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新世界镇压反革命——根绝旧的阶级成分（1）

镇压反革命——根绝旧的阶级成分

1，镇反的前奏——西南匪变

2，镇反有指标

3，扩大化问题

镇反的前奏——西南匪变

大西南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在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大西南还没有解放。西南战役开始的时间已经是11月1日。当然，西南战役的进展相当顺利。除了国民党将领的起义，还有各级政府部门的闻风归顺。

但在1950年初，那些已经与新政权合作的力量，却走上回头路，与残存武装合流，采取武装暴动等方式来反抗新政权。这种情况被称之为“匪变”或“匪乱”，新政权对之的军事打击行动称为“剿匪”。叛乱者抢粮暴动，攻打基层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征粮队员，严重威胁新生政权。新解放区都存在这种情况，但大西南地区最为严重，贵州省又是西南地区最严重的省份。

1949年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由于中共在贵州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薄弱，当时受命接管的干部只有7000多人，明显不敷分配。参加省会贵阳市的接管干部，仅110多人。往下是层层递减的趋势，到县一级的接管干部，少则十多人，多则五十人。县委下派的干部，只能到区一级。那些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则由服膺新政权的原旧政权人物和乡保甲长临时组成解放委员会、治安支前委员会等组织，暂维地方秩序。据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在1950年2月6日的接管工作报告中称：各地先后向新政权投诚起义的，有47名县长，5万名地方保安武装。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甄别后被留用。而据当时的统计，贵州省、专、县、区四级旧政府人员共8237人，留下来接受中共接管的有5520人，占原有人数67%。逃散的人员只有33%。

从1950年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也能看出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

该报告说：“凡大军通过之地区，大多数旧人员及保安武装都与我们接头，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和自动组织解放委员会等维持会性质的机构，临时维持秩序听候接收。一般的对后方补给尚较稳定，未遭受较大的危害。”也就是说，新政权已被广泛承认。不仅如此，解放大军与当地各界人士的合作也是良性的。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南“匪变”却在1950年2月中旬后大面积爆发。大批已经输诚的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身而去，一些已经起义倒戈的国民党部队也复叛为匪。

原因何在呢？

之前，多将之归因为国民党潜伏力量和地主封建势力，出于阶级立场的顽固对抗。实际上，这与中共接收之初，所采取的各种新政策难以获得民众支持，而强力激起抵触和反抗，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其中，粮食问题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在那个时代，除了生存必须，粮食几乎是一切收入的来源。

1950年初，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新政权巩固的首要问题就是财政支持。为了解决庞大的军政开支，新发货币量猛增，结果导致财政出现赤字，物价飞涨，投机资本趁机牟利，城市中的粮食供应紧张，传导下去就是要多征集农村粮食。粮食的重要性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打击投机，稳定物价，抑制通胀的利器。因此，多向农村征粮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从全国来看，老解放区已是征粮过重，华北地区又因灾情缺粮。华东地区也受灾减产，无粮可调。粮食缺口难以填补。因此，仅在1950年1月4日到9日的几天时间，上海粮价就上涨了23%。到1月下旬又比月初上涨80%。为了应对上海迅猛的涨价风潮，中财委下令紧急从各地调粮入沪。中财委主任陈云曾说过：“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足见形势的严峻与急迫。全国一盘棋，刚解放的西南地区成为济急扶危的目标。中财委要求从西南紧急调运4亿斤粮食支援上海。

　　早在准备进军西南时，邓小平就已经注意到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对接管干部说：“我们去西南，头一个遇到的困难是部队的供应问题，是吃饭问题。”当时，邓小平估计要解决129万人的供应问题。但在西南战役结束之后，邓小平发现至少有210万人需要供养：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90万人；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40万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解放军70万。这个数字比邓小平原来的估算数，多出了近一倍。由此，粮食问题更加突出。与之相应的实际情况更加糟糕。贵州全省的仓库余粮2.243亿斤。贵阳市当时的人口是20多万，仓库仅存有混合粮50万斤，也就是全市3天之需。四川全省仅有3.5亿斤粮食，不足半个月的消耗。云南1949年的公粮还未征完，昆明市的存粮不足1个月的消费。

实情已是刻不容缓，怎么办？

邓小平督令，一俟军事行动结束，应立即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担纲主持西南财政和粮食征收。

　　当时，西南各省产粮的多少，民间实际存粮又是多少，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那么，采取什么办法和政策去征粮就难以确定。初始，只能按照国民政府原有的征粮册籍所确定的征粮数来进行。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依据国民政府原粮食税额做出的估算是20亿斤。邓小平综合考虑中央的和西南地区自身的粮食需要，表示可以征收40亿斤。

　　他在1950年1月2日给中央的复电中说：“中财委要我们送四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是完全应该的，照西南的粮食状况也是可能的”。他所担心的问题只是如何调动足够的力量来“完成此项任务”。

　　到1950年2月，邓小平的乐观估计已变得十分严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