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指定于右任为其题写墓志铭，这才是真的生死之交

论及近现代书法，于右任(1879~1964)是不可或缺之重要人物，其书法不仅在当世享誉书坛，近年来更是成为研究者与藏家的最爱，稳居民国第一书家。清未民初的书家中，在圆厚遒劲的质感上可与于右任并驾的，大概就数吴昌硕(1844~1927)的《石鼓文》线条。相同的审美取向或许不是巧合，因为吴昌硕在当时名家中确实与于右任的关系最为密切。两人交往记录可早至民国四年(1915)，于右任《题王一亭画于髯像》诗中注记“吴昌石、黄季刚皆有题诗”。

民国十一年(1922)，于右任卸去靖国军总司令之职，自陕西奉调至上海，便去拜访寓居闸北吉庆里的吴昌硕，并致赠一幅珍贵的《昭陵六骏之什十伐赤》全角拓本，为当时摹拓名家李月溪(1881~1946)所制作之蝉翼拓。拓片上方有于右任于民国六年(1917)所书将近四百字的长诗，为其珍贵的早期书法资料，已是相当纯熟之魏碑风格。来年，于右任又挑选一张观音菩萨造像拓片，并题诗其上祝贺吴昌硕八十大寿，显示两人密切之友谊。

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书画会发行《吴昌硕墨宝》画册，封面即是由于右任题签，登于7月25日的《申报》广告则是将字排成横排。两人相差30多岁，吴昌硕却能如此看重其书法，可谓相知甚深。

不仅于此，于右任在20世纪20年代至抗战初期书法作品上，多喜钤吴氏所刻印章，可惜抗战初期不慎遗失，仅存“右任”一方，此后就专用这方印。此印后来磨损时，有人建议他换印，他回答：“我比吴昌硕先生小38岁，可以说是两代人碑是忘年交。我求吴先生刻斯印时，先生已久不持刀且卧病在床，但吴先生表示‘于右任先生的印章一定要刻’，所以， 我用这纽印更是为了纪念吴昌硕先生。

“据说当年吴氏曾以刻印与右老互订交换条件；就是他死后，要右老为他写墓志铭。”(引自凌士欣，《于右任与篆刻家的友谊》)吴昌硕现存墓志铭由郑孝胥(1860~1938) 书盖、朱孝臧(1857~1931)书丹，但于右任确实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书写过吴昌硕墓表。

民国十六年(1927) 吴昌硕逝世时，他撰联:“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风流占断有名家。”显然除了佩服其治印，对其诗、书、画也都相当推崇。

于右任成熟的碑体书法有着圆润丰厚的线条，圆劲线条、灵活用笔与奇肆结体，于右任可说是完全赋予碑体书法崭新的风貌，达到了自碑学运动以来一个前所末有的高度，其书法所呈现的壮阔气势并非仅仅来自于结字，更多是来自书写的流动性与线条的厚重量感，直接引导着观者的眼睛，让欣赏过程中的开张舒展感达到极致。

于右任虽未曾指出从吴昌硕篆书获得启发，不过在他书法学习过程中，可以发现任何好的作品都会成为其取法对象，加上他又真心折服于吴昌硕的艺术造诣，在书法线条的审美上受其影响，也是自然而然。

钱君銮就说：“于右任开创了‘于体’，成为癫狂以来，难得出现能独步书坛的时代大师。赵之谦在书法上第一个写北碑，创了新局面；吴昌硕在书法上为一个写石鼓，创了新局面；于右任和他们不先不后，在书法上以北魏为底，融章草、狂草、今草于一炉，创了新局面。他们正是异曲同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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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德风堂说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