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富人之家，是世俗里天赋异禀的通才，开近现代中国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他的人生被人称羡，却一转身，弃世间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于不顾，遁入空门，求寻佛道，成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
他是李叔同，也是弘一法师。
1942年，一个南方的深秋，法师在泉州圆寂，享年六十三岁，戒腊二十四岁。法师一生传奇，在音乐戏剧、诗文词赋、书画篆刻、教育哲学等诸多领域建树颇高，被世人称为“不可思议的文化奇迹”。让我们敬赏法师墨宝，借以领略一代大德的生命体悟。
出家后法师诸艺具废，唯以书弘法，他将书法艺术推向了一个巅峰，也将“佛法的境界和书法结合得最为深入”，所成就的书艺和人格的丰碑，被启功先生咏道：“我敬李息翁，独行行最苦。秃笔作真书，淡静前无古。并世论英雄，谁堪踵其武”。
彼时，得到法师一幅字被视为无上的荣耀。鲁迅从内山完造那里“乞得”法师手书一张，喜不自禁，在日记里写下：“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弘一法师在书法上用的功夫令人惊叹，上至秦砖汉瓦、钟鼎铭文，下及魏晋六朝、唐宋碑版，他无不涉猎；而更可贵的是他能法古不泥，推陈出新。法师的书法依据人生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一：皈依前，以北碑风格为主
国学法师马一浮云：“（弘一法师）法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家当为逸品。”
春鸿明月八言联
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影响，清末到民国，碑派书法发展非常繁荣。弘一法师在出家前书法多学魏碑，遍临了《张猛龙碑》、《爨宝子碑》、《龙门二十品》等。而且于真草篆隶都有涉足，《石鼓文》、《峄山碑》、《天发神谶碑》都有临摹。楷书主要取法《张猛龙》，篆书主要学邓石如气势，隶书主要学习的是杨岘方圆兼用的用笔。
临张猛龙碑
临魏灵藏造像
阶段二：皈依初期，碑帖之变
1918年正月十五日，法师皈依，到了五月下旬，到虎跑寺入山了。七月大势至菩萨圣诞日，剃度出家。
一法万缘五言联（1919）
出家后，弘一法师的用笔与结体都有很大转变，在原来强烈的魏碑风格中融入帖学风格。不再刻意追求点画精到，劲挺的和转折的圭角都变得更圆润含蓄。横画一改原来的极力向右上方倾斜的状态，而变为尽量的水平。结字原则开始转变碑体的风格，字内空间更加开放，笔画之间一缕空隙也让字体显得更加自然。
即今若觅七言联（1921）
佛号与莲池大師偈语（1922）
阶段三：晚年，碑帖圆融
陈祥耀《弘一法师在闽南》云：其初由碑脱化而来，体势较矮，肉较多。其后肉渐减，气渐收，力渐凝，变成较方较楷的一派。数年后乃由方楷而变为修长，骨肉由饱满而变为瘦硬，气韵由沉雄变为清拔，其不可及处，乃在笔笔气舒、锋藏、神敛。
佛号与慈照宗主法语
晚年弘一法师的用笔既非魏碑体，亦帖体，已经碑帖两忘，简到极致。
字形出乎想象的修长，横画短促，竖画绵长含弧形，字形中部内擫，犹如魏碑体结字，但是笔画之间又犹如帖体那样开放。笔画之间成密不透风与疏可走马，形成强烈对比。
具足大悲心（1929）
华严宗大法师名号（1936）
晚年的弘一法师书法作品表现得更明显。字形修长，字形的中轴线微妙地摆动，伸展的长笔画多了，短笔画也多了。这种长短笔画的对比，完全打破了我们习惯的横竖撇捺的节奏。
弘一法师的笔画看起来柔弱，但是细心体会他的中段由于笔锋变换显示的痕迹，会发觉这非常具有力量。而且书写一丝不苟，精神非常饱满。
我们欣赏弘一法师书法，就要抓住这种关系，笔尖落纸，有一种不管什么状态只顾往目的地奔去的书写感觉，而且笔尖的运行过程中手又一直很好的控制着毛笔，并不是放任自流。找到这种自然、平和又自律的感觉就能找到欣赏弘一法师书法的窍门。
闽南佛法四言联（1940）
灵峰（蕅益）大师警训（1941）
印祖点拨
弘一法师风格的演变除了早年奠定的书法功底后精进修行，持戒念佛的成就，还有一个直接原因便是印光法师的指导。
弘一法师十分佩服印光法师，曾赞叹印光法师之文，如日月历天，普烛群品，认为大德如印光法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他曾多次向印祖写信请教，印祖都给予悉心指导。
“古往今来，不少人用行书草体写经，我对此绝不赞成。想要断烦惑、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将抄经视为儿戏，由着性子写得游龙舞凤的？”印光法师在给弘一法师的回信中说道，“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
印祖的点拨对弘一法师的触动很大，他按照印祖的要求调整了字体，并寄给印祖鉴定。而弘一法师日后的书写也更加一丝不苟。他重新开始写工楷，但又不限于工楷呆板的一笔一划。字体工整正方，点画厚实稳健，用笔渐趋沉稳厚重。
法师把书法和佛法融为一体，字字清正，不落一尘，澹泊宁静，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弘体”字。弘体庄严、工整，却又不失变化和灵性，于平淡、恬静中蕴含着博大生命力和情怀。
弘一法师因此被誉为写经第一人，他的书法也被人誉为“佛书”。1937年3月，法师在厦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讲演时称，“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所以，诸位若学佛法有一分的深入，那么字也会有一分的进步，能十分的去学佛法，写字也可以十分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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