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和他的中国知音草婴：文学永远不是孤立的

活动现场

10月24日是草婴先生五周年祭日，当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的“回到文学现场，云游大家故居”系列节目走进草婴书房，与观众一起“云游”翻译现场。10月25日，以“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中国知音草婴”为主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亚，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孙甘露，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进行了对话。另外，为纪念托尔斯泰与草婴，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精装纪念版《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

列夫·托尔斯泰最早进入中国更多地是以思想家的姿态。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受到维新运动的影响，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寄希望于在西洋文明中找到开启民智、改变发展之道，这是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大背景，也是托尔斯泰进入中国的大背景。

最早作为思想家被关注的列夫·托尔斯泰

各种版本的《战争与和平》

除了作品，与托尔斯泰相关的重要文学评论也相继出版。1954年，1959年4月出版的《托尔斯泰评传》，由苏联著名文学研究专家贝奇科夫撰写，由吴均燮翻译。1958年5月出版的《艺术论》，这是托尔斯泰对自己的艺术观的全面总结。

多年的单品积淀的基础上，人文社于1986—1992年出版了第一套“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共十七卷，涉及作家的小说、故事、戏剧、文论、政论、书信、日记。

草婴先生：以一己之力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全部小说

人文社拥有一支能力很强的外国文学编辑队伍，许多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者本身就是社内编辑，比如翻译了托翁戏剧的蔡方信（笔名“芳信”），翻译了《战争与和平》的刘辽逸，翻译了《童年 少年 青年》的谢素台（她还参与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翻译），翻译了托翁的儿童故事的陈馥，翻译了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的蒋路、楼适夷、许磊然，等等。而草婴先生则因为和托尔斯泰缘分尤其深厚而被关注。

草婴原名盛峻峰，从15岁开始跟随上海的俄国侨民学习俄语，后来得到姜椿芳的指引，进入了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大量的翻译实践为他成长为一代翻译大师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草婴先生的名字进入更多作家和读者的视野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翻译了《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受到读者的欢迎。人文社成立的时候，草婴在俄语翻译界已经名声在外。最初的合作是在1955年，作品是戈尔巴托夫的《顿巴斯》。这部作品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这是当时中国读者喜欢的一种主要类型。

之后，人文社出版的草婴译著主要是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1961—1962年的两卷本《被开垦的处女地》，2001年的中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遭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学习苏联作家的写作技巧也是一股热潮。1962年，草婴以及一部文学评论——1962年的《加里宁论文学和艺术》。

《高加索故事》

“找一块墓地，并不是草婴所喜欢的，与留一座墓碑相比，将他的文学精神流传下来更重要。”2015年，在草婴弥留之际，妻子盛天民表示，草婴的最大心愿是能建一间“草婴书房”，这里不仅可以存放草婴毕生收藏的书籍，把它们开放给读者借阅，还希望可以能成为人们交流思想和学术的沙龙。

草婴书房外观。

“读草婴的翻译感觉像是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文”

徐振亚介绍，俄国跟中国关系比较近，十九世纪的时候在北京已经有俄语学校了，专门有活动了。作为世界级的文豪托尔斯泰，大概1900年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中国的杂志上了。“五四”运动前后有相当多的文章介绍他，但基本上都是简单的介绍，其作品的翻译很少。他1910年去世的时候，中国有一些先进人士在上海举办了悼念活动。

复原的草婴书房

赵丽宏说他对比了不同的托尔斯泰作品译本，《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第一句话，周扬的翻译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草婴的翻译是：“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赵丽宏认为，相比之下草婴的翻译更准确，读起来也朗朗上口。“我对比了其他译本发现，草婴先生一定是不看别人的译本的，他完全是读原著。高莽说读草婴的翻译感觉就像是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文。”赵丽宏谈道。

孙甘露谈道：“俄苏文学开始进入中国的时代，实际上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年代。虽然苏联文学的传入有政治的背景，但是确实对中国百年来的文化、文学、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俄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黄金时代的文学，对中国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我觉得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有一点，就是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代翻译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普希金，我都喜欢。”

“我记得好像是托马斯·曼讲过一个典故，解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有一天托马斯·曼举办家庭聚会，他的家人和朋友在朗读普希金的作品，忽然托尔斯泰走进来，普希金的作品唤起了他的灵感，于是写下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第一话——‘奥布朗斯基家的一切都乱了套’。 托尔斯泰最初是用这句话开始《安娜·卡列尼娜》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历史脉络，从更长的背景来看，文学永远不是孤立的，肯定是前后接续，其中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孙甘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