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管仲，经济改革核心：政府成了一个有盈利任务的经济组织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今安徽颍上县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后代。
公元前698年齐僖公三十三年，开始辅佐公子纠。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元年，得到鲍叔牙推荐，担任国相，并被尊称为“仲父”。任职期间，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在经济上的创新很多，其中最值得记载的是三项：盐铁专营、四民分业和贸易兴国。最为奇特的一项就是鼓励消费。核心思想就是改造政府，成了一个有盈利任务的经济组织。

一、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
1、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也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齐桓公问管仲富国之策，并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之后，郑重提出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耳”。管仲由此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盐铁专卖制度，盐铁国有化传承影响数千年，齐国财力之富，富在资产国有化和垄断经营上，富甲天下。
“官海”即齐国政府明确规定食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官山”与此类似，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姓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
2、简单的横征暴敛容易激起民变，盐铁专营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征税，不会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达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是很高明的国家财政方式。
《管子·海王》记载，“官山海”让财富迅速积累到齐国君主手中，为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1000万的总人口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超过每月30钱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

二、盐铁专营的政策，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
1、盐铁专营可以说倍受后世官方欢迎，而且越来越痴迷。比如汉代实行盐铁酒专营，唐朝加了茶叶，明朝加了丝绸，瓷器。管仲的盐铁专卖思想传承至今，影响深远，成为春秋以后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国家专卖制度的滥觞，后世因此尊管仲为“盐宗”。
在某种意义上，它让中国从此成为一个“独特的国家”，我们说“中国特色”，无此为过。
2、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14世纪开始，“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理念在法国和英国似乎都牢固地确定了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特别是在美国和日本，商店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你买一杯咖啡都意识到自己在纳税。
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寓税于价”。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证。
由于商品税收都有明细，西方国家的消费者经常会抱怨税收太高。而在中国，消费者永远搞不清楚商品的税收是多少，稀里糊涂在纳税。
3、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盈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
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夹其中间，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三、管仲提倡专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
1、管仲提出“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
《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2、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3、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传统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4、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户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5、管仲的“四民分业，士农工商”的思想，在各种产业园的兴起中得到延续。美国斯坦福科技园。俗称“硅谷”，它是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创办。日本筑波科学城。它是日本六十年代后建立起来的综合性高科技产业开发区，聚集了1.5万名科研人员千余家企业，是亚洲最大的综合性高科技产业区。新加坡国家高科技区，它是新加坡1994年全国建成的高科技产业区。是亚洲国家中比较成熟和最先产生经济效益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区。

四、“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1、管仲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盈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为了发展齐国的经济，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管仲高度重视齐国与诸侯各国间的贸易和商业流通，管仲在吸引其他诸侯各国商人方面做足了文章，采取优惠政策刺激商贸，极具特色。
2、管仲采用低税收和优待服务政策，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可见齐国当时不重复征税；税率则低至“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甚至在某个时期，对某些商品干脆免税，《管子·霸形》所载“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意思就是关卡只检查而不收税、市场只登记而不收税。除在税收上让利于外商，齐国还以人为本，处处优待外商，承诺凡不按照规定对其他诸侯国商人服务的官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一定要做好招商引资的工作。
3、管仲将外商货物多寡与服务档次相挂钩，从而激励外商增加贸易量。《管子·轻重乙》记载：“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这就是说，拉一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另外免费提供马的饲料；拉五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则由政府专门配备可以自由调遣的人员。诸如此类的规定，对吸引外商来齐国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4、管仲倡导诸侯各国的关税统一，促进商品贸易发展。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第二年，齐国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
管仲的这些做法，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五、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1、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2、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3、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4、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