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魏国为何要迁都到大梁？是因为害怕秦国吗？

把魏国迁都大梁的原因归到“害怕秦国”一说，早已有之。

《史记．魏世家》中记载：“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

杜佑在其《通典．州郡九》中也说：“蒲州……春秋时地属魏……与韩赵三分晋，地属魏。至惠王，以安邑近秦，乃徙大梁。”

我们看到，司马迁和杜佑都认为魏国迁都大梁的原因是畏惧秦国。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并不尽然。

朱右曾在其《竹书纪年存真》中有这样的分析：魏惠王迁都，不是畏惧秦国，而是想要与齐、楚、韩、赵争夺中原霸主之位。安邑（今山西省夏县）不如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地势平坦，大梁四通八达，车马便利，交通的优势更容易让魏国与其他诸侯各国争衡。再看看其他国家就更清楚了，赵国国都由耿迁往中牟，又迁往邯郸，目的在于灭中山国后来抗击齐国和燕国；韩国国都由平阳迁往阳翟，又迁往新郑，目的在于包围汝颖以抑制楚国和魏国。由此来看，诸侯国迁都当然不以远避秦国为主要目的。

我们先来说说魏国迁都大梁为什么不是因为害怕秦国。

一提到秦国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大家就自然想起“商鞅变法”，其实，秦国在战国初期，相对魏国来说是比较落后的，也就是说魏国的西部环境是很有发展势头的。

说到社会改革，秦国在公元前408年才实行“初租禾”（相当于鲁国的“初税亩”）制度；公元前375年，秦国才实行户籍编制制度（“为户籍相伍”），更何况，这些制度在其他诸侯国于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早已实施过了，因此秦国长期受制于三晋之手，甚至在战国初期，秦国的大片领土都让魏国夺去了。

这种情况直到战国中后期，才因为其进行的一些政治、军事措施而有所改善。

为实现国家富强，秦孝公于公元前361年下了“求贤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那时的商鞅听到秦国这个求贤令才入的秦国，也因此才有了秦孝公三年的“商鞅变法”，有了秦国的富国强兵。

商鞅变法是公元前356至公元前350年实行的，而魏国迁都到大梁发生于魏惠王六年，即公元前364年，这般说来就一目了然了，魏国迁都大梁的时候，秦孝公还未继位，商鞅变法更没有出现，而且那个时候秦国内部不是特别稳定，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对外战争。

这样的秦国当然在军事上不会对魏国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魏国因为害怕秦国才迁都”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再看看魏惠王继位后的表现，先是“二年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而后“六年，伐取宋仪台”，这分明是魏国实施东进战略的具体体现，而不是因怕秦而起了迁都的心思。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魏国迁都大梁的几点原因。

一、为了更好地实施东进战略

虽然魏国在魏文侯时期就已占据河西地区、河内地区，在河东地区，曲沃等大片领土也已尽入魏国囊中，但魏国要想继续在河西、河东地区扩张领土，这种可能性倒是很小。

一来西边有秦国阻隔，因此向西扩张成了奢望；再者，与魏国本身的地理特点有关，魏国北边是赵国，南边是韩国，相比较而言，太行山东麓、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更有利于魏国进行领土扩张。

另外，魏国在黄河以南也已经有成片的领土了，因此鉴于其往北、往西都有受阻，魏国完全可以在当时以河内、河外为根据地，将斗争焦点从河西转到中原地区，继而施行向东和向南扩张领土的策略，以最终达到东进的军事战略。

二、魏惠王为巩固王位而做出的迁都决定

魏惠王在其父魏武侯死时，与其弟公子缓（公中缓）争夺王位，韩、赵两国在公子缓的支持者、魏国大夫公孙颀的帮助和策划下，联合进攻魏国，并在浊泽（今河南省新郑市）这个地方大败魏军，并将魏惠王围困在其中。

后来，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韩、赵两国产生了分歧，赵国主张杀死魏惠王，送公子缓回魏国做国君，在魏国内培养亲赵势力；韩国则主张把魏国一分为二，分属于魏惠王和公子缓，这样魏国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对于韩、赵来说也就不足为患了。魏惠王借联军分裂之际大举反攻，最终杀死了公子缓并自立为君。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魏国最后能安然无恙，不是凭本身的军事实力，而是因为韩、赵两国在对待魏国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照这样说来，魏国国内很有可能还有一些公子缓的支持势力存在，因此，为更彻底地肃清自己的反对势力，进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把都城迁往他处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三、从国家安全方面考虑

魏国旧都安邑与本国东部地区，中间只有上党一段狭长的山地可以联通，而且这一块领土被韩、赵两国的领土包围了。毫不夸张地说，如果韩、赵任一一方出兵，就能轻而易举地控制上党这块区域的交通，进而切断魏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联系，而使国都安邑处于孤掌难鸣的难堪境地。

从上段我们知道，因为魏国王位之争，魏惠王曾受到韩、赵两国军队的夹击，在此次夺位风波过后，为了国家安全考虑，从地理角度出发加强国都的安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四、地理环境因素

诸侯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政治和军事战略，当然这也包括迁都，也许是因为国内混乱的局势，也许是因为战国时期那种战乱纷争的大环境下，不管是哪种，这些战略部署都是诸侯国君臣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们拿秦、赵、韩来举例。

秦国先后定都雍城、咸阳，为的就是向东扩张领土，既可以进一步控制关中地区，又可以与魏国争夺河西地区；赵国先后定都中牟、邯郸，就是因为在南部的中牟发展不畅后才把扩张领土的眼光投向北部；韩国先后定都韩原、平阳、阳翟、新郑，就是其扩张领土，向中原地区转战的需要。

再看魏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定都安邑，占据着晋国重要的统治地区曲沃等区域，其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盐业发达，又加之东边的中条山、西边的黄河可以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倚仗，这与韩国和赵国相比，无疑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但随着秦、赵、韩等诸侯国的不断迁都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原地区逐渐成为各国实力角逐的战场，已经控制中原地区的魏国必将不甘落后，继续东进中原地区的大战略也使得都城由安邑东迁至大梁成为了必然。

当然，选择大梁作为新的都城也不是脑子一热的决定，是和国家发展战略相契合的。

其一，魏国的军事战略主要是向东和向南进行领土扩张，大梁地区周边多为一些实力小的国家，对魏国来说，胜算很大。

其二，大梁城稍有起伏的地形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个都城的“颜面”，反而可以依照其地势来建造军事城堡，有利于都城的安全防卫。

其三，大梁城周围河流密布，其水系较为发达，河流的水质良好，通航能力较强，在其被定为都城后，魏国利用其天然水利资源修筑了鸿沟水系，“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发达的水利交通，使得魏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大梁城也一跃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经济都会。

从地理位置来看，魏国都城大梁、赵国都城邯郸和韩国都城新郑形成了犄角之势，对于大梁来说，不管是哪一个诸侯国要袭击它，其他诸侯国都不会坐视不管，反而会群起而攻之，这样微妙的状态便成就了大梁的生存之道，历史也果然照此发展，都城大梁直到战国末期（公元前225年）才被秦国所灭。

综上所述，魏国不是因为害怕秦国，而是考虑到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国君的王位巩固需要、国家安全需要，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才使得魏国选择了将都城由安邑迁至大梁，大梁也因为自身具备的自然环境、经济、军事和社会基础等综合要素，完成了一个普通城池到国家都城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