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何以重于“军事”？——1943年蒋介石所建构宣传系统的初步溃败

王靖雨，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讲师。

在新中国建国70余年之际，回顾建党建国的历程，会发现新闻宣传始终是最重要的阵地之一。1943年，在抗日战争逐步明朗化之时，国民党一方的宣传却开始面临崩溃，回顾1943年，梳理蒋介石所建构的文宣系统的脆弱性，引以为中共新闻宣传史的对照和“镜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研究和中国新闻宣传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一

研究缘起

历史研究中的“蒋介石”，始终以一副军事强人的形象出现，这一方面得益于他本人通过着装、写真、演讲有意识地塑造一种军事强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国民党党内和政府中的成长历程无法与军事行动分割（王奇生，2010），“蒋介石”与“军事”“暴力”（杨奎松，2011）的标签似乎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史也往往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研究描述，这种标签与学术之间的强链接把握住了蒋介石研究的主要脉络。“蒋介石”的专制军人形象经由学术认可，更一步地强化了社会大众对此的认知。

理论上说，国民党宣传事务隶属国民党中执会宣传部管理，蒋的注意力集中于军事行动，不重视国民党党务管理，也就不重视组织与宣传活动，“在舆论与军权方面，蒋视军权高于一切，有轻视舆论的倾向”（刘继忠，2019：141），成为一种惯常认知。这就使新闻史研究忽视了蒋介石对新闻宣传的重视与把控，国民党新闻政策研究（王凌霄，1997）、党报历史研究（蔡明泽，1998）、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向芬，2012），甚至国民党“党治新闻研究”（杨师群，2010）中，几乎均未出现蒋介石的形象。此外，“蒋介石”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缺失，也与民国新闻史研究长期关注“媒介史”有关，和蒋介石宣传战的最终失败有关，蒋介石新闻宣传的失败原因复杂，但就《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来看，蒋介石本人十分重视相关工作，在新闻宣传上，也如他指挥军事行动一样，越过组织架构，直接发布命令。他对新闻宣传的重视与最终失败的结果之间的落差，使得梳理各中原因的工作更加重要。

宣传，贯穿兴中会成立（方汉奇，2014）、国民党改组（金以林，2009），以及国民政府争取、组建并维系全国政权的整个过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受前苏联党报思想影响，孙中山、胡汉民等人也反复强调党报作为宣传武器的作用（向芬，201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闻就是宣传，宣传就是新闻媒体的主要业务，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新闻宣传也可以进行策划、夸大和造假。

蒋介石在党内上升的过程中，他所面对的主要党内敌人——胡汉民、汪精卫，都曾主管宣传，蒋介石想要打败他们，如果不重视宣传，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早在约法之争期间，国民党中央宣传系统便一致反对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的行为（陈红民，2015），胡汉民获释后，更是调动一切宣传力量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坚决反对南京政府依靠国际联盟的外交政策，要求直接对日交涉，利用“武装抗日”的口号进行“倒蒋”，政治宣传成功地带动了上海民营报刊的响应，“《大晚报》社长曾虚白回忆：上海为全国舆论中心，成为酝酿不满政府对日妥协态度的温床。这持续数年的宣传策略非常成功，《蒋介石日记》在1932年2月7日便写道：“友人来电均以不增加援队于上海相责难，乃知反宣传之大，必欲毁减余历史，其余不为革命也”（蒋介石，1932年2月7日）。寄希望于舆论改变外交的蒋介石，对舆论对自己的评价，当然也看得十分重要，面对“卖国”的舆论讨伐，他采取了对内公开外交政策，对外会见路透社记者进行澄清。

既然历史材料显示，蒋介石足够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在进行党内外、国内外斗争的过程中，他通过树立个人权威形象、频繁进行公众演说和会见记者、联络报人等方式，以个人意志为中心、人际关系为脉络，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宣传架构。但是，1943年8月25日，《蒋介石日记》突然写道：“宣传重于军事，当先以明白之表示，坚定态度......以澄清国际视听”。蒋介石以自身为中心重建的宣传系统，至1943年几乎已结构完备，并运行多年，为何在此时突然提出“宣传重于军事”？1943年8月前后，国民党文宣系统出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导向了其最终的宣传失败？

