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胡波：全球海上多极格局与中国海军的崛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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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事技术变迁、全球性海洋问题及和平竞赛模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世界海上战略格局正在走向多极，中国是其中的重要一极。全球海上多极格局，构成了中国海军崛起及海权发展的大背景和大环境，而中国海军崛起的程度、范式和路径，也会影响这一多极格局的内涵和特征。国际上往往习惯夸大中国海军的能力和意图，通常套用传统大国海上兴衰的范式来解读中国海军的装备发展和海上行动。这些解读或研究，至少忽视了正在形成的全球海上多极格局和中国海军面临的特殊地缘及技术环境。综合考虑必要性及可行性，中国宜在近海追求一定的力量优势，在毗邻远洋维系强大的力量存在，在全球海域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全球海洋安全秩序的建构与塑造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文章来源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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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毗邻远洋建立有效军事存在，推动印太海上“多极”格局的形成

在第一岛链以外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的环形水域，中国追求的应该是“有效存在”。所谓“有效存在”，是指中国需要建立一支不能忽视且难以被轻易击败的力量，包括一定数目海外基地的支撑和两到三支航母打击群组成的远洋舰队。其目的主要是威慑、牵制和防范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或集团从外线对中国事务进行介入与干预，或危害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考虑到美国正在针对中国如火如荼地推动其“印太战略”，中国寻求外线存在的迫切性也变得前所未有。

这片水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是中国海洋交通线的聚集区，也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中国已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和平发展严重依赖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和畅通的国际海上交通线。中国贸易货物运输总量的85%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早已是高度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大国。海上交通线哪怕出现一丁点儿的阻碍，都会立刻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伴随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中国非常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海上通道的最大利益攸关方。到目前为止，国际合作依然是中国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主要路径，但中国对海外通道安全的担心无疑也越来越大，毕竟连接中国经济与外界的海上动脉几乎时刻处于其他海上力量的威慑之下，还有愈演愈烈的海盗和恐怖主义。

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银河号事件”“马六甲困境”成为中国战略界表达对海上交通线焦虑的热门词汇，尤其聚焦海外能源运输的安全。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3年11月2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分析中国经济形势时，提到中国“进口原油五分之四左右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的，而一些大国一直染指并试图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航运通道”。因此，他要求必须从新的战略全局高度，制定新的石油能源发展战略，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随后，有关国际海上通道的研究立即成为中国国际问题中的一大热门。 《2006年中国的国防》首次提到“运输通道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2013年的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2015年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等国防白皮书都明确指出，“加强与多国护航力量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

同时，这片海域也是中国海军的基本战略外线。能否塑造、构建对己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标志。世界大国的安全不仅仅在于其本土不受到直接威胁，还在于它拥有一定的缓冲地带和预防性手段，能将威胁消除在边界之外;也在于其拥有一定的威慑能力，当敌方威胁其安全时，有能力进行必要的反击;更在于它能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日益上升的权力地位。考虑到海洋防御没有前后方之分，是动态的，加上中国近海的地缘不利环境，中国海军必须有必要的外线，否则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然而，中国海军在该区域的战略布局或有针对性的活动起步甚晚，约在2008年至2010年前后。这之前，中国海军在第一岛链的广阔外线海域仅有些零星的外交和训练活动。2008年底，中国海军开启了亚丁湾护航任务，从而第一次在外线区域有了常态化的力量存在。在亚丁湾附近海域，中国海军常态部署3—4艘舰艇执行护航任务。截至2019年7月，共派出31批100余艘次舰艇、2.6万余名官兵，为6600余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护，解救、接护、救助遇险船舶70余艘。在护航任务的牵引下，中国海军在该地区的外交影响也空前增大。2008年以后，中国海军每年在印度洋地区的港口访问活动频次迅速增加，由原来每年不到3次增加到2010年的25次，此后基本保持在每年15次以上。

另外，中国也借助护航任务，实现了海外基地的零突破。2015年12月中国宣布与吉布提政府达成协议，201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部队进驻营区仪式在基地营区举行，标志着基地正式投入使用。第二大动作是加大了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投送和演习训练。2009年，中国海军大型编队开始前出第一岛链，进到西太平洋的远洋海域进行演习训练，现在每年都有数次。“辽宁”号航母编队也分别于2016年12月、2019年6月和2020年4月进行了前出岛链的训练活动。与此同时，近些年，预警机、侦察机和轰炸机等也频频进行前出岛链的训练和演习。

