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法老故事」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我在辽吉一地委的斗争生活

□曾志

我是1945年9月同陶铸同志从延安出发第二批进入东北的，9月底到了沈阳。组织上分配我任中共沈阳市委委员、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陶铸任省委书记。

曾志（在卧龙湖留影）

1945年11月，根据形势需要，沈阳市委奉命撤出沈阳。市委书记孔原同志于11月27日撤到沈阳北郊四十余华里的财落堡。我是29号最后一批撤出来的。到财落堡后，孔原让我去省委汇报市委的情况和请示今后的工作。当时省委驻地在沈阳西北的高台子，我在省委见到了李富春、邓华和陶铸等同志，并汇报了工作。

1945年12月中旬，省委决定建立辽西一地委、一专署和一分区。地委书记由沈阳市委书记孔原兼任，组织部长曾志，宣传部长褚凤岐。一分区司令员田维扬，政委孔原兼。一专署专员张化东。地委委员有孔原、张化东、田维扬、曾志、褚凤岐。地委辖铁岭、法库、康平及沈北三个县、区

辽西一地区是在两条交通干线之间，处于四条铁路的枢纽地带。是敌我两党必争的游击区，处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首当其冲的地位。在全东北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当时的形势是:苏联和国民党签订条约，要把东北交给国民党统治。我们尚未在整个辽西地区的广大农村开展工作，农村还是一片漆黑。我们撤出沈阳时连分区的武装还没有组建起来。东北人民包括沈阳周围各县的人民群众，对国民党中央军存在正统观念。这个地区反动力量到处潜藏着，恶霸地主也掌握武装。还有应变政权，实质是伪政府，是国民党地下政府，它对我们是仇恨的，是拥护国民党的。过去的敌伪分子，汉奸、走狗，把持区、乡政权，个别还有县政权，如康平刚开始时就是这样。警察部队是两面的，国民党已经委任了，是国民党地下武装。同时，土匪、反动武装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损失很大，有些县、区干部惨遭杀害。当时我们在这一带时干部和骨干力量很薄弱，一个县、一个区只有几个人，都是从关内来的，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面对当时的形势和处境，我们的任务和工作重心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期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

群众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呢?中央指示中和辽西省委书记陶同志讲话中都讲清了: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斗争，开展减租增资运动;再一个是生产运动。清敌伪残余开展清算运动，是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斗争，并很快引导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以反对国民党的有效步骤。应当在这些斗争中间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政权。

根据当时的形势，一地委于1945年12月下旬撤到法库城南赵贝堡。我是去省委汇报工作回来后一路找到那里的。在那里过的元旦。接着，孔原和张化东去铁岭检查工作一直没有回来，直至1946年2月，东北局来电报，通知孔原和张化东同志到路东去，另行分配工作了。这时我们迁到法库城内。3月左右，傅雨田调来一地委任书记

这时一地委机构设置有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组织部长是我，宣传部长褚凤岐，民运部长张静超。组织都干事陈福隆，后来又有刘世荣和何觉。阮若琳是宣传部干事。当时地委机关干部二十多人，党员大概十多人。一专署专员是宋广常。专署下设财政、粮食、秘书科等，具体负责人记不清了。一分区司令员是田维扬，傅雨田兼政委，副政委黄永辉，政治部主任冯志祥。地委委员有傅雨田、宋广常、田维扬、黄永辉、曾志、褚凤歧。地委铁岭、法库、康平、昌图、新民、前旗等县、旗。

当时省委也驻法库城内。我与陶铸住处相隔约二里路，由于形势紧张，工作繁忙，我只去过他那里一次。虽然有时也碰见过他几次，但也只限于会议上，彼此没有顾得上谈及个人的事情，后来省委就迁到郑家屯去了

1946年4月，一地委迁到康平顺山屯，6月，辽西一地委改称辽吉一地委。7月，傅雨田调到省委工作，刘瑞森调任一地委代理书记。不久，地委迁到康平城内的天主教堂。

从沈阳撤出到国民党进攻康平前这段时期内，我们主要集中力量，全体干部下乡。首先是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开展反霸斗争，没收开拓地，没收大恶霸地主的土地，把斗争果实分给群众，给群众以实利;第二是积极扩充武装，这条很重要。我们刚来，一边扩建武装，一边清剿土匪、降队。不消灭这些，什么马棒啊，降队啊，就不能发动群众，也不能反奸清算。这帮人对我们的破坏性最大。他们在暗地，经常袭击我们，杀害了我们不少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对他们这帮人就是要狠狠地打击。另外，我们还在远离铁路的前旗、康平等地初创根据地，否则就没有后方

还有一项工作，当时群众有正统思想，我们就积极开展反美蒋宣传，揭露敌人，这个工作抓的比较紧。在一分区我们还积极培养贫雇农积极分子。我们刚来，主要是依靠他们。关里干部不到一百人，可是几个月后我们撤出康平时带出来五百多人，大部分是本地干部和积极分子，因我们重视这项工作。我们还重视做知识分子工作，这是中央12月28日指示中讲到的。过去在解放区不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到东北要吸收知识分子参加，要大胆使用这些人。所以撤出沈阳后，我们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那时初中学生、教员就是知识分子。我们在工作中还吸收发展了一批知识分子新党员。