二

领袖意志与人际网络：

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宣传系统

（一）外交与内政压力骤增导致宣传环境恶化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以苏联的胜利告终，国际形势剧变。美国参战，也使得太平洋战争局势顿时明朗，而美国援助中国的原因，内在是防止日本成为东亚强国，表面是中国承诺成为与日本不同的民主宪政国家。因此，面对国内各方的舆论攻击时，蒋介石必要向美国证明自身政府的民主性，这一点被国内舆论界抓住。1943年开始，蒋介石逐渐失去国内、国外两个舆论阵地，美日宣战后，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不满，主动寻求与中共的合作，中共也抓住机会，增强了自身宣传力度和对国民党的舆论打击。

以1943年为节点，蒋介石主要面对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1.中途岛战役后，太平洋地区战局已定，国民政府争取美援的行动变为“利用美援”，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从被动变为主动，因此监管和责问变多，国际舆论形势利于抗战，但不利于蒋介石政府；对外宣传争取援助，但是美国的援助一旦执行，美国对中国的舆论就变了，中国本来被视为为民主而战，结果，援助受到美国监督后，政府运作不得力，又使用暴力压制中共发展，都强化了蒋介石的独裁形象，其独裁倾向使得美国深感受骗。

2.抗日战争旷日持久，军民懈怠，国内舆论氛围变差。拉铁摩尔曾在驻华期间，向居里提出中国“从内部崩溃的可能性”，认为中国内部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很可能造成全面分裂。

3.一旦抗日战争局势明朗，国民党将失去“民族主义”这一宣传和动员的主要旗帜，国共矛盾越来越显在化。1943年3月，经蒋介石反复订正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书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指向了包括英美在内的百年来曾侵略过中国的国家，引起各盟国政府和国内知识界的警惕和反感。

4.在和平指日可待的情况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要求，转为维持经济环境稳定，但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无力完成这一基本任务。从战前开始的国内财政经济环境恶化，在多年战争消耗的作用下，持续发酵，通货膨胀恶化民生，民众对政府的抱怨增加。

“到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以后，与日本周旋五年的国民政府已经是窘态毕露了：民生凋敝、通货膨胀、战事僵持、政局渐趋动荡、中共的宣传逐步发生效力，再加上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引进了以谢伟志和戴维思为首的亲中共顾问群，使得国府的形象颇难维持。”（王凌霄，1997：145）

对此蒋介石虽然部署了反击，并于1943年5月22日提出《指示本党宣传业务应改进之事项》，对抗日战争中后期宣传舆论工作出现的失控现象做出整体指导。但是效果不明显，8月11日由美军驻欧总司令派员向宋子文致达马歇尔由美京发出之急电，谓蒋限中共于8月15日前归顺国民政府，否则采取行动。马希望宋阻止。宋子文以此意旨转蒋介石，并附称此电似由罗斯福授意。

“宣传重于军事”即在这种背景下提出：

“宣传重于军事：当先以明白之表示，坚定态度......以澄清国际视听”，“故应先用宣传......只要服从命令，放弃割据，即可承认其军队与地位......则又和重于战。”（蒋介石，1943年8月25日）

此时的国内外舆论环境已经对他十分不利：“看中国儿女影片，较前所看者进步，然缺点甚多也......文白诚愚鲁无识之人也，道藩等宣传无方无智，令人徒叹而已。”（蒋介石，1943年1月10日）到了1943年之后，抗日战争局势基本明朗，美国为其在亚洲本土作战寻找更多盟友，开始在中国寻找除蒋政府之外的政治军事力量，国内党派间斗争日趋激烈，日军投降后，恶化的经济形势和极权统治没有了这个敌人的掩护，舆论压力逐渐集中到蒋介石和他所代表的政府和政治体制上，在整个新闻宣传领域中，蒋介石的意志可执行性逐渐缩小。

抗战胜利后，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国之一，也是蒋介石战后重建援助的主要来源，蒋介石格外关注美国的外交和舆论状况。但由于蒋介石加紧内战准备、政府效率低下、国内通货膨胀恶化等状况，使得美国媒体对蒋介石政府的报道趋向负面，这让蒋介石十分困扰。

（二）《中国之命运》受到攻击

在主持中国废除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后，蒋介石令陶希圣写成《中国之命运》一书，在1942年双十节的国庆会场，宣布英美放弃不平等条约后发表，并希望借此书为自己进攻解放区、主持战后中国秩序进行宣传造势。

随后，英美两国准备于1943年元旦签订新约，蒋介石“召集宣传与外交干部，指示美英二约签字后宣传要旨与修正元旦告书”，不料“忽接美国电称改期五日签约，英国亦如此”（蒋介石，1942年11月，本月反省录）。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宣传策划只需稍作后移即可，谁知《中央日报》没有更改宣传计划，于1月1日，刊发废约新闻，蒋介石对此非常痛恨：“中央日报泄布元旦签约之消息，最为痛愤，党中干部几乎无一人能任事，无亏其责任，实离时代太远，奈之何哉。”（蒋介石，1943年1月，第一星期反省录）