任务牵引和能力建设的飞跃，是中国海军加快在该区域布局和活动的两大重要原因。当然，思维方式的改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关于远洋海军，虽然早在1975年刘华清就从技术角度论证了发展大型水面舰艇和航母的必要性，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不同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反对者指出，考虑到中国近海防御的性质，中国不需要航空母舰。而且，在濒海地区作战，潜艇的效率高于航母，中国应该继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艇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争论从技术领域更是扩展至国际战略、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所谓“潜艇派”和“航母派”的论战，持续到2011年第一艘航母下水才稍微停息。刘华清时代确定的积极防御实际上就是对此前中国传统海防思维的纠偏，而2015年的《中国的军事战略》更是明确提出了“远海护卫”的概念，强调“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中国没有给出 “远海”的定义，但是我们参照上文中“近海”的定义，这里的“远海”应该就是指毗邻中国的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海区。这对于中国海军是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中国海军将同时加强内外线力量的建设，既要强化本土和近海海洋利益的防御，同时也要加大对重要海上通道和海外利益的护卫。而在刘华清的论述中，虽然也强调外线进攻的意义，但其仍是辅助性的。中国海军在继承积极防御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又一次重大战略转变。

按照目前印太的战略态势，只要美、印不犯大的战略错误，国力不出现严重衰退，中国就难以在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地区追求优势海权。未来30年内，中国有望与美国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间形成新的战略平衡，但在整个西太平洋，中国海军仍不足以挑战美国海军及其盟友体系，而在北部印度洋，中国将面临美国在西太平洋或东亚海域的类似“反介入”困境和距离劣势。因此，在这片环形水域，相对于美印特别是美国，中国所能追求的只能是一种“弱势海权”，或者说“存在舰队”。

“存在舰队”(fleetinbeing)一词起源于英国海军上将托林顿在1690年的一次著名演讲，“当我们拥有一支舰队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此后，在海军战略家和海军历史学家中就“存在舰队”的定义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这是被动撤退还是有效的防御方式?”它是一个抽象的战略想法还是一个暂时的策略?杰弗里·蒂尔定义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存在舰队”，从温和的进攻到被动防御。就中国与印度和美国海军的关系而言，笔者用它来指积极的海上防御战略。一个暂时或永久处于劣势的海军，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强大的对手的海军取得海上绝对控制权，并尽可能采取反攻，将攻防结合起来。存在舰队，通常是指处于弱势，或者暂时处于弱势的海军采取一切手段阻挠对手的优势海军获得绝对制海权，并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综合运用进攻性和防御性行动实施反击的海上积极防御战略。

历史上，由于马汉为代表的经典海权论者，多强调 “绝对制海权”和“决战决胜”，“存在舰队”策略一直广受诟病，给人一种一味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负面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英美曾经长期的全球海上主导地位、话语权优势，以及它们所奉行的 “纳尔逊”海上攻势传统。可对于其他相对弱势的海军而言，“存在舰队”恰恰是不得不采取的明智战略。因为，事实上，“制海权通常处于争夺之中，只有承认这一点，处于劣势的海军才有可能通过积极的行动取得有利于己方的条件，或至少阻止优势海军充分运用其制海权”。“存在舰队”只是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却并非完全防御的，将遂行所有可以采取的进攻性行动。

目前，西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地缘政治复杂，不太适合控守，却适合布局，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力量均无法完全控制这两大区域，中国在此实现力量存在不会有根本性的政治及外交障碍。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的确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海军很难真正冲出第一岛链。但中国也并非毫无机会，实际上，巴士海峡、吕宋海峡也有可能成为中国海军进出第一岛链的战略通道。印度洋上大洋战略支点少，难以达成全方位海域控制，从目前情况看，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全面掌控大部分的战略要点，更难以全方位控制印度洋，但其大部海域自然条件好，适宜海上兵力机动，因此比较适合战略布局。

未来，中国可努力在这两大区域各保持一支左右的航母战斗编队和若干保障侦察及预警阵地，以切实实现有效力量存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外线支点是台湾及南海岛礁，在台湾未与大陆统一之前，中国需要大力发挥南海岛礁对远洋海军的支持和策应作用。印度洋地区，对于中国而言，有价值的支点主要集中在北部印度洋区域，继吉布提之后，中国应重点探讨与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类似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在北部印度洋沿岸再获得2—3个保障基地后，才有可能在地区形成较强的体系化能力。由于中国主要是通过谈判协商而非战争或提供安全保护的方式来获得海外基地，它们的具体布局和作用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是中国官方，也很难有明确的计划。

