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从传说到现实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广为流传的大禹刻像。出自山东武氏祠汉画像石。

随着文化认同需求的增长，跟随“禹迹”，学习研究、考证大禹文化成为高尚的心灵洗礼和文化享受过程。2019年4月，绍兴市公祭大禹陵期间，有11个禹裔族姓1600多人开展民祭活动，参祭热情十分高涨。
图为2019年7月，北川、汶川两地分别举行“海峡两岸禹羌文化研讨会”“大禹华诞庆典”“大禹文化与天府旅游名县建设研讨会”，以及“大禹华诞食礼”。图为在汶川举行的祭祀活动中，释比文化传承人进行大禹文化展示。

禹迹图为中外大禹文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印证大禹历史记载、后人大禹文化的相关分布。从钱塘江两岸的局部内容，就可以看出史迹密布程度和大禹文化的发达状况。
(选自《浙江禹迹图》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零一九年出版)

图为绍兴大禹陵碑。

图为宛委山贺知章《龙瑞宫记》刻石。

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大禹文化活动日益活跃的迹象；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人们日益重视汇集、整理历代相关水利文物、历史文化遗存，对大禹在人类共同遗产价值中的社会效果，形成了更深刻的认知。

大禹，是中国远古时代治水英雄的杰出代表和民族精神象征。当今来看，大禹治水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核心价值是凸显人民利益，核心精神是“献身、求实、创新”。面对着滔天洪水，体现东方智慧的治水过程，体现在大禹带领民众，忘我治理水患，直到“地平天成”；与西方文化中诺亚方舟式的对待自然态度相比较，体现了不同价值取向与方法，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和文化传承。

大禹文化和大禹精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超越了区域与国界。直至今日，大禹文化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持续不断的传播和影响力。

大禹父子可称第一代“河长”

据《史记·夏本纪》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这是说，当天下洪水滔滔，水灾为民众大害之时，最高统治者尧把选取治水首领当作头等要事。最后在有争议之中选定了鲧为治水责任人，并严明责任要求。

当代科学调查发现，当时洪水滔天的险恶环境，应该真实出现过。在我国滨海地区，卷转虫海侵引起沧海变幻，海水倒灌平原；在江河上中游，有极端气候出现或者地震导致山崩地裂形成巨大堰塞湖，造成水道变迁、洪水泛滥的自然现象。鲧治水是继承前人经验“障”和“堙”的做法，也就是用泥土筑堤防把聚落和农田保护起来，这个治水过程虽然失败了，但却为大禹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载：禹“循江，溯河，尽济，甄淮，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大禹采取了“疏”的办法利导江河，即“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尚书·益稷》)，这一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鲧、禹治水的传说流传广泛，影响深远；而最具影响力的则是其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治水精神，今日则概括为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也成为中华水文化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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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中的大禹与汶川、绍兴

关于禹兴西羌和大禹归葬会稽多有历史文献记载，《史记》是最权威的文献之一：

《史记·六国年表》：故禹兴西羌……《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

禹迹在汶川和绍兴最多

几千年来，大禹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

四川汶川为汉代汶山郡的核心区、古西羌腹地。“大禹兴于西羌”及治水业绩，在岷江两岸广为流传；“石纽投胎”“大禹出世”“禹生禹穴”“禹生刳儿坪”，生动丰富。2020年，以大禹的诞生为核心文化内容的《汶川禹迹图》编成。这是四川第一张以县域为单元，完备、系统编录大禹文化遗产的分布图。在汶川、理县、茂县、松潘、小金等地，共査找到禹迹79处，其中宫庙祠遗址类18处、山名(洞、池)类18处、地名类11处、碑(石)刻类15处、地名(村名)类15处，其他2处。著名的禹迹有“石纽山”“禹穴”“涂禹山”“天赦山”“飞沙关”“刳儿坪”“洗儿池”“景云碑”“吞碑树”等，其中汶川最多。

今天，大禹文化中心和最为活跃地区当属浙江绍兴。绍兴大禹文化的形成和研究可以上溯至越王勾践时期。他在建设越国都城时同时建立禹庙，又在临终前对太子兴夷说，“吾自禹之后”，自此奠定了大禹文化在越地的基石。

