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皇山北齐刻深密解脱经

北朝时期的摩崖刻经,与统治者的佞佛密不可分。尤其在东魏迁邺之后,以邺城为中心,佛教发展达到鼎盛,并一直延续到北齐时期。道宣《续高僧传》卷十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寓内英杰,咸归厥邦。”修建佛寺以外,还凿山开窟,刊刻佛经。这一风气是北魏洛阳开凿石窟的延续,但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前者。

对比发现,早期的摩崖刻经,通常先凿山为窟,树立佛寺,塑造佛像,再平整窟内四壁,或窟外山石,刊刻佛经佛号,位于邺城四周的南北响堂山刻经、宝山刻经、中皇山刻经都是此类。而在后期,则由邺城转移至山东西部,并与佛寺石窟相分离,变成了纯粹的刻经活动。

这一转变,似乎与北周武帝废佛有关,所以这一时期的诸如峄山、尖山、铁山、葛山、冈山及泰山经石峪等地的刻经,均是大书深刻,其目的正如铁山《石颂》所称:“逢劫火而莫烧”,“对灾风而常住”。

北齐时期,在往来于邺都与晋阳两都的山中,即今太行山八陉的滏口陉,修建有皇家的离宫,并于沿途修造佛寺石窟,刊刻经文于石窟及摩崖之上。现存的有南北响堂山石窟、水峪寺石窟、木井寺、中皇山石窟。

中皇山,亦名唐王山,在河北省涉县西北15公里的清漳河左岸,石窟及摩崖位于山腰的蜗皇宫。较早记载此处石窟刻经的是清嘉庆四年的《涉县志》:“唐王山......一名唐王 。后唐庄宗伐梁过此,因名。山下旧有北齐时离宫,传载文宣帝高洋,自邺诣晋阳,往来山下,起离宫以备巡幸,于此山腰见数百僧行过,遂开三石窟,刻诸尊像,及天保末,又使人往竹林寺取经函,勒之岩壁,今山上经像现存。”

三石窟即南、北、中三洞窟,南洞为修娲皇阁时所毁,故现存的刻经分布于北、中洞的六壁及洞外的四壁上,洞内刻经保存完好,四壁刻经因雨水侵蚀,石壁局部有水锈覆盖。刻经自南而北共6部,依次为: 一、《佛说思益梵天所问经》,二、《十地经》,三、《佛垂般涅略说教戒经》,四、《佛说盂兰盆经》,五、《深密解脱经》,六、《妙法莲华经· 观世音普门品》。共计 13万余字,是保存字数最多的一处刻经,因此有“天下第一壁经”的称号。

中皇山刻经的内容为《思益梵天所问经》、《十地论》、《深密解脱经》等大乘教佛经,尤其是《十地论》,为地论学派的创始人菩提流支等译,这些刻经对于研究早期的佛教地论学派极为重要。

由于中皇山刻经没有明确的开凿题名,所以历来对出资开凿刊刻者存在明显的分歧。通常认为经主为齐宣帝高洋,也有的认为是唐邕。

如民国时人范寿铭《循园金石跋尾》称:“乙未春间,顾君鼎梅遣石工孙泰安赴涉椎拓整幅,于洞口得残造像一方,文曰:“亡女赵妃,志趣贞石,德囗内融，春秋未几,奄颓兰馥。闻者悲悼,声言顿绝,况曰母子焉。堪忍痛今,因令王建福之次,遂竭家资,敬造观世音像、观世音经。刊山凿石,题文不朽。唯愿亡女囗斯织属,入彼华堂云云。”

下段暨左方即刻观世音经,其字体亦与三洞佛经无异。考北齐唐邕传载武平初为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旧恩复除将军开府,累迁尚书令,封晋昌王。造像内所称“令王建福之次”, 即指唐邕而言,其言亡女赵妃,当即唐邕之妻,而造像者赵妃之母也。邕迁尚书令,封晋昌王,在武平之初,则此三洞佛经为天统间刻无疑。证以旧说,谓“天保末,使人往竹林寺取经函,勒之岩壁”时代亦合似。”

此后的李裕群先生在《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亦引范氏旧说,认为中皇山刻经为唐邕所主持刊刻。但唐王峧之唐王,并非指唐邕,而是唐庄宗,康熙间《涉县志》已作过详细的考辨。范氏所见赵妃母造像题记,显然是受山东邹县尖山刻经“经主□尚书晋昌王唐邕妃赵”题名的影响而误断,认定“赵妃”即“唐邕妃赵”、“王”即“晋昌王唐邕”。

至于刻经的年代,也有天保末年、天统间、武平末年等分歧,但均没有极为可靠的材料作为佐证,所以通常认为刻写十数万字的经文,并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事情,结合经主为高洋的判断,中皇山刻经可能始自天保末年,至于延续至何时结束,似乎并不是很重要。

中皇山刻经的书体大多为楷书,唯《佛说思益梵天所问经》前121行为隶书。而此种楷书,结字茂密,笔画丰腴短促,与常见的同时期波挑分明的隶书区别较大。

有论者认为山东西部的北朝刻经大都出自僧安道壹之手,并且河北、河南北部的刻经也是他的作品,则缺乏充分的论据,如此规模的刻经活动,显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

此外,近年于山东、河北两地也发现有极为类似的造像题记,说明中皇山刻经的书丹,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例,也不是明显的地域风格,而可能是当时互相传授,相对通行的一种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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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