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选女副总统身着白色套装意味着什么？

11月7日晚上，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以美国新当选副总统的身份，在美国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发表全国讲话。她身上有诸多“第一”：副总统里的第一位女性，有色人种女性，南亚裔女性，以及移民的女儿。“我是站上这个位置的第一位女性，但绝不是最后一位，”她说。

成为拜登竞选搭档3个月以来，她第一次在公众场合穿上白色西装套装和白色蝴蝶结上衣。几十年来，白色的着装一直是妇女权力的象征，每当政界的女性打破职场天花板，几十年来的白衣就会出现在宣誓就职现场，与历史上的其她政界女性遥相呼应。

1984年，当格拉丁·福拉多（Geraldine Ferraro）成为美国副总统的第一位女性候选人，一身白色正装出镜；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第一位主要政党的女性总统候选人，也以白色西装及圆领白衬衫出镜；2019年1月，纽约的民主党人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蒂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性国会议员，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我今天的白衣是为了纪念女性前辈，也是为了激励女性后辈。”

弗朗索瓦·高尔姆（Franois Gaulme）等4位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2012年合著的《权力与风格：政治与着装的世界史》中写道，服装从其起源开始，就比文字更能表现政治权力的组织和分配——无论是礼仪服装还是贝壳和草裙，都会成为着装者的身份标志，影响其社会评价。

2016年7月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富国银行中心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图源：AFP）

这在男性政客身上十分常见，约翰·肯尼迪以单排扣西装彰显自己的新潮，以区别于喜爱更正式的双排扣西装的罗斯福和杜鲁门；小布什常以牛仔帽、牛仔靴的形象示人，以强调自己强悍的得克萨斯人的身份；

奥巴马选择在某些公开场合不打领带，以表明白宫更加人性化的政治氛围，2013年，Business Insider甚至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奥巴马总统杀死了领带产业吗》——当时不打领带成为男政客的潮流，在英国首相、保守党人戴维·卡梅伦主持2013年的八国集团峰会时，会议的着装要求是“非正式”，换句话说就是不用打领带，所以他有个外号叫“便装戴夫”。

在女性身上，白色西装有更深远的政治意义。一路向前回溯，1913年，身穿白衣、披着白色斗篷的律师兼战地记者伊内兹·米尔霍兰（Inez Milholland）骑马参加威尔逊总统的就职庆典，希望为女性争取选举权。3年后，在疲惫、贫血、严重的牙齿感染和持续的扁桃体炎的折磨下，她倒在演讲台上，最后一句演讲词是，“威尔逊总统，为了自由，女人还要等多久？”

白衣不是她一个人的象征。20世纪初，女性选举权运动在英美发展起来，她们为选举权进行游说、组织游行示威，其中一个重要组织——妇女社会政治联盟的成员被称为妇女参政论者。

示威者们确立了三种识别颜色：代表纯洁与美德的白色，代表忠诚的紫色，以及纪念女权主义者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金色。从那时起，女性参政者在公众场合经常穿着紫色和金色的配饰，着白色礼服——她们鼓励女性在大型活动，例如公众示威等场合穿着白色衣服。

但白色礼服在当时并非打破传统的激进象征，恰恰相反，妇女参政论者们最初的着装顺应了20世纪初的流行风格，穿着胸衣和外套，裙摆几乎拖地。

1915年10月23日，纽约市2万名女性为争取投票权而参加了游行。（图源：Wiki）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讽刺漫画里，妇女参政论者被描绘为可怕而男性化的形象，因此她们选择以温和的女性化形象示众，以避免“男性化”的刻板印象。在当时的报纸《妇女投票》的时尚专题里，作者鼓励读者以女性气质示人，而白色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它象征着绝对的女性化，以及身体和心灵的全方位纯洁。在权力上进一步，着装上就停一步。

但这一身白衣随即被解读出新的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妇女参政论活动家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说，许多妇女参政者在服装上的花费已经超出了她们能负担的范围，以至于对事业造成伤害，而白衣能为她们节省成本，以推动事业发展。

随着运动蔓延，白衣，而不是白色长裙，成为女性参政者们的标准着装。通过倡导颜色而不是特定的服装款式，任何种族或者经济条件的女性都可以穿得起。

1920年，第19条修正案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女性夺回了投票权；1918年，英国30岁以上的妇女若符合一定的财产资格都有投票权；到1928年，妇女选举权扩大到21岁以上的所有妇女。

自此，这种白衣被称为“妇女参政论者白（Suffragettes White）”。

在获胜演说上，卡玛拉·哈里斯也提及了这一段历史：“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为选举权而努力，从100年前的第19修正案，到55年前的《选举权法案》，以及2020年的现在，新一代女性投下选票为她们的权利而奋斗。今晚，我回顾她们的斗争、决心和远见卓识——不为过去所累，并看到未来大有可为。我站在她们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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