目前，绍兴大禹文化的研究正朝着更系统、精准，多学科、跨区域、国际化方向发展，其主要可分类为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文献、祭祀、传说、地名、艺术、传播等内容。

2018年，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和绍兴市鉴湖研究会联合编制了《绍兴禹迹图》，汇集了以大禹治水为主体的历史文献记载、重要传说故事、现存纪念建筑、地名等。共有禹迹127处。其中陵、庙、祠类21处；地名类22处；山、湖自然实体类25处；碑刻、摩崖、雕塑类59处等。这些禹迹主要分布于近代绍兴行政区域，其中萧山、余姚各两处。

2019年，在《绍兴禹迹图》的基础上，《浙江禹迹图》也编成出版。通过考释研究及实地考证，该成果记录了“浙江禹迹”209处，“防风氏遗址”4处，“越地舜迹”37处，“浙江大禹前后时代新石器文化遗址”30处。

2019年，数字版《浙江禹迹图》由浙江大学联合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共同推出，这是一个线上学术地图平台，实现GIS与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结合。

《绍兴禹迹图》《汶川禹迹图》先后编制完成，标志着大禹出生和归葬之地全部的禹迹路线和相关历史遗存，已互补互证，串连为一个整体。这为研究大禹和大禹文化遗存提供了可信的资源。

禹，史前时代传说中的帝王，姓姒、名文命，又称大禹、帝禹。据考，禹所在的年代发生了大规模的海侵与特大洪水。相传，滔天的水灾使人民生存困难，于是帝尧先令鲧(禹之父)治理洪水，鲧采用“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低)”的方法，历时9年未能成功。禹子承父业，受命继续治理水患，他总结吸取了鲧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改堵为疏、因势利导的治水策略，前后历时十年，终于“地平天成”，治水大获成功。禹在治水的同时，还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大禹是华夏族治水英雄和立国之祖，被尊为“绩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通过地理、气候和水利史的对应研究，关于大禹的记载和传说，许多都能找到具体的实证痕迹；只是祖先将诸多治理水患的史实都加载到大禹的名下了。

大禹文化在亚洲的流传

大禹文化是如何流传到东亚其他国家的？有学者认为是通过越族的流散传播。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大禹文化约在公元5世纪，就通过《论语》等儒家经典开始流传到了日本，随之深深扎根并得以弘扬光大大。据记载，在1500年前，日本效仿大禹治理水患，成就卓著。因此日本以大禹为治国和道德楷模。如日本京都宫殿中的《大禹戒酒防微图》，便是以大禹的形象和精神来警示当政者要勤政爱民，防微杜渐，不沉迷酒色。日本自1989年开始启用的“平成”年号，则取自于《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

日本国内崇尚大禹、祭祀大禹，成为民风习俗。自2006年起，日本的大禹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开始编撰《日本禹迹图》。截止到2020年的统计，日本有禹迹140处；此外，还确定了“大禹遗迹认定标准”，“禹王遗迹数据引用规章”等规范。

近年来，中日之间大禹文化交流互鉴日益频繁，并在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18年，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时任会长大协良夫等4人在绍兴参加“2018年公祭大禹陵典礼”，参拜禹庙大殿，在禹王庙献上花篮，缎带上写着：“一衣带水缵禹之绪”。大协良夫在之后回忆中写道：“我看到大禹雕像前摆放着写有我们研究会之名的花篮，感激不尽，悄悄地把泪水擦干，不让别人察觉。自2011年第一次看到大禹雕像以来，没想到能迎来这一刹那，简直像在梦里。”

2019年，藉绍兴学者编成《浙江禹迹图》之际，中日学者也达成共识，将共同编制《东亚禹迹图》。

除日本外，在朝鲜半岛上，与大禹有关的地名有8处，其中5处是自然地名。韩国还有较多“禹”姓及祭祀传承。在“禹”姓的发祥地就有7处与大禹相关地名，集中在咸兴附近和南部的洛东江流域。韩国的大禹文化传播在江原道六香山有禹王碑，这是1661年许穆从中国原碑的文字拷贝过来的，被称为“大韩平水土赞碑”。

