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的彼得·阿克罗伊德一定没想到，他的《伦敦传》2016年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之后，在中国掀起一股写作城市传记的热潮。2018年，译林出版社率先推出由叶兆言撰写的《南京传》，此后，又有张新奇的《南京传》，叶曙明的《广州传》，邱华栋的《北京传》等相继问世。新星出版社将“一带一路”和城市传记结合，顺势推出“丝路百城传”丛书，迄今为止，已出版了《上海传》《深圳传》《海南岛传》《绍兴传》《临清传》《漳州传》《湖州传》《连云港传》《威海传》等等。
对中国读者而言，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意味着一种新鲜文体。它类似于人物传记，可是传主具有巨大的时空跨度和难以掌控的精神体量；它重叠于地方志，但内容更驳杂多元、纷繁细腻；它是一种非虚构的历史写作，却不排斥绘声绘色的讲故事者的声调；它以大量的神话历史、档案文献、新闻、传说、小道消息、考古成果等为基础，本质上却是高度文学性的，融入了作者对一座城市的全部观察、经验、情感与省思。
彼得·阿克罗伊德说：“伦敦是我生活的伴侣，是我想象力的风景线。”而《观察家》报评论：“阿克罗伊德是伦敦驾轻就熟的向导……这部锦绣之作不止于历史，它还编织着作者对伦敦的灵感与深情。”
当下扎堆出版的城市传记，是否为中国读者奉上了一批同样令人激动的华彩之作？在前不久由译林出版社主办的“城市文学书写论坛”上，与会专家谈到，事实上，当前出版的部分城市传记并没有脱离“文化旅游读本”的窠臼，甚至有研究报告、资料汇编之嫌，与阿克罗伊德开创的崭新文体相去甚远。
资深媒体人胡洪侠认为，并非每一座城市都有足够的历史与故事以资立传，也并非每一个作家都适合写某一座城市。“城市传记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史、心灵史、观念史、生活方式演变史以及所有这些历史的成长史，而不是建筑、变迁、经济、风景等等方面的专门史。所以，写城市传记需找到这个城市的人文特质、性格特色和精神定位。”
另一方面，中国作家在写城市传记时依然侧重宏大叙事，所涉及者不过历史上的“大人物”，而非如《伦敦传》一样笔触遍及市井中的犄角旮旯、三六九等。资深出版人佘江涛在“城市文学书写论坛”也提到，城市传记的“历史+文学”的写法，有利于发掘丰富的民间意识和民间生活，正好补足传统历史写作中城市底层生活的空缺。
“实际上，真正伟大的城市也就那么十来个。现在恨不得每个城市都要写一个传记，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邱华栋在采访中告诉南都记者。“好在小说家来写这种非虚构题材，可能会更有意思，眼光更独到，结构也独特一些，文学性更强，这样它更有可读性，也有审美的价值。”
上海作家小白正打算写一部自己的《上海传》。他谦称“没有非常大的抱负”，不会通过写作去挖掘上海文化或城市历史沿革背后的深层动力，那是学院里学者做的事。小白说：“我觉得我只要写得好看就行。”
“好看”，或许是城市传记最朴素的标准，同时也是最难达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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