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琨：愿做“思考者”

编者按：

再见杨琨时，国内的第一轮疫情刚刚过去，街道上杨柳新绿，杨琨摘下口罩，问我们是否一切还好。我们的话题从疫情期间的惊险琐事不断延伸，聊到国家机器的运转，聊到社会法制的前行，那些日常不常展露于公众视野中的工作人员的身影在杨琨的叙述中不再是身影模糊的背景，成为一个个也许偶尔有缺憾，也同样有血有肉的劳动者。

三年前的8月，杨琨在《金律良言》第三季第七期的对话中，回忆自己某次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方代理律师遭到原告方的亲友尾随注视的往事。在那场诉讼的空闲时间，杨琨在去休息室的空当，8位上访人紧紧跟在他的身后，8双眼睛瞪着他，最远距离的注视者离他只有半米，这个场景直到如今依旧如芒在背，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行政诉讼方面的律师，常年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杨琨大部分工作是处理行政诉讼与复议等项目，涉及信访、上访、投诉案件。这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在那些“民告官”的诉讼中，他站在被告律师席上，是“恶人”，是底层视角预设中的强权角色。但在真实的维度中，杨琨的法律生命拥有更丰富的色彩。

他的专业优势在于固定资产投资，通俗地概括就是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法律问题，除了一些非政府咨询的项目，这份工作让他密集地与那些有关拆迁、安置的纠纷接触。三年前，在国浩（北京）律师事务所阳光通透的的办公室里，杨琨面对《金律良言》的镜头向20万观众讲解关于“拆迁”相关的法律问题，专业、理性、有温度，杨律师和杨大哥的角色重合在一处。

三年后，跨过一场正在持续的疫情再见面时，无论是“思考者”杨琨还是笔者，都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更新”。

越过疫情

“哎呀，我也有点想咳嗽，总是止不住。”杨琨的爱人从湖北荆州打来电话。

不敢把情绪传染给对方，杨琨只能装作若无其事地安慰妻子：“没事的，肯定你明天多喝点儿水就没事儿了。”挂了电话，杨琨紧张得一宿没睡，躺在床上联想到最坏的打算。翻来覆去熬过一夜，他看看时间——早上七点，猜想妻子应该已经醒来了，赶忙打电话过去。电话里铃声一直在响，就是听不到妻子的声音。一连两个电话都没有接通，杨琨心想，坏了。

因为封城，杨琨和家人被迫被隔离在北京和荆州两地，荆州是杨琨妻子的老家，春节前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去过年，疫情袭来就被封在了家中。荆州是新冠第二波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危险的气息扰动每个人的神经。

打不通妻子的电话，杨琨让自己冷静下来，给岳母去电，打通了。岳母告诉他：“人出门了，没事儿，只是没带手机。”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身处危险之中时只觉得庆幸，走出这段境地后再回头一看，杨琨发现自己的人生平添了许多别样的经历。

将时间倒回到17年前，疫情这个词汇依然与杨琨的成长有深刻的关联。2003年，杨琨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硕士，往返于山西、北京两地，彼时的北京是SARS疫情的重灾区，这段经历让他对疫情更为警觉，同时对公共事务有更丰富的思考。

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杨琨对行政机关的了解比一般人丰富得多。据他所知，即便是在新冠疫情刚刚蔓延开来的情况下，北京的行政机关在正月初七（1月30日）已经陆续开启复工。在前后17年经历的两次疫情之中，不管在媒体的报道还是大众的视野中，那些依旧维持经济、政治和对外交往的万千政府工作人员并未站在镜头前、报道中，而这些人在这高风险的时期，却始终守在岗位里。想守，也不得不守。

这么大一个城市乃至国家要做好行政管理工作，本不容易；在如此紧急的公共事件期间，则是难上加难。

这种独特的思考角度来源于杨琨从事政府法律事务的实践，而这份思考本身也正是他从事法律职业的本心。

法律是让我们不被社会所“撕裂”的基准

在《金律》与杨琨的两次对话中，我们都曾问起，他从事律师职业的所求是什么？

图名吗？作为行政诉讼律师，杨琨站在行政机关一侧，在那些“恶官欺压平民”的话本叙事里，人们更倾向于认为百姓是弱势者，而为公权力辩护的杨律师，名声自然不会高到哪里去。

图利吗？政府机关的法律事务往往项目繁杂，细节严苛，相比起涉及同类业务的私营企业而言，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差事所耗费的精力是前者的数倍，然而报酬却相差不多，两相对比，“性价比”极低。

不图名，也不图利，何苦去做这样一个不讨好的角色？

十几年前，杨琨初出茅庐，最先接触的业务便是面向政府的法律服务。前路既往，不撞南墙就不愿回头，杨琨自认是一个怀旧的人，律师生涯既然从此起步，便头也不回地一路走下去。除去这个理由，更为关键的是这份专业的面向能够带给他“思考”。

