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做官都是一个人人美慕的职业，当了官可以锦衣玉食、光宗耀祖，然而，做官其实有着巨大的风险，一着不慎，全盘皆输。1868年9月，大太监安德海知道慈禧想修复圆明园，于是，指使御史德泰奏请修复圆明园。
安德海同时指使内务府的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此议一出，恭亲王奕诉等人坚决反对，认为“侈端将启”,加饷派饷会使“民怨沸腾”,“动摇邦本”“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在奕诉的坚持下，德泰、贵祥受到革职和发落黑龙江为奴的严厉处分。过了一段时间，内务府人员又重提修园之议。内务府人员之所以对重修圆明园情有独钟是为了讨遇慈禧，二是为了从巨大的工程中渔利。
这次，他们吸取了德泰、贵祥的教训，采取了游说同治帝的办法。1873年秋，同治帝以颐养太后为名，发布重修圆明园上旨，要求“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反对者依然不少，帝师李鸿藻苦谏无果，御史游百川上疏恳请缓修反被革职，同治帝还警告群臣，有奏请缓修者一定严惩。这场重修圆明园的闹剧，一直到发生李光昭腐败案才告终结。在清廷有关重修圆明园的争议中，先后有三位朝廷命官被革职。
主张修复的御史德泰、内务府贵祥被撤职，还是有道理的，客观上也符合下层民众利益。但是，处罚游百川毫无道理。作为皇家打工仔的游百川上疏皇帝，完全是从防止老百姓生存状态恶化、维护清廷“长治久安”这个角度出发的，他个人未必得到什么好处。这样的处罚只会让人觉得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做官的风险有两种，一种是来自社会公众，一种是来自上级。
在做官风险来自社会公众的环境中，官员把分内的事做好了，得到多数公众的认可，什么事也没有；只有那些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的，被多数民众排斥的，才有可能遭受罢免、撤职之类的处分。在做官风险主要来自上级的社会，官员是否出了真正的政绩，能否得到多数老百姓的拥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学会揣摩领导的心思，以领导脸上的阴阳决定自己做事的态度，头儿认为对的，你应该坐火箭去做；头儿认为错的，你就一定不能去做。这种做官风险，往往与一个人的品行无关。
1911年武昌起义时，起义军人数并不多，只有两三千人，而在武昌的清军人数多达五千，且清廷在周围省份还布有重兵，为何就让革命党人生生地夺去了江山？现在终于明白，以个人独断为基础的皇权，不仅无耻地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也让某些操守良好的官员承担了不必要的做官风险。因此，民间具备一种巨大的反皇权力量。
而从皇权制度中得到利益的，又往往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之徒。这种人可以共享乐，不可以共患难，一旦形势有变，他们翻脸比谁都快。如此形势下，清廷的灭亡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只可惜，好人该得好报，好官必须善待，这个简单的道理，同治帝不懂，慈禧太后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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