1月11日，新约终于订立，13日，《中央日报》刊登蒋介石的《告全国军民书》。

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发布《中美中英订立平等新约扩大宣传办法》，要求机关学校放假、集会，“讲述平等新约订立于我民族国家之重大意义”（新华日报，1943a），各级党部组织宣传队，“注重对乡村农民之宣传”（新华日报，1943b），全面利用影视、戏剧、广播、演讲、纪念周等方式进行新约扩大宣传。13日，军委会政治部又发布《新约扩大宣传补充办法》，“组织宣传队印发并张贴国府明令、蒋委员长告军民书，蒋介石平等新约之内容与意义”（中央日报，1943年1月14日）。

但当时社会生活恶劣，通货膨胀和食不果腹困扰着知识分子，《中国之命运》将蒋介石定义为中国英雄，给他们造成了感官不适，“老金（金岳霖）拒绝阅读《中国之命运》。社会科学家们带着蔑视和受辱的神情称它为无聊的废话。知识阶层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的天赋特权。如今，蒋介石却公开侮辱了他们”（费正清，1991：296）。同时，书中所做的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描述，也容易使国际怀疑中国正怀有排外主义的倾向。蒋介石对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加强，引起了强烈反弹。“效忠于人”还是“效忠于制度”，是区分现代整体的一个最显著的指标。蒋介石政府一直因倡导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而备受指责。这些指责在抗日战争和民族主义大潮中被掩盖，随着抗战局势的明朗，这些国内矛盾开始浮上水面。此书成了国共舆论战中，中共抓到的一个反宣传的着力点。

7月21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通知，专门部署对该书的宣传工作。

《中国之命运》一书，几乎完全是蒋介石意志的呈现。这一点也被中共抓住，8月上旬中共中央对政治和宣传策略作了新的调整，决定：为了揭穿国民党的实质并教育革命队伍，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解放日报》于8月刊登了一系列反法西斯的社论，如8月15日《要求国民政府整顿军纪军令》、8月16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8月21日《请重庆看罗马》、8月23日《袁世凯再版》等等。蒋介石由于组织力行社，而被扣上的法西斯的帽子，又被扎实地戴了起来。

从1935年蓝衣社成立之后，社会便盛传蒋介石具有法西斯思想，并将力行社当作他所建立的法西斯组织。《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后，这种说法又卷土重来，成了指责蒋介石妄图建立个人极权国家的重要舆论观点。

王世杰认为，当时是中国通货膨胀的时期，通货膨胀必然严重危害工薪阶层的生活，这就危害了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工人、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失望毫无疑问的指向国民政府，指向蒋介石，而此时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不过是刚好多了个靶子。

（三）宣传官员各有主张

1943年7月，国民政府的内外宣传皆陷入一片乱象，美国对华政策受英国负面情报影响，中共方面的舆论攻势也开始加强。

1943年7月23日《日记》称：“速换中央日报编辑......上午批阅公文，省察时局，研究对中共反宣传对策，决定发布劝告中共党员书，说明政府对中共一贯政策......晚与布雷谈对共文稿要旨”。

1943年7月25日《日记》称：“昨晚再与布雷商发告中共书，彼以此时发书，为出以宽容之意，则适中匪类此次反宣传之计，否则为出以严正态度，则又为匪类借口作反宣传材料，故当此轻重皆然之时，惟有暂取静默，以事实证明匪类反宣传全出诬妄也，天何言哉，故能从布雷诤谏决定对匪言，置之不理也”。

以上所记种种表明，陈布雷是蒋介石掌控舆论的主要助手和咨询对象，但是陈布雷给出的意见是“置之不理”。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宣传政策和行动具有建议权，但其本人性格较为保守。从宣传技术上讲，“置之不理”是一种错误，一来，舆论斗争需要先占领舆论场，给出曝光率，二来，影响受众，需要从“影响认识”到“影响态度”，再到“影响行动”，“使知之”是实现所有宣传目的的第一步。这些都说明陈布雷的宣传工作较为无力。

王世杰担任宣传部部长期间，直接承命于蒋介石，主要负责布置宣传任务，调查新闻宣传方针的实施效果，管理宣传人员等方面的工作，对抗战时期的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王世杰在具体问题上的宣传措施，往往自作主张。在印度问题上，蒋介石始终支持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并曾亲自访印，会见甘地。1942年8月5日，蒋介石曾当面向居里提议，由美国出面调解印度局势。