经过1946年上半年我们积极主动地按中央精神大规模地开展工作，充分打下了基础，因此，能够在康平、法库一带广大农村站住了脚。这一时期，一地委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比较有利了。我们抓紧了这几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清算了汉奸，斗争了恶霸，消灭了许多反动武装，进行了减租、増资、借粮、分浮财运动，使贫雇农基本群众得到了一些实惠，在后方创建根据地的地方分了土地，基本群众得到的实际利益更多。这时我们部队也扩展了，十三、十四、十五团已成为能攻善战的分区主力团。在这时期，各县、区武装、乡自卫队和民兵都武装起来了，群众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起码是削弱了，不大相信国民党了。事实告诉了群众，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和当地干部。从关内来的同志更加锻炼了，在前沿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坚持斗争的意志和能力，有了坚定的信心。

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康平。由于国民党军队占领法库以后有两个月驻守法库没有动静，铁岭、法库、昌图等县农村仍在我们控制之下。一地委各县大部分干部仍在农村发动群众、搞清匪反霸和建立武装、建立政权等项工作，由于分区了解敌情没能够和地委沟通情况，刘瑞森同志接任工作后，又到昌图去检査工作，因而，面对敌人的进攻，没有一个全面具体的计划和应急措施，敌人从彰武、法库分几路进攻康平，只隔几十里路才发现敌情，主要领导人才作紧急通知慌张撤退。我是在撤退前几小时才接到通知的。当时分区即没有通知各县、区，也没有规定联络方法和撤退后方的集结地点，对敌人进攻没有任何阻击就匆忙撤退了。

撤到前旗后，田维扬和我们商量，才知道各县、区干部没有撤出来，感到问题严重了，赶快派人通知各县、区。当时郭巩带了一个队伍去接应，另外还派了一些地方干部去联络，都被敌人隔住了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和康平、法库、铁岭、昌图等地的地方干部和分区一部分部队一千多人在刘世昌、孙良才等人组织下东渡辽河，撤到中长路以东，经东满、北满，穿过长白山，走了八千里路才回到西满分局。如果没有他们组织的这次“小长征”，恐怕各县的干部和地方武装就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那样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

9月份，我们撤到通辽八仙筒，刘瑞森和田维扬他们也来到通辽。这时邓华来了，批评我们未对敌人进行阻击就从康平步步西撤，丢下各县不管，使敌人追着我们打，致使一地委很快地全部失守。我们对自己的错误向省军区领导做了认真检查。当时，邓华考虑到我是个女同志，让我回省委工作，我坚决不同意。接着我就去齐齐哈尔参加了西满分局召开的会议。会后，我因阑尾炎手术后化脓感染而住院治疗。47年1月我病愈后和陶铸及千里迢迢回来的辽吉一地委各县干部和地方武装一起从齐齐哈尔回到白城子。不久我与路西的干部一起到了奈曼大沁他拉，这时候一分区全部撤到了大沁他拉。

10月份，陶铸来到一地委驻地奈曼大沁他拉，他召集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对田维扬同志在撤出康平时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给予了严厉批评，会后将田维扬同志调走另行分配工作。

1947年1月，省委决定一、五地委合并。吕明仁任地委书记，赵东寰任一分区司令员。地委设有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社会部和城工部。组织部长是我，宣传部长褚凤岐，社会部长于洪深，民运部长赵龙，副部长丁修。地委委员有吕明仁、刘瑞森、赵东寰、宋广常、孙兴华、黄永辉、曾志、褚凤歧、孙良オ等人。地委驻在奈曼旗大沁他拉。地委辖奈曼、库伦、阜新、彰武、通辽、开鲁、黑山、北镇、后旗、前旗、康平、昌图、法库、铁岭等县、旗。

2月，我们在奈曼召开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方向，是开辟新区还是东进开展游击战争。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不能放弃一地委，要回去深入广大乡村，开展游击战，采用武工队的形式，宣传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会议决定建立东进支队，由吕明仁和赵东寰同志带领，于2月底开始东进。

那时到处是敌人，有些村子还有还乡团。反动地主武装的反把倒算非常厉害，镇压贫雇农群众非常残酷。我们东进时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采用武工队、便衣队形式，集中、分散地消灭敌人。打了很多胜仗，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和很多反动地方武装，增强了干部和战士的信心、斗志和勇气，这是武装斗争。

在群众工作方面，随着部队东进，我们首先恢复群众组织。因为撤出康平后群众组织都散了。恢复政权，重新建立群众武装，对反攻倒算的坏蛋开展群众斗争，对民恨极大的我们坚决镇压。同时开展土改运动，使很多农民有了土地。经过努力，我们逐步收复了大片失地，根据地建设越来越巩固，形势越来越好。经过几打法库、几进康平，消灭了大量敌人和反动地主武装，东进基本上站稳了脚。

1947年下半年，经过秋季攻势，我们夺回一地委大部分失地。根据形势需要，省委于9月决定将一、五地委分开。我被调到五地委任副书记。胡亦民同志接任一地委组织部长。至此，我就离开了一地委。

我在五地委工作了一年之后，在48年11月，就是沈阳解放的第四天，我被调去沈阳参加接收工作。东北解放后，我随军南下，从此离开了我战斗三年的辽吉根据地。

解放战争中，我在辽吉工作战斗了三年，亲自经历了东北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生活，看到了辽吉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而进行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在最艰苦的时期，辽吉一地委各县的地方干部和武装，还有分区部分干部和战士能够克服各种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抱着坚定的信念，冲破敌人的封锁，绕行八千余里路，又回到一分区坚持战斗。这种党性、组织性、纪律性，是真正共产党员的模范品质，是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所在。这次“小长征”的壮举应详细征集整理出来，作为很好的教材，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此，我十分怀念曾在一起战斗过的牺牲在辽吉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辽吉人民致意。

(孙东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