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调整，文化履新，孝文帝改革后全面汉化的北魏为何加速衰亡？

北魏孝文帝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以及思想文化改革。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对官制的改革，北魏创立了九品的官员制度。在孝文帝推行改革之前，朝中的官员不看政绩、不论忠奸，统一的任期都是六年。既然不看政绩，不论忠奸，在任的时期都是相同的，这就造成了很多官员消极怠工，更有甚者借助在职期间大肆搜刮百姓。不仅加剧了官员与百姓之间的矛盾，还容易造成社会的动荡。

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均田令》的颁布，在这个政令之中，把土地按照功能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即桑田和露田。种植露田所得的粮食，不能出售贩卖，而且露田的土地归国家所有。种植桑田的土地则是归个人所有，并且可以进行买卖，这种政令的实施，大大减少了官员从中牟取私利的可能，更有利于统治集团向农户征收租赋。

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汉化改革，最主要的措施是放弃了鲜卑族原本的语言，统一学习汉民族的语言，而且为了进一步的融合，还将姓氏也改为了汉族的姓氏。因为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为了维护政权的统一，需要拉近与世家大族的关系，而想要与他们拉近关系，以汉族的语言沟通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尽心汉化的改革，是有其必然性的。

《魏书·咸阳王禧传》中便记载了北魏孝文帝要求全国上下使用汉语的事情："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毫无疑问的，在这次改革之下北魏有了极大的发展，但事有利弊，改革也有着严重的问题。致使社会阶级固化，社会活力减，影响统治基础。没有加以分辨便照搬的汉学，其腐朽的一面也对鲜卑造成了影响，鲜卑族原本是游牧民族，南征北战，四海为家，故而有着十足的锐气和活力。但在汉文化腐朽一面的侵蚀下，这种活力也渐渐磨损殆尽了。全面汉化的改革，虽然成就斐然，但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北魏之所以会分裂，与这次改革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迁都洛阳，导致北魏上层统治集团的矛盾和分裂

孝文帝迁都洛阳主要是出于统一国家、发展经济、加速鲜卑族与汉族交融进程的考量，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然而，迁都洛阳意味着政治军事中心的转移和旧都平城地位的下降，这势必会牺牲一部分勋贵势力与保守派官民的利益，因此遭到保守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大臣韩显宗曾谏阻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其为非计，提议中强调发展平城。

《北史》中便记载了北魏孝文帝与群臣商议迁都一事："孝文将创迁都之计，诏引侍臣，访以古事。韶对曰：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墓，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帝称善。"

可见统治集团内部在改革之初就存在很大分歧，形成保守派和改革派、新都洛阳和旧都平城的对立局面。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施了一系列向汉族学习和有利于新贵族的政策与措施，洛阳日益繁华。而与此形成对比，曾经是北魏建国之根基和军事重镇的平城，其城市的地位却大大下降。

曾经为北魏打天下治天下的保守派贵族和武将功臣失去了显赫的政治地位，北方边镇军民的经济利益也受到很大影响，他远离新政治经济中心，势力步步被削弱，权利慢慢被瓜分的平城贵族，要么忍气吞声，逐渐在北魏政坛中失去自己原有的高位，要么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揭竿而反，走上武力反抗迁都及改革的道路，统治集团的分裂对立趋势，最终在皇太子恂逃回平城被赐死事件的刺激下引发叛乱。

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加剧了部分民族矛盾、阶层矛盾

北魏分裂不仅是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分配不均矛盾的结果，也与鲜卑守旧贵族和边镇军人反对孝文帝在改革中强行废止鲜卑旧俗激进地进行全面改革有一定的联系。孝文帝为了巩固皇权、发展经济、促进民族交融而积极推行向汉族学习的政策，在客观上推进了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与北魏政权结构的优化，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为隋唐时期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

但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强制推行一系列全面改革鲜卑旧制的政策，这些措施反而加剧了北方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孝文帝迁都后重文治，轻武治，在洛阳急速推行全面改革的政策，虽然成功地将鲜卑统治阶级与汉族士族结合，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南迁洛阳的鲜卑统治集团和留守北边的鲜卑族人的疏离和对立，这种汉族化和鲜卑化的对抗与阶级矛盾、阶层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六镇起义。

《读史方舆纪要》中便记载了六镇不满北魏孝文帝改革，进而起义对抗朝廷一事："晋永嘉中，拓跋猗卢与并州牧刘琨求陉北地，得之，日益盛强，后遂建都于此，蚕食邻方，并有中夏。及六镇之乱，魏以覆亡。"

孝文帝激进的、强制性的全面改革，遭到了改革保守派和中间派的反对。从一定角度看，在改革过程中忽视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和优势，忽略军事建设和本民族善战尚武精神的传承和教育，间接导致统治阶层面对军事叛乱时毫无抵御之力，溃不成军。

三、拉拢豪强，门阀制度导致北魏统治阶级阶层固化并日益腐化

孝文帝为了稳固在中原的统治，获得汉族士族的支持，沿用了汉族晋代时期的门阀制度。他定族姓，使鲜卑贵族门阀化，但是，门阀制度的负面作用也迅速显现。首先，鲜卑贵族在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富的物质财富后，沾染了腐败作风，迅速成为一个腐化堕落的统治集团，逐渐丧失了经世治国、领军打仗的能力。

其次，定族姓和门阀制度只惠及南迁洛阳的贵族官员，镇守北方边镇的将士和贵族与此无缘，甚至因为武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视，升迁无望。腐朽落后的门阀制度带来的是阶级固化，本已"贱化"的军人阶层，失去了上升空间和渠道。孝文帝仅将融入门阀制度的鲜卑八族改了姓，对丁零人等少民仍保留部落制度，并未改姓，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而六镇鲜卑军人无论立多大战功，由于孝文帝重姓族门第政策的原因，一直被排斥在门阀之外。

《北史》中记载："帝曾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聪曰：世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

门阀制度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和影响激化了阶级矛盾。受排挤与边缘化的北镇军人、受压迫剥削的底层人民与北魏高层政权的矛盾在后期北魏朝堂官吏腐败横行之时迅速爆发。六镇起义与河阴之乱，这两场摧毁北魏统治根基的大动荡，实质上是统治阶层内部长期以来矛盾斗争的总爆发。两次叛乱都具有胡化的倾向，这两次叛乱为北魏政权掘下了坟墓。

结语

"全盘汉化"的改革，一个方面上使得使得鲜卑族由原本的游牧生活，过渡到了农耕文明，无疑是一种进步，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对于荒地的大规模开垦，无疑是扩大了耕地的面积，进而使大大提升了粮食产量，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另一个方面，全盘汉化的改革，还缓和了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鲜卑族的汉化，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与政权统治。

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了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这三个方面。对于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推动了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文化的统一，生产方式上逐渐以农耕为主、思想文化也向儒学学习，客观上推动了鲜卑统治的封建化进程，顺应了时代的发展，符合历史的进程。

不过，孝文帝全盘汉化的改革虽然加速了北魏政权灭亡，但北魏政权灭亡的原因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孝文帝全面向汉族学习改革带来的矛盾，而是没有处理好改革造成的阶级矛盾、阶层分化的问题，改革措施过于剧烈和彻底，顾此失彼，而孝文帝之后的继任者也没能继续调整和完善改革措施，导致北魏政权的衰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