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体系,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较之帝国主义的武力胁迫、建立殖民地,以及宗藩关系,不使用过多武力即可使对方诚服更显文明。以中原王朝为朝贡中心即外交上的胜利,可达到稳定民心,扶正王朝正统性的作用。而北宋至南宋时期,政局动荡,国家外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威胁,在这种局势下,宋王朝需要给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一剂强心剂,而稳定的朝贡制度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这一效果。
一、宋建立之初王室焦头烂额,王朝正统积蓄解释,统治者想要建立汉唐盛世般的朝贡体系,逐渐形成“画疆自守”的国家安全思想
在北宋建国之初,宋太祖原本的愿望是“华夷一统”,也就是希望通过北击契丹来实现天下一统的局面。宋太宗与君臣共同设计了一个“守在四夷”的朝贡体系。宰相宋琪向宋太宗说:
“契丹小敌,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国,各选重望亲嫡,封册为王,……得奚、霫、渤海以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
宋朝以“中华正统”的身份和立国之初的兴盛景象使周边势力对其寄予厚望,归义军、甘州回鹘等都争相靠拢宋朝,高丽、女真、渤海等也更坚定地支持宋朝。有利的周边环境使宋朝君臣对实现“华夷一统”的目标充满信心。所以雍熙战争前宋王朝以建立华夷一统的一元化天下秩序为目标,期望能像唐朝和汉朝一样四方来朝。若真能实现制服契丹的目标,建立如汉武帝打败匈奴、唐太宗击败突厥般的功业,那“守在四夷”的安全格局完全可能被建立,但这一目标因北伐惨败而破灭。
到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最终以条约方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互不干涉彼此的纳贡体系,然后,一方面通过两国间的外交磋商加以确认,另一方面相互承认对方朝贡体系的存在合理性,认可对方与高丽、西夏等双重朝贡国的朝贡关系。但由于战争的失败,实现宋太祖和宋太宗的国家战略目标已成泡影。在澶渊之盟后,宋朝逐步形成“画疆自守”的国家安全思想。虽从字面上看是一种偏保守的战略思想,但 “画疆自守”并非相安无事,也有主动开拓的内涵精神。
澶渊之盟后,宋、辽疆域图
澶渊之盟承认了宋辽之间的边界,约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划分界限的标准往往是山川河流。熙宁四年,宋神宗和王安石令鄜延路等与西夏交界诸路“立封沟”,“缘边封土掘壕,各认地分”。立封沟就是挖掘界沟,划分边界线。
宋朝在经历过雍熙战争的摧残之后,开始转换思路,对外推行以和止战的国防战略,并以此为宋朝皇室的祖宗家法。宋朝与周边政权签订了一系列和议,如宋辽间的澶渊之盟、庆历和议;宋金间的海上之盟、嘉定和议;宋夏间的景德和议等。
庆历和议
和约的背后就是以经济利益换取国家安全,通俗来说就是交保护费。而对宋朝而言,每年缴纳一些岁币,不仅可以维持国家间的和平,又可以保持“名分”。显然是最好的选择。因而宋人对立和约保国家安全的外交手段持肯定态度。范育就说:“保疆场不如立约,立约不如崇信。”意思就是就是武力防卫不如签订和约,而遵守和约守信用比和约本身更重要。
二、朝贡体系是王朝正统性的佐证工具,“名分”对于天子统治权威的重要性 ,朝贡体系共主的极力向外界营造出一种稳定的假象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名分”代表着政治上的合法性,是王朝统治中不可避免的首要问题,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宋王朝要保障其政治安全首先需要在国内确立其政治合法性,即正统问题。正统是对“天下”地位而言的,宋朝皇帝要证明正统,必须证明其是中华和四夷的天子。建立包括四夷在内的朝贡体系可以达到上述目的,辅证大宋皇帝即华夷天子。
欧阳修说:“大宋之兴,统一天下,与尧舜三代无异。臣故曰不待论说而明。”
事实上宋朝的正统并非“不待论说而明”,而需要大力营造和证明。众所周知,宋朝并未一统天下,而且常被北方游牧政权袭扰攻打且处于下风,为了使国内民众对王朝统治者不丧失信心,正统性的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正统解说一方面是在国内定德运,立正朔,行皇帝制度;另一方面就是建立华夷一统的朝贡秩序,证明宋皇帝就是天子。因此,宋朝皇帝的用的诏书都是用华夷一统的朝贡话语,国内对皇帝国际地位的舆论导向也是朝贡体系的共主。
比如说宋太宗举行华夷拥戴的封禅大礼就是因其需要营造四夷怀服的政治假象,通过加强自身的正统性来增强政治安全感,太平兴国年间策划封禅的吁请阶段就有“蕃夷酋长之徒,耆艾缁黄之辈,共排阊阖,三贡表章”,请求封禅。还假造了《批答南诏国王东封表》,营造大理国请求封禅的假像。同样的,王钦若劝说宋真宗只有举行封禅,才“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其封禅的吁请和举行中都有夷狄参与。宰相王旦曾率包括蕃夷、僧道等在内的两万多人五次上表请封禅。
宋太宗举行华夷拥戴的封禅大礼
南宋朝贡大为减少,但为了营造宋朝皇帝为华夷朝贡体系共主,三年一次南郊大典必须有夷狄参与。南郊大典上都有夷狄的朝贡和册封的环节,完全是为了展现其天子威信,因而朝贡体系的构建是证明宋朝皇帝作为华夷天子的必需条件,而在“天下”的语境下,“天子”名分给皇帝带来不少政治优势。
三、朝贡体系瓦解导致原有的秩序被打破,统治者经过多次努力,王朝只能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走向最终的衰落
