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我们为什么总是“好为人师”？

文 |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孔子好为人师有个古老的理由，因为他是“儒家”捧出的圣人。

中国人好当别人老师，大约可以从孔子在世时算起。孔子一辈子都喜欢当君王的老师，不辞辛苦到处推销自己，可惜没有几个王愿意理他，于是遭人揶揄，得了个“丧家之犬”的名号，只好私自找些学生开班授课。

孔子好为人师有个古老的理由，因为他是“儒家”捧出的圣人。“儒”最早就是专门为“王”服务的神职人员，负责为王们在办事出行前观测天象，沟通天地，预卜吉凶，俗话中所说跳大神之“巫”是也，到现在大可归入被清除的“封建迷信”人员之列。跳大神要有规矩，蹦达久了形成仪式，就是后来儒家常挂在嘴边的“礼”。春秋战国“王”的位子被切割成几块，数家争抢不断，每个王都说自己有资格直接和上帝沟通，不需要“巫”在中间做中介拉关系，“儒”一失业，“礼”的规矩就坏了，孔子有责任心，想把这套规矩在民间传下来，迫不得已私收弟子，当起了平民教师，才说出了“礼失求诸于野”这句心酸话。话里虽透着凄凉，心里却还想着有朝一日朝廷能金榜招贤，有机会重当帝王师。

转折似乎发生在汉初，汉武帝喊出了一句“独尊儒术”的口号，透露出想召回儒生上朝问政的意思。于是今人误以为儒家又铁定可以当一回皇帝的老师了，大汉帝国的芸芸众生也顺水推舟全成了儒家的徒弟。其实这是个误解，汉武帝口头上独宠儒家，目的是安抚民心，缓解他们对秦朝苛酷统治的恐惧，并没有举国上下真拿儒生当老师的意图。

到了唐代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唐朝开国皇帝有胡人血统，尚武轻文，佞佛缘崇道家，优容各族群多样文明，不屑受制于儒家那套刻板繁琐的规矩。黄巢起事据说在广州杀了十万胡人，似乎难得见到儒生的影子，与后来农民军嗜杀读书人的做法大为不同，可见胡汉杂居中儒家未必受到什么特殊的礼遇。邓子琴先生品藻唐末五代士人习气是“无父”“无君”“无夫妇”，一片欺师灭祖的反道德气象，看样子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人群也根本没把儒家教条放在眼里。

唐代军队壁画 (图源网络)

宋代军力薄弱，与北方蛮族对峙少有胜绩，难免产生自卑感。儒生痛心于道德沦丧，野蛮与文明界线模糊难辨，想用“文治”的风光掩饰屡遭蛮族欺侮的尴尬，提振文化自信心，这正对宋初皇上的心思，民间儒者嗅觉风向已变，纷纷抢着以“布衣”身份上殿，和皇上面对面谈心。最有名的例子是名相王安石与宋神宗来往密切，疑似成了好“基友”。宋儒当了皇帝的老师，按当时的说法就是要“格君心”。皇帝的道德感升值升温，权当一回示范模板，民众才会趋行效仿，儒生下一步才有“格民心”的可能。宋儒的想法是，要想让儒学变成让人听得进去、干得起来的硬道理，就必须让每个人都觉得生活中道德不可或缺。用当代语言的话说近似于“拼的就是人品”。“知识”一旦使人向“善”，它才会变得有用，就会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得心应手。

所以中国人就是在反反复复“拼人品”的教育下长大的。邓子琴说北宋是“士气中心时代”，给出核心气质的评语是：“宽厚”“沈静”“淡泊”“好学”，恰与唐代嚣嚷蛮横的特性相反。甚至晚清康有为搞变法，都用的是同一路数，他的设计是先把光绪皇帝改造成一个“道德完人”，“格”了他的心，这皇帝版道德偶像登高一呼，满眼必定是全民景从，变法自然水到渠成。