此外，中国还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陆权优势，通过本土的导弹、远程轰炸机、岸基远程雷达和侦察卫星在这片广袤区域构建起一定的拒止能力，给对手的海上力量以威慑与牵制。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交会地区，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毗连，背陆朝洋，正是斯皮克曼所谓的边缘地带 ，具有鲜明的陆海复合型特征，是 “陆地大国与海洋大国双方争夺的对象”，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中国天然位于亚洲的中央，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和人文联系，很容易在亚洲发挥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会给中国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海权拓展带来非常积极的意义:通过加强与毗邻地区国家的地缘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间接在大洋上发挥作用。如中国可以利用与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维护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一线的海上通道安全，甚至可以借助部分国家的支持，在印度洋实现长期军事存在。

当然，中国很难在该海域谋求一定程度的优势和海洋控制，中国在此构建的只能是一种拒止型与合作型的混合能力，用拒止的方式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用合作的路径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两者并行不悖。

三、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成为全球海洋安全秩序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海军显然还没有形成全球战略，在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以外的区域，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影响。即通过临时性的军事部署、军事演习、军舰互访等行动和国际海洋政治博弈，积极提供海洋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海域内追求政治外交影响并发挥独特的政治外交作用。

中国是 “一陆一洋”的大国，美国是“两洋一陆”的大国，而欧亚大陆是世界的地缘政治中心，地缘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影响世界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通过海陆两条路径影响欧亚大陆的事务，而美国则必须跨过两洋向欧亚大陆投送力量和资源;中国始终“由陆向海”，从陆地看海洋，而美国“由海向陆”，从海洋看陆地。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中国海军先天缺乏美国海军那样进行全球攻防的动机。

在全球格局层面，中国只能算是个正在兴起的潜在超级大国，虽然综合实力远超俄罗斯、英国、法国及印度等大国，但与美国依然相距甚远。未来的世界格局很可能将从 “一超多强”(1+X)走向“一超+中国+多强”(1+1+X)，即美国仍然长期保持着全球超级大国地位，中国则是崛起的潜在超级大国。海上态势亦然，即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以外的区域，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无法对美构成可信的挑战。这不仅仅体现在能力差距方面，如平台质量、海外基地支撑和经验等方面，也体现在意愿方面，中国仍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近海空间和陆地边界还面临诸多的地缘政治挑战，很难向海外大规模投送兵力。另外，在西太平洋和北部印度洋以外的海域，中国的主要海外利益是经济利益和海外公民的安全，并无太多排他性的利益，中国缺乏进行大规模常态化军事部署或大动干戈的冲动。中国的确对南北极和深海大洋展现出了浓厚兴趣，但迄今为止这种兴趣也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海洋综合治理方面。

不过，中国的利益和责任的发展，仍需要中国有能力在世界海域内投送力量。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与世界高频率互动的过程中，各类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在一些局势动荡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海外利益经常受到政权更迭、冲突与战争等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以及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维护海外经济利益和公民权益的有力手段，2011年利比亚撤侨开启了中国海军维护海外利益的新模式。中国虽然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但如果动荡影响到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而且即便是撤侨行动，也可能被冲突所波及，中国海军还将不得不卷入直接的冲突之中。

此外，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军事影响，也是履行国际责任和大国义务的要求。中国的国际责任正趋于全球化，当今的海洋体系正走向无序，迫切需要重建秩序，而前提是大国要承担国际责任，贡献海上公共产品。世界海洋公共性、开放性的维护，航海自由，打击和抑制海盗，海洋良好秩序的保持等，都属于海上公共产品，国际社会需要海上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海军将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际责任和推进国家间军事合作的重要手段。随着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海盗、海洋环境、自然灾害等问题的日渐凸显，军事力量除了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之外，还必须应对一系列全球层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军事力量的非战争应用越来越成为各国武装部队的主要职能之一。中国海军将在国际救援、公海自由和国际维和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可能需要可迅速及时到达并部署的海陆空力量，它至少应包括如下能力：两艘左右军舰组成的远洋战斗编队，营/团级的陆上作战兵力，以及中队规模的空中威慑及支援力量。这类力量的临时部署及应用，将最大可能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和相关主权国家的授权，尽量争取区域国际组织和其他力量的支持与协助，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公平正义的国家联合进行介入。由于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在全世界广布基地，中国在世界大部分海域缺乏独立进行高烈度行动的能力，特别是在应对毗邻两洋以外的小规模地区冲突的过程中，必须依赖国际合作。