朝贡体系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宋朝国内安全。从历史上看,吐蕃和唐朝衰落使南诏失去约束,不仅成为唐朝边患,而且间接加速了唐朝的灭亡。宋朝的衰落与灭亡也可从其中发现一丝端倪。也就是说,王朝安全与外部环境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通常朝贡关系比较稳定时,宋朝国内比较安定,朝贡体系遭到破坏时,国内也是摇摇欲坠。宋太祖和宋太宗前期以收复北方失地为目标,一方面宋朝积极联络北方其他民族政权,以期在接下来的战争中获得其支持,另一方面这些政权和民族在宋辽即将到来的决战中看好宋朝,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这样的朝贡关系对宋朝是十分有利的安全保障。
各国往来朝贡
澶渊之盟后,东亚地区总体相对稳定,宋辽两大朝贡体系并存,宋朝朝贡体系内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关系。宋朝在与本国安全直接相关的诸国中也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西北实行联合吐蕃抑制西夏,在南方实行联合占城抑制交趾,同时用经济手段维持与辽、夏的稳定关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虽然偶尔有小规模局部危机,但国家总体稳定。
自宋神宗开边始,既有的相对稳定的秩序逐步松动,周边环境不稳,对北宋的安定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宋朝的开边计划牵动了东亚局势的变化。宋神宗启动开边计划,实际最终目的是要拿下辽朝。虽然宋神宗朝晚期对外政策开始转向收缩,元祐时期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政策,但帝国下一代皇帝又转向对外开拓,宋徽宗再次酝酿大规模开边,主动派人联络女真,结成海上之盟,意图发兵攻辽。曾臣服于辽朝的女真族在12世纪初开始壮大,并起兵反辽,于1115年正式建国。
宋神宗肖像图
东亚政治格局开始变得动荡不安,宋徽宗君臣认为机不可失而积极主动作为。辽国,高丽多次建议徽宗不要这样做,国内也有部分有远见之士对宋徽宗的想法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样做会使原有的政治局势被打破,对宋朝不利。事实证明,高丽、辽朝和国内反对派的意见都是理性而准确的,但宋徽宗和蔡京等决策者被开拓带来的好处所迷惑,影响了之后给宋朝安全带来威胁的判断,宋徽宗不听取各方维持现状的意见,执意联金灭辽。
女真崛起不仅从内部瓦解了辽朝朝贡体系,而且打破了宋辽两大朝贡体系平衡和稳定所构成的东亚整体区域秩序,最终导致宋朝为金朝所灭。
四、金朝朝贡体系下的南宋唯唯诺诺,重新建立国际秩序,萎缩的朝贡贸易,培养国家整体安全观念
自金人攻陷开封,掳掠二帝,宋王朝分崩离析,宋高宗在乱世中再建南宋,而局势令他非常惊慌。金朝对南宋的态度是不承认的,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在金人强大的军事攻势下,宋高宗要重建国内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前提就是建立与金朝的稳定关系,取得金朝承认,使自己被纳入新的东亚安全体系。
金人俘虏宋徽钦二帝
而宋高宗祈望重建的国际秩序是金朝一统的朝贡体系。绍兴八年和议,宋朝与金朝之间正式形成君臣关系,宋朝奉表称臣,受金朝册封,宋朝皇帝承认自己是金朝的臣下。而西夏此前已向金称臣,绍兴元年宋高宗“诏夏国历日自今更不颁赐,为系敌国故也”,正式承认了敌国之礼。这两国相当于大哥手底下的两个小弟,这两个政权都是金国的臣国,宋朝与西夏行敌国礼,就是更加殷勤地表示愿作金朝臣下。
之后的隆兴和议使宋金关系有所改变,宋朝名义上不必对金称臣,双方关系从君臣关系变为叔侄关系,虽然宋与金取得表面上的对等关系,但南宋在外交上仍然是被动屈辱的。宋朝总体上处于金朝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中,直到嘉定八年宋人终止了给金朝的岁币。此前东亚格局总体上是金朝主导的区域安全秩序体系。
南宋的朝贡体系相较于北宋已大为萎缩,态度上也更为消极保守。西北诸国、高丽、大理都已慢慢脱离南宋的朝贡体系。与宋朝有朝贡往来的只有原体系残存的一些小国,仅交趾与南宋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朝贡和册封关系,而且南宋限制其来朝贡。
其余朝贡最多的占城也仅6次,而且主要是贸易性质的朝贡。虽然构建本朝朝贡体系对于南宋王朝在国内解说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仍然必不可少,是国内政治安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由于金朝主导国际秩序的现实,自身也羸弱不堪,南宋自暴自弃,根本没有恢复朝贡体系的可能。可以说,南宋朝贡体系尽管似有若无,但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较北宋大为削弱。
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是守在四夷的整体国家安全观,守内制外的“中国”中心观,以及以防御为本的国家安全观。古代朝贡体系并非仅仅为了满足大国虚荣,作为一种维持国际秩序的手段,也是维持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稳定的朝贡体系既有关区域安全,也有关国内安全,既是为了政权安全,也考虑到国民安全等多方面。
同时,国家安全的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仅靠军事手段在古代是无法达到长期和平的。在另一方面,朝贡体系内诸国的安全由于朝贡体系的存在也得到很大保障,朝贡体系就是区域安全体系,朝贡体系内诸国构成一个安全共同体,也难怪在古代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
参考文献:
《春秋左传注疏》
《宋史纪事本》
《金史》
《宋史》
《宋会要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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