没想到，清朝末年，中国人把这套圈内拼人品、德性比高低的伎俩用到洋人身上却完全失灵。你讲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人家不由分说直接用洋枪大炮把你打得千疮百孔，奄奄一息，再把浑身带血的你拖到谈判桌前问话。人家意思很明白，“人品”不重要，道德是虚幻，拳场规则讲的是拳拳到肉，谁能使蛮力把对方扳倒，才有资格发话讲理。这种“秀才遇上兵”的强霸姿态古时就有，区别是当年“秀才”开始示弱，往往会后发制人，靠“道德”渗透的揉骨术迂回取胜，蛮族肌肉男块头再大，因姿态不雅也会自感地位卑下，拼的还是人品高低。以往宋朝遇上辽金，就如小民赶路遇到打劫的强人，强人虽耀武扬威，声势逼人，最终还不是自扰于野蛮身份，面露羞惭模样，在儒家文明点化下乖乖就范。可惜西人不仅有舞刀弄杖的蛮族霸气，更有整套“奇技淫巧”的硬通货在后面撑腰，靠打粘柔的道德太极吞噬对方没一点胜算，反而被吸纳进去，失了立地的根脚。这次不是拼人品，拼的是知识到底能有多少实用的技术含量，儒家的教训始则失位，中经妥协，最后是全面溃败，降服到底。

从“拼人品”转到“拼知识”，是从科举崩溃开始的。科举第一场，士子仍需靠背《四书》《五经》拿分，强化道德记忆永远是第一铁律不可动摇，不过后几场则有论、表、诏诰和判语、策问等项，专考你若当官如何随机运用脑子里储备的实用知识，道德涵化与践行的目的一致，学校教化也围绕此目标配置。科举一废，学堂教育多追从西学知识而设，尤重政法理工，其中道德内容大多压缩到可以忽略不计，批量生产出的都是“理工男”和“政法男”，怪不得吴宓当年就骂清华只生产满脑子投机的世俗小吏，缺乏拥有大智大勇的学界政界精英。学堂老师的作用类似于复读机，传输的是硬性刻板的规条，没有人生经验的示范。“知识”与“道德”从此脱节，或正是中国文化真正变质的开始。

网罗“知识”的目的仅仅在于寻“客观”，求“真实”，古“道德”虽柔软圆滑，无奈一触碰这硬邦邦的道理坚持不了多久就碎了一地。古人谈玄论道本来就是模糊的生命体验，却要在“真”与“假”的两极非要辨个你死我活，二中取一。学问中最具灵性的部分一旦放在“客观”模子里锻造敲打，就如那张强盗的大床，把活人放在里面拉来抻去，等到肉身真和床具两头齐等时，它早已变成毫无生命体征的僵尸一具。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胡适和铃木大拙吵架的那段公案了，在铃木大拙眼里，“禅宗”明明是不立文字的生命感悟，充满生意盎然的体验，在胡适眼里却如一堆冷冰冰的数据，是可以摆弄计算的客观学问，把“禅宗”塞入知识的牢笼无异于是对感觉生命力的谋杀，胡适恰好做了这个凶手。近代以来，这类凶手在学堂学校中随处横行，他们一路“好为人师”下来，就如那守在大床边的狰狞大盗，正等着把学生一个个填进去无情宰杀。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不道德教育讲座》中曾经有一讲的题目是“应当打从心底瞧不起老师吗？”这说法在咱们貌似尊师重道的环境里看上去足够骇人听闻，他却硬是讲出几分道理。三岛认为：“人生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这问题应该由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必须透过阅读、自我思考，才能想出答案。而这方面，老师几乎没传授过我什么。”如果把三岛置于中国古代的学校之中，他肯定不会提出类似的疑问，因为古学要求老师的职责即是“传道”与“授业”，“传道”貌似枯燥的道德说教，实则包涵不少教师亲历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技巧。“授业”才指实用的处世知识。近代以来，“道”的部分被贬斥到边缘，学生大脑汲取知识就如往里机械灌注填充物，故才有三岛之叹。他的结论是：“有了这番体认以后，往后面对老师时，你大可在心里瞧不起他，只要尽量汲取他所传授的知识就够了。你要知道，不论小孩或大人都一样得耗费完全相同的气力来各自解决人生的难题。”这分明是在骂现代教师无资格当人生导师，充其量只能扮演知识传输带里的一环。

