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家族在17世纪30年代后期从德文郡搬到了马萨诸塞

1775年如果英国政府能够多熟悉一下美洲殖民地的情况，他们很有可能会避免很多麻烦。他们可以利用于城镇（放贷方）和农村（借贷方）之间剑拔弩张的局势，置身于事外，不用出太大的力气便能坐收渔翁之利。无论是商人还是农民，他们只要取得任意一方的好感与支持，便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在当地立足的基础。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多亏那些愚蠢的英国官员们犯了大错，美洲的自由事业才得以发展。英国官员们一系列错误的殖民政策使美洲的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忘记了（至少是暂时忘记了）彼此之间存在的经济差异。他们停止内斗，为了共同的事业团结起来，对抗英国政府。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新英格兰的银行家们在农业社会并不受欢迎，就像国王陛下任命和钦点的“印花税税收官”一样。

可能会有人斥责我写得有些血腥。对此我只能说声抱歉，因为任何读过那段时期文献（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洲的作品）的人都会明白，在那些投身于革命参与起义的人心中，以及继续效忠国王的人心中，早就给自己立了绞刑架。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羞于谈论“革命”这个字眼，所以他们可能不接受“美国革命”这样的说法；他们对于邪恶的德国元首坐上高尚的英国王位这么严肃的事情，只是小声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1778年，当他们听说在英国人眼中，乔治·华盛顿是一个十足的专权者的时候，他们也只能瑟瑟发抖。不过，为了特别地安慰他们，我可以老老实实地说，美国大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彬彬有礼的，最体面的。美国大革命没有攻占巴士底狱的悲壮，也没有攻占冬宫时的烧杀抢掠；没有对俘虏的大肆屠杀，也没有为了营造恐怖气氛而建立的秘密法庭。

恰恰相反，参与起义的都是很好的民众，当战争的局势迫使一方向另一方投降时，整场革命就变得彬彬有礼起来，然后双方互相表达了友好的意愿。要是兴登堡[插图]和福熙[插图]看到了这样的局面，也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可能是因为18世纪参加战争的人都是绅士，他们是按照一套既定的规则展开行动的。那个时候谁也不能预见下一场战斗的胜负，所以得胜的一方都能谨慎行事，每一步都小心翼翼，而且对待敌人也很友好，生怕哪天自己失败了会遭到对方的报复。

不过这种人，只有身处恐慌中才会表现得非常残忍凶暴，平时倒没有那么坏。所以发生在美洲大陆上的残暴事件，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殖民者自身的宗教狂热，并不能完全责怪那些英国官员。因此，美洲人之所以会奋起反抗宗主国，倒不是因为过去英国对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害怕将来英国会对他们做什么。除非美洲殖民者们的特权和权利能得到保护，不再受王室和政府的侵害。

所有这些道理，革命军的首领们（商人和种植园主是革命军的领军人物，属于贵族阶层，但他们当时对自身阶层之外的民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都很清楚，所以他们愿意暂时放弃对民众的控制，对暴民们放任不管。不过贱民们和平庸之辈要想让独立自主的自耕农社会继续存在，就必须团结起来，所有的计划都必须井然有序地执行。本章的标题中出现了约翰·亚当斯及其堂兄塞缪尔·亚当斯的名字，但请不要认为只有这两个人促成了独立宣言的诞生。约翰和塞缪尔，尽管两人相差十万八千里，但都是典型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一步一步地指挥着革命，就像所有人一样，为了独立的共同目标不懈奋斗。

这两个人加入革命军的队伍，对英国并不会造成什么伤害。殖民地的人们，尽管他们知道很多事，但他们本就是英国人，而且还想继续保持英国人的身份。他们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他们只想让大洋彼岸的同胞们知道美洲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就够了。同时，为了好好开导他们在英国的亲戚同胞，他们想写一些小册子，达成一些决议。于是，他们召集所有殖民地的代表开了一个“大陆会议”（1774年9月5日在费城召开），建立起一个自警团[插图]，即“通信委员会”，以保证所有爱国主义人士能够及时了解官方的每一个新动向。他们还自导自演了一个完美的事件，成功地让顽固的英国托利党相信美洲殖民地的主张是正义的。时间是1775年的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