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艰难百战多：主力长征后，南方八省游击队是如何坚持斗争的？

1934年秋，红军撤离苏区进行长征，部分留在南方八省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斗争。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中，这些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在险恶的环境下，经历了重重苦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充分依靠群众，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粉碎了敌 人的围剿，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败，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但是，为保卫苏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同时为掩护主力红军部队转移，中央成立了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的中央分局，继续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包括红二十四师及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的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十六、十七团，总数约为4.5万人，其中瑞金、会昌、于都、宁都 间的“ 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留下的部队要尽量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适当的时机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需要面对数十倍于已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重重围困和反复“清剿”，局势极为严峻。

当时，南方各根据地先后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是红军将士们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开展以游击战为核心的武装斗争，先后挫败了国民党数次大规模的“清剿”，还发展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拖住了大量敌人，间接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为了清剿八省红军游击队，敌人提出“掘地三 尺”、“民尽匪尽”的口号，对红军和革命群众进行屠杀，在根据地实行“连坐法”和“保甲制”，实行野蛮统治。1935年春，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分九路向闽西、闽赣、湘赣等地突围，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到达赣粤边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为了清剿红军。敌人疯狂地施展“ 移民并村”等手段，把群众强行迁移到根据地之外，企图困死游击队。红军游击队只得吃野菜、野果，抓田鸡、蛇等充饥。乐观的陈毅在《 赣南游词》里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面对严峻的形势，红军游击队每一位同志都做好的牺牲的准备。正如陈毅在《梅岭三章》中写的那样：“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召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1934年11月，敌人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后一个县城会昌，中央苏区的红军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在南北长不足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三角地区。项英、陈毅决定将一万余红军分成 九路突围。在突围中，部队被敌人打散，项英、陈毅和少数战士只得化装突围，几经辗转，终于抵达了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

陈毅

在其他根据地，红军游击队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避强击弱，采用各种方法打击敌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张鼎丞、邓子恢、高敬亭、粟裕、谭震林等领导迅速成长为优秀的军事家，他们后来也成为新四军的各级领导。

“七七事变”后，我党摒弃前嫌，高举全民族抗战的大旗，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远在赣粤边区领导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人，从香港出版的报刊上看到了毛泽东写的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极具政治敏锐洞察力的项英，立即捕捉到党的路线已经发生新的转变，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红军游击队也必须遵照中央的路线，由 “反蒋”转变为 “联蒋”，由 “内战”转变为合作抗日。

1937年8月1日，中央向南方八省游击队发生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他们在保存武装、保障党的领导的原则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以取得合法地位。

9月8日，陈毅代表中共赣粤边特委，同国民党代表鲁炯雯在大余县举行谈判。双方就停止武力进剿、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游击队改编成抗日义勇军，听候调遣抗日等问题，达成了七项协议。

9月24日，南方八省游击队总负责人项英应国民党之邀 ，在南昌同国民党高级代表刘体乾、廖士翘再次举行会谈。之后，项英、陈毅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暂时放弃斗争，听候点编。此时，中央代表博古、叶剑英也根据中央指示，给项英来电，提出红军游击队改编时的三点要求。游击队也向国民党承诺停止进攻国民党军队和打土豪、实行减租减息。

国共合作抗日，是民族危亡时刻的正确选择，但也有少数游击队的领导对此想不通。他们认为，在十年内战中，国民党危害了无数红军和革命群众，现在还接受国民党的整编，这不是投降了吗？

1937年11月，陈毅携项英亲笔信，以党代表的身份与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的刘培善、段焕竟等人会面，向他们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指示。但是，长期坚持在湘赣边九陇山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因对外界的形势变化缺乏了解，对陈毅产生了怀疑，竟然把陈毅当成叛徒抓了起来，准备杀掉。好在陈毅在南方八省威望极高，游击队的同志为稳妥起见，派人密赴吉安打探消息后，在陈 毅的耐心说服之下，接受了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1937年9月下旬，中央代表博古、叶剑英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张冲等谈判，商量如何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南方红军游击队终于集中起来，改编为新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从此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

从1937年底开始，中央陆续抽调张云逸、袁国平、李一氓、周子昆、赖传珠等干部派往新四军工作，解决了新四军干部不足的问题。

从1938年起，新四军四个支队先后开赴抗日前线。此后，新四军高举抗日大旗，浴血奋战，成为华中敌后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