求学时期，杨琨总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那时，学校里有位老师与学生们的关系极好，由于时常在校外处理案件，待到尘埃落定后，这位老师便会经常和同学们分享办案的心得，进而一起畅聊对于社会的观察与自己的体悟。这位前辈冷静独立的思考让杨琨铭记于心，他渐渐发现：这就是我要选择的路。杨琨试图通过自己的感受，对社会做出独特的认知。

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政府天然地需要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俯瞰全局，高屋建瓴，也同样需要抚摸土地。要为这样一个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必须同样站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要有深度，也要有高度，更需有广度，这对于律师的业务能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唯有不断更新自我才足以胜任。这种苦行僧一般的自我成长让杨琨痴迷，他酷爱思考，渴望从中得到自我精神的增长。

思考得多了，从这份工作中收到的反馈更激发了他的使命感。

“我提供服务的对象是政府机关，而他所面对的就是每一个老百姓。在每一个老百姓面前，你作为政府机关应当怎么依法办事，不偏不倚？这个平衡点在哪儿？”作为政府法律顾问，杨琨团队的工作，就是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专业提升方面进行新法新规的更新迭代，对其准备进行的行政行为进行部分辅助审查。

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法律为什么会这么规定？工作人员要怎么去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去做？让来自于不同知识背景的行政工作人员更加知法、懂法、守法，在杨琨团队的实际工作之中，从一点一滴的细节作出纠正，他真实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工作给政府事务带来的改变。

政府与普通公民之间并不存在所谓“是否对立”的命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社会分工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因此而产生矛盾是当下难以避免的事情。用杨琨熟悉的“拆迁”类案件为例，地区需要为经济发展更新资源，群众需要维护自身财产利益，两个同样重要的诉求，如何来平衡？这个关键的共识就是“法治”。

杨琨说：“《民法典》出台之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民法典会形塑我们的民族。’这就是一个法律的价值，通过这个法律，告诉大家以后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去发展，大家都在同一个平面上共同思考问题。法律是我们的底线，有了这个底线我们才不会被社会所撕裂。”

法律是有温度的

疫情之下，市场经济活动几乎陷入停摆，事务所的法律项目也因此受到了不小影响，杨琨的工作开始更多地侧重于面向行政机关的法律顾问角色。疫情中的生活也让他有机会更深入地思索，这一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于个体、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

杨琨察觉到，疫情催动了线上与线下的融合进程，万物上“云”，社交也上“云”，这些更加便利化的发展背后，对于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感”产生了挑战。这体现在他的事业拓展之中，在以往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双方能看到彼此的眼神、动作，能够感受到彼此的气场。而在线上，这些交往方式的丰富性似乎被清零了。

杨琨用“冷”与“热”作为评价的尺度，邮件、电话、社交软件（微信、QQ等），从冷到热依次排序，冷与热代表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温度”。书面语和口头语绝不相同，真实的聚会与“云聚会”也会有天差地别。作为律师，如何在这些条件都被重塑的情况下，建立与当事人的信任感，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信任，一直是杨琨从业过程中重要的概念。在国浩律师事务所的招聘笔试中，始终有一个题目：你认为律师行业，律师和当事人之间最基础的、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在杨琨这里，这道开放题的答案正是“信任”。

临近春节，杨琨接到一个房地产企业的委托，“我对这个企业完全是陌生的，之前并没有接触过。”一问才知道，十年前杨琨曾承接过一家企业的两起诉讼案，交涉虽然短暂，但依然给其中一位高管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这位高管另谋他处，再次遇到类似的法律问题，一下子就想到了杨琨。

十余年间无任何交集，这次的合作依托的是缘分，更是信任。“当事人会在十年之后找到我，还是因为当时建立的信任，这份信任就是建立在对你的为人以及专业能力的认可和赏识，所以他认为这个事情你来做，他能够放心。”

2018年，阿尔法狗打败当时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人工智能席卷人类世界的观点甚嚣尘上，有人认为也许在不久的将来，AI或许能够代替一部分法官和律师的角色。

对此，杨琨的态度倾向于保守。“我始终认为机械能提供的只是逻辑判断，但是法律总是有温情的，是符合人性的，是有价值判断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简单达成的一个完全理性的判断。如果让计算机来当法官或是律师，可能会得出很客观的结论，但是不一定很公正，也不一定会符合我们的人性。更何况，你如何能够保证人向计算机输入的判断标准一定是公正的？”他认为，也许未来的AI会成为辅助性的角色，而主导者始终应当是人本身。

这份思考实际上早已超脱于法律业务本身，在那个学生时代萌发的理想生根发芽后的十几年，他真正一步步走向了自己向往的目标。

再度回顾此前所走过的道路，杨琨未曾觉得后悔。“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案件、每个项目，我都会去很认真地去对待他。如果我做了，没中标？没有被别人选聘？那无所谓，我就找下一个，反正这个事情我做过了，尽力了，这本身就是对我生命的提升。”他始终是那个思考者。

（中：2017年8月金律良言直播访谈嘉宾杨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