题，也就是无定论，因为渔樵关心的是历史可以永远说下去，无定论才可以“话不休”。这样的言说一方面是游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历史哲学，没完没了地说，思想就与时间同步，赶上时间，就接近了无穷性，也就进入了形而上的问题。真正的思想都是以问号为结尾的，而不是以句号，这是哲学的命运。

两千多年来有过许多哲学家，但我想说，哲学家从来没有解决过一个哲学问题，我们所有人从来都没有解答过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和渔樵差不多，没完没了说了两千多年，其实没有结论。但这就是思想的标志，以问号为结尾，才是思想。渔樵的史学景深放得很远，超越了一切故事，也就超越了有限性，所以渔樵一定要居于山水，与山水同在。当然，山水是渔樵的生活资源，要打渔，要砍柴，但山水和渔樵更是精神绝配，山水是不朽的，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不朽的青山流水就是渔樵的精神标尺，渔樵以青山流水来衡量历史，衡量一切故事。

青史只有从青山的角度去看，才看得明白其中的大局大势。这也正是哲学的意义所在，只有形而上的尺度才足够大，大到足以超越当事人的偏心偏见和一时一地之得失。利益相关者讲的历史可以是对苦难的深切控诉，对不公的有力批判，只是批判和控诉还不是历史。渔樵借得青山流水的永恒尺度而超越了一切爱恨情愁，超越了一切兴衰成败，才能够看出动人故事背后的历史之道。在这个意义上说，渔樵确实接近于道。不过，渔樵对永恒和无穷的意识并不落在纯粹时间之上，他要看无穷的变化，只有在无穷变化之中，道才得以显示出来，因为道不是静止的永恒，而是动态的无穷。没有变化，道就显示不出来。没有变化，那就只有纯粹的时间，也就是西方哲学关心的问题，与纯粹时间同在的就是那个难以理解的“存在”。

最后一个细节问题：渔樵从何处得知历史故事。渔樵的来源复杂，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小部分原为文人、官员、将军甚至是江洋大盗，都有可能，比如《水浒》里有阮小二阮小七之类的强盗渔樵，那也是有的，什么样的来源都有可能，但渔樵的生活方式属于劳动人民，住在山水之间，经常到集市上卖鱼卖柴，因此我推测，渔樵所知道的历史故事主要是听来的，从说书、评书、戏剧那里听来的，渔樵也认识文人朋友，文人喜欢和渔樵一块喝酒，因此渔樵大概也从文人那里听到一些正史。

就是说，渔樵不在乎正史还是野史，历史故事估计是混着来的，不挑来源，因为渔樵不关心专业化的历史真实性，渔樵不是专业历史学家，而更接近历史哲学家，关心的是历史结构、格局、形势、时势、时机、时运之类暗示了历史之道的问题，所以渔樵不挑故事。那些传说的故事中大量是假的或被夸张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将》诸如此类，民间流传的故事里有许多都无考或者被夸大，真实性比较可疑，但对于渔樵足够了，因为那些故事虽然不真实，但所表达的兴衰成败的沧桑结构，与真实的历史其实是同构的，仍然显示着历史之道。

张文江：今天，作为人的意象，为什么要有渔樵？形成这个意象，是为了溢出学科之外，进行底层的思考。表层思考和底层思考，研究的境界不同。渔樵的意象，本来非常可能是出于想象，而作出这些想象的人，不一定是，甚至一定不是，真正打渔的人和打柴的人。应该是一些不甘心局限于某个学科领域的人，在古代是不甘心局限于身处位置的人，换另外角度来思考。

渔樵有两个特点，一是不脱离生存和劳动，一是身居边缘的观察者。他是凡俗和超越的结合，观察的是整个历史的局。亚里士多德说，脱离城邦的人，不是神明就是野兽（《政治学》）。渔樵仿佛和两者都沾着边，但是没有脱离城邦，处于相对的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态，可能是中国的思维方式，《易经》上有“出入无疾”的说法。好比在国际象棋中，棋子处于格子之内；在中国象棋中，棋子处于线条之间。象棋模仿的是城邦，而棋子中没有渔樵。渔樵安顿好自己的生活，超然象外，关注文明安危的根基。其中包含很多故事，而所有的故事中，都有着秩序的失衡和重建，也就是兴亡。

渔樵关注大尺度的历史，尤其是文明的兴亡，尽管表现形式往往是王朝的兴亡。这和历史学家角度不同，可以互相补充。赵老师书中提到，渔樵隐含着一个文化不能再化解的生存问题。在初始阶段，渔樵、哲学家和王者，三者是一体的。渔樵的渔，可以推原文明创建者伏羲，渔樵的樵，可以推原燧人氏。以后形成等级社会，《易经》上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到这个层面渔樵退出，劳动已有了分工。不过，哲人和王还在一起，其代表是尧舜禹。由公天下而家天下，哲人和王渐渐分离，王需要哲人的辅佐，自己也需要补充学习，比如殷商时的伊尹、傅说，结合得比较好。然后到周代，西周有周公，还靠近权力中心。东周有孔子，远离权力中心而试图返回，是重建文明社会的努力。

初步说来，周公是古文经学的源头，孔子是今文经文的源头。在周公和孔子之间还有居中的人，身处官民之间，那就是老子。随着周王朝进一步衰弱，老子最后出走，不知所终。他到底去了哪里？留下《道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现在还有争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对抗外来佛教，有人认为老子去西域，编造了《老子化胡经》。传统的内部演变，形成道家和儒家对立，而传统的外部演变，形成道教和佛教的对立，两种对立都跟老子有关。假设把这些都撇开，只从生存角度看，老子出走以后能去哪里，以及能做什么事情？那么能做的事情就是渔樵，或者说《庄子》书中的匠人。他作为史官系统的代表，依然保存着史官系统的源流。

古典学术原来是经史一体，和现在的“六经皆史”还有所不同。这个经史一体的作用近似于法，有些像现在说的不成文法或者习惯法，经过孔子整理成为经。经学是什么？如果转换成不完全准确的现代语言，大致相当于文明的宪法学。经学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对应法学的讨论，是对何谓正确的追求。公元前后完成的《七略》，史在那里依附经，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具体的原因另外讨论。经史子集的提法后来才出现，到《隋书·经籍志》最终确立。所以，历史的源头很早，而历史学家的出现较晚。青山为什么对照青史？青史对应的是纷繁的人事，青山静默无言，是永恒的观照，而起沟通作用的就是渔樵。

刚才赵老师引过一句诗，“输与渔樵话未休”。这句诗怎么解？渔樵能分离吗？作为意象的组合，不能互相分离。以易理来解释，渔樵就是阴阳，阴阳可以分合而不能分离，就是太极。而话未休通往永恒，将太极化为无极。渔樵互相质疑，互相补充，寻找思维的漏洞，补充见闻所不及。他们留下讨论的意象，没有留下具体的结论，以永远的开放性，启发有心之人。渔樵左右互搏，彼此对谈，不太参与社会的讨论，因为和社会讨论有危险。比如说苏格拉底在城邦里找人谈论，民众忍受不了，结果把他处死了。渔樵是文明有意无意所设置的闲子，其源头来自古代的史官，保留文明自知和反省的可能性。他们讨论历史，在对谈中自我进化，遥遥指向终极的不可及。

原标题：《赵汀阳: 为何中国人总想“得道”, 却又不愿超脱 | 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