三岛由纪夫（Mishima Yukio，1925年1月14日－1970年11月25日）

由此联想出，古代的“好为人师”与现代“好为人师”的区别大概在于，古人“传道”与“授业”是一体，无法割裂。现代老师只传送知识，不关心“知识”背后的“道”是什么，以及这道理与自己的人生经验到底有何干系，或仅仅满足于这个“业”是专门化系统中的一个零件，只需要在松动时把它拧紧，作为个体的学生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的心灵需求为何完全不重要。

可怕的是，现今国人往往根据西方标准伪造出一套貌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生经验，然后执拗地把它灌输给自己的后代，试图垄断他们的个人选择和获取知识的途径。类似的现象如传染病般四处散播，几成精神瘟疫。在生活中，中国父母最容易集体着魔，相互传染，撒起癔症来，不但热心“逼婚”还疯狂“逼学”。最奇葩的例子是，中国有百万琴童整天在父母呵骂下苦逼地操练着自己未必喜欢的这西洋玩意，家长脑子里似乎隐藏着一个集体魔念，他们会众口一词地说，“钢琴”就是培养贵族气质的工具。没有人问：培养贵族的这玩意为什么不是小提琴、中国古琴或者昆曲、京剧。弹琴不是内心自发滋养出的一种欲望和热情，而是为将来也许在某个聚会中偶尔小露一手的道具，到那时，仿佛不弹奏一曲就没办法显得体面。“好为人师”的心态如果在国家层面上发酵，有可能会持续宣泄成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中日相互仇视已近百年，我们始终深陷在“好为日本人之师”这个错觉里面。中国自古视日本为朝贡圈内臣服之国，遣唐使的故事一直被反复渲染摹写，好像日本文化不过是中国文化的仿制品，故国人面对日本总有一种当过“奶妈”的优势心态在作祟，觉得把你养这么大，不但不知孝顺报恩，反而恩将仇报打起你老妈来，这不是虐待老人吗？可日本人从未把中国真当文化母根看待，日人汲取文化纯取功利态度。由于自己在近代积极与西方靠拢，终于成功切断了和中国的文化联系，摆脱中国就像甩掉个拖累的包袱，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事情，负担一卸，日本才真正脱胎换骨，从此具备了和中国争当东亚老大的资格。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从历史上多方寻找证据，苦苦寻求与西方社会的同构之处。比如其幕府藩封制度即与西方的封建制极其相似，而与中国的皇帝集权制大相径庭。于是日人越发自认与西方同源，“脱亚入欧”犹如触手可及的梦想。与之相应，中国积贫积弱，早被日人贬为落伍，日本学界有个“华夷变态”的说法，意思是说原来的“华”（中国）因为不给力逐渐堕落成了野蛮的支那人，本来属于“夷”的日本转眼变成了文明国，强弱角色发生如此惊人的对换，给日本带来了自信心，面对中国这个大块头，过去的“岛夷”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这也是日本当年侵华所凭恃的最重要理由之一。由此渊源可知，日本人是不可能承认战争罪行的，认罪等于又一次服输，是一种甘当蛮夷的羞耻，日本好不容易才摆脱中国文化附加在身上的历史阴影，绝不能容忍这个心理优势再次发生逆转。可见，中日之间的较量必须放在国人“好为人师”与及日本如何摆脱中国文化奶妈心态这条脉络中才能看的清楚。

当然，中日冲突的背后操盘手仍是西方世界，他们时刻观察着中国和日本的进步是否符合近代化的标准，利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所发生的心理暗战，和日本争当东亚老大的心理，操控着双方相互打压对抗，个中款曲之处不得不察。

由此可知，国人“好为人师”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多已形成习惯，在国际关系网络中也有表现，这类表现与中国文化自身气质的塌陷与频繁向西方标准看齐的当代际遇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