中国海军在全球海域的这种能力和存在，为中美进行海洋功能性合作创造了机会，但在加大履行国际责任、发挥政治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推动着全球海上格局的多极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海军除了要继续强化打赢战争的能力，同时也要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以维护良好海洋秩序的能力，后者的作用可能越来越重要。 在发挥 “后现代海军”角色，提供海上安全公共产品方面，中国海军将发挥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中国海军在全球大部分海域的活动显然并非针对美国，但在美国看来，却也不可避免地削弱着美国海军的影响力。中国的 “全球海军”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稀释对美国权力的认知，特别是在那些自冷战结束以来只有美国海军和其盟友才能自由行动的海域。在总体和平时期，数量和密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质量的影响，这就更加凸显了中国的存在优势，而使得美国的超强作战能力优势变得不那么明显。

另外，现代海洋强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对海洋秩序的塑造，力量投射规则，而规则服务于力量的投射。强大的海上实力是塑造和维系海洋秩序的基础和保证，而海洋秩序的存续必然也会体现塑造者的利益与观念，并服务于实力的运用与力量的展开。中国海军的崛起能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海洋秩序的塑造尚不明确，但考虑到其全球第一的平台数量和全球第二的总排水量，其必然会在全球海洋安全秩序的塑造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众所周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体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推动了全球海洋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但在谈判和最终的条款中都鲜有涉及军事活动，部分原因是当时的美苏都不愿意自己的军事活动受到过多的限制。当中国海军在全球海域活跃程度日益接近美国海军的时候，也必然会挑战美国在海洋安全领域近乎垄断的规则塑造能力，其发展中大国的政治身份、陆海复合型的地缘禀赋和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战略文化，都将给未来的国际海洋安全秩序带来新的内涵。

结语

受制于技术发展和国际政治博弈模式的变化，尽管美国海军仍试图维系其在全球的超强海上主导地位，但海上多极化几成定局。中国海军的崛起，正成为全球海上多极格局的重要推力。当然，这种多极格局本身也会限制中国海军崛起的程度和力量运用。

总的来看，中国海军的崛起对美国带来的传统意义上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印太”地区，将使得该地区的海上权力结构更加多极化，美国在东亚近海等区域的海上主导优势将由中美间的均势所取代。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海军大概率会继续在全球大部分海域维系战略优势。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和总体和平时期，这种优势的效价比正在急剧下降，维护海洋安全秩序最需要的往往是数量和规模代表的存在能力，而非大规模战争能力。由于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美国海军的平台数量已不具有优势，即便实现了 “355艘”或“500艘”的舰队规模目标，相对于中国海军也没有太多的数量优势。按照美国国防部等机构的数据，中国海军舰艇规模已经超过300艘，未来很快会接近400艘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海军的发展、在全球海域的外交活动以及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行动，也会推动全球海上单极格局的终结。当然，所有这些发生的前提是，中国能够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并保持目前的崛起势头，即便维持相对低一些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尽管中国海军在过去20年在硬件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就，但中国海军也需要改进其“软件”，特别是其海外部署和作战指挥技能。

中国海军的崛起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亚丁湾护航、叙利亚化学武器护航、MH370航班搜救等行动，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有力支持，提升了中国海军形象，赢得了国际赞誉。然而，中国军舰频繁地出现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更不用说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在包括澳大利亚、印度、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引起越来越多的焦虑，这有可能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恶化。未来，如果行动更加透明，将有助于中国海军提升国际形象，但这不会改变这些大国之间潜在的竞争和相互猜疑。

在中国，战略家们对大国 “战略透支”的风险保持警惕，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所描述的那样。尽管中国海军力量日益强大，但中国政府仍将谨慎地在海外使用其海上力量。中国海外经济拓展和军事力量崛起有不同的途径和目标，前者比后者更为恢宏。很多外国观察可能都在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战略意图的对接。但“一带一路”已经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太大，大到不可能成为战略。当然，“一带一路”与中国军队的海外行动可能会有一些联系，但两者实施的逻辑和规则是完全不同的。(注释略)■

文章来源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6期

图文编辑：徐仟慧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