自古以来，大禹就是东亚中日韩三国共同的信仰对象，至今仍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

从记载传说变为活态文化现实

由于大禹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时间之久远，除文献记载，就难以得到文字和考古的印证。但是，在大禹历史记载和活态传承的背景下，世世代代人们纪念光大大禹精神的文化印记，却真实存在而规模庞大。

近来，大禹文化的研究重点开始由“虚”转“实”，逐步转向汇集、梳理大禹文化史迹的规模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发掘其历史、科技和社会价值。

“禹迹”主要指我国和周边国家文献中有关大禹治水活动所经过的传说记载，自古以来依然存世的大禹祭祀地点及建筑物，有关禹的碑记、地名、歌舞等。

禹迹图重点展示了上述大禹文化的传承发展脉络和规模。

禹迹图是一种全新的大禹文化研究方法，所证明、显示的并不着重在大禹是否有其人、其在何地的治水业绩，而是展示了大禹文化的传播脉络和历史传承不同区域和种类的特点。对照禹迹图，水利史、历史地理、考古、民族学等多学科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基础上展开合作。比如禹迹的发生与传播，往往体现了此地为自然灾害多发；禹迹与同一历史时期文化遗址有何关联？这些都可以从水利史、考古等领域进行科学探索。

通过禹迹图，我们可以思考和研究为什么大禹文化会集中在那些地区、流域产生？历史上这些地区历史地理环境是如何演变的？主流禹文化的源头与传播路径是什么？大禹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

令人欣喜的发现是：《汶川禹迹图》与“禹兴西羌”的文献记载高度一致，与农耕文化与治水文化有着客观上的逻辑印证，与古羌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十分吻合，客观形象地向世人展示了汶川厚重的大禹文化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通过禹迹图的科学研究，人们也就可以分析出，在不同区域，传说中的大禹故事和遗存有何区别。如汶川之“禹穴”是大禹出生处的象征；而绍兴宛委山的“禹穴”，是大禹治水得天书，取得治水经验的地方，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记其“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古人的智慧妙不可言，大禹治水文化具有多样性，丰富多彩。在不同的流域还是区域，“大禹”都有独特而鲜活的生命力。

(作者为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水利史专家，著有《浙东运河史》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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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禹记载、故事与文化遗存

禹会诸侯，会稽得名

《越绝书》卷八记载，大禹曾两次来越，第一次即：“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

“会稽者，会计也”，追根溯源，是因传说大禹在“茅山”“大会计”而名“会稽山”，再因此而名此地为会稽。

大禹治水毕功于了溪

禹溪村地处嵊州城北7公里处。据传，古时这里原是沼泽之地，庄稼常为洪水淹没，大禹治水到此，治水终获大成，“了溪”因而得名。史称“禹治水毕功于了溪”，就在此地。

人们为纪念大禹治水之功，建禹王庙，塑大禹像，并又将村名改为“禹溪”。近处的“禹岭”据说曾是大禹治水时弃余粮之处。宋代文人王十朋曾有《了溪》诗云：“禹迹始壶口，禹功终了溪。余粮散幽谷，归去锡元圭。”

禹葬会稽
《越绝书》卷八等载，大禹第二次来越，病故并葬于会稽山《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大禹埋葬在绍兴，有了大禹陵、庙。绍兴的禹王庙，相传最早为启所建。《越绝书》卷八载：“故禹宗庙在小城南门外，大城内，禹稷在庙西，今南里。”
《水经注·渐江水》记载：会稽山“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东巡狩，崩于会稽，因而葬之”。

大禹宛委山得天书
相传当年大禹在治水之始遇到艰难险阻，受玄夷苍水使者指点，便在若耶溪边的宛委山下设斋三月，得到金简玉字之书，读后知晓山河体势、通水之理，治水终于大获成功。此事《水经注》《吴越春秋》等经籍中均有记载。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叙及“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中的“禹穴”即是大禹得天书处。 “东游者多探其穴也”。
宛委山又称石匮山、石篑山，亦名玉笥山，位于绍兴城东南约6公里处，海拔279米，北连石帆山、大禹陵，南倚香炉峰，是会稽山中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的荟萃之地。
宛委山中今有一巨石，石长丈余，中为裂罅，阔不盈尺，深莫知底，传此洞即“禹穴”，亦名阳明洞。口碑相传与记载相符。围绕着大禹文化，也相继产生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存。

(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