三

国民党宣传系统的弊端

蒋介石的新闻宣传布置，同时陷于宣传技术落后、政权内部纷争、国内知识界不谅和外交限制等问题中。

首先，蒋介石虽然热衷于演讲，但他的主要宣传内容过于“抽象化”——其主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没有得到充分阐释，“礼义廉耻”和“基督教博爱思想”则均无法传达给普罗大众。王鼎钧回忆录里提到，他逃去台湾后（1953年），看到一篇蒋介石的奇文，在文章里，蒋介石提倡用“爱”去反共，他说，爱是永远不会为恨所掩盖的，而且只有爱，终于可以使恨得以消灭。面对中国大陆，他宣示：我们要用爱去使他们觉醒，用爱去使他们坚定，用爱去使他们团结，让爱去交流，让爱去凝固，让爱结成整个民族的一体。蒋介石也反思自己，“因循寡断、取巧自误”，张季鸾等人也曾私下认为，蒋介石的宣传方式过于老派。

其次，体制庞杂，官员因循。陈布雷、董显光、王世杰，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蒋介石着力倚重的新闻宣传官员。这些官员从事专业的技术和能力直接影响了蒋介石政策的执行。同时，蒋介石依据人际关系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统治系统，必然受到这种人际制约，缺乏制度强制性，使得文宣系统中“赏罚不行”，王芸生、陆铿等人制造的假新闻即便引发严重社会后果，也多托人向上疏通便可。

陈布雷作为直接进行新闻宣传的官员，面对抗战之后国民政府的宣传颓势，曾反思道：“身居繁要之地，而不悟责任之重，迁延因循，只以勤慎二字自画，好静恶动，畏难就易”（陈布雷，1945年7月29日）。其遗书中，又写道：“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3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已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秦孝仪，1978b：176-178）。国民党宣传系统“从直接进攻、军事封锁、法纪制裁、宣传攻击等方面进行了多次权衡，期间经过十分复杂曲折。处于种种考虑，特别是在美苏不同程度的政治和舆论干预下，主要采取了犯而不较的基本策略，在宣传上则很不情愿的暂取静默，意图摆出高姿态，争取国内外特别是美苏等国的理解认同，形成了国共舆论斗争史上很少见的共攻国守局面。”（文武英，2018：136）

再次，作为领导人的蒋介石，一方面无法坚定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深入彻底的改革也超出了蒋的能力。唐纵即从权力集中度的角度看待宣传战的失败，认为：“委座之权力在形式上事务上日见集中，而在实质上（如对大员顾虑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见降低”（唐纵，1991：429），每每“励精图治，要求改变现状，但同时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一进一退，无补于时艰，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唐纵，1991：479）。

最后，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后期文宣系统的组织者，并未尝试建立一套制度。蒋介石“迫切要新鲜的主意，尽管是否把这个主意付诸实施是另一回事......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谈问题时，一谈到事情该制度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向别处转移。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何廉，1988：117）。他依靠与陈布雷的私人关系逐步建立与报界的联系，并拉拢知名报人组建的文宣系统，但也处处受制于人际关系，王芸生“飞机洋狗”等类似新闻造假事件，均可以通过上下说情免于追究。

四

结论与讨论

1943年是国民党整个文宣系统开始陷入泥潭，蒋介石针对各方势力布置的宣传反击，效果均不明显。费正清也以1943年为节点，认为“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经明显暴露出来，尽管他一再努力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个人独裁。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导致工薪阶层营养失调且感到绝望。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左派似乎是切实可行的选择”（费正清，2014：304-305）。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战场，没有充分的战争动员，蒋介石政府“在情感上”不信任民众，“在物质上”无法为民众提供基本生活，而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中，失去人心就意味着“大势已去”。

蒋介石在统治大陆的二十余年间，其新闻宣传工作密集，建成了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宣传网，达到了辅助内政和外交建设的各种目的，但也最终在国共宣传斗争上，以失败而告终。这不仅仅是宣传战的失败，更是一种政党理念和社会改革路线的失败。在社会少数中坚阶层和庞大的底层利益只能选一的情况下，国民党选择的是中间阶层的利益，这也意味着国民党领导的改革，不能继续深入到底层社会，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根基。斯诺曾在第一次到访中国时，感叹这个社会的革命远远没有开始。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8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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