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眼中的航运
1170年，宋朝著名诗人陆游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在穿过三峡时，看着船夫艰难的摇橹前行的情形，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百夫正欢助鸣橹，舟中对面不得语。
须臾人散寂无哗，惟闻百丈转两车。
呕呕哑哑车转急，舟人已在沙际立。
诗歌描绘了纤夫们牵拉着船，在河边峭壁上铺设的栈道上艰难行进的情况，诗中充满了作者对劳动人民艰苦劳作情况的关心，实际上，陆游并不是宋朝时期溯江而上的个例。
相反，在当时的长江流域，坐船旅行虽然是一件令人疲倦的事情，但却是当时最为方便和快捷的运输途径。
当时长江流域的船只主要使用芦苇和竹子编织而成的风帆，当顺风时，风帆便被拉起，船只可以获得风力，从而推动船只向前，逆流而上时，则需要纤夫拉着船前行。到夜晚时，水手们必须将船停靠在岸边，这时候一碗热面汤就是最好的安慰，而靠岸的地方则会形成一个临时的客群聚集地。
和长江流域一样，没能恢复汉唐雄风的宋朝，其他流域的航运同样如此繁忙，在丢失了西北广大地区的贸易线路之后，维系宋朝的生命线便是如毛细管一样稠密的水运。
那么宋朝的航运体系究竟有多强大，数字看宋朝，如何利用航运体系来成就这个积贫积弱中的商业帝国。
比英国强大的官船运输体系
从遗留的史料中，我们提取了宋朝的一部分航运数据。在公元981年时，在京城汴河上通行的船舶，其运送的稻米和粟米的总量达300万石，折合成今天的重量单位大约为23万吨，豆类为100万石，折合10万吨左右。以今天国际普遍使用的20吨集装箱的标准，当时汴河上的集装箱运输量为17000多个，以十吨的载重卡车计量则为30000多辆。
而这只是宋朝初期的汴河运输量，当时京城附近的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渠的船运数量合计在550万石，折合42万吨左右。
而到了1065年时，这一数字开始大幅增长，仅仅汴河的运输量就提高到了570万石，折合45万吨左右，四条河流的总运输量则达到了670万石。这其中包含宋朝从全国各地押送而来的三分之一的税收。
押送税收的船只主要由官方的驳船完成，这些驳船的数量在2万只左右，排水量因水域不同而各有差异，例如在江西水域的驳船多为18吨，在安徽水域的则多为60吨，在京杭大运河上的则达到了100吨，长江流域的驳船则高达600吨。
可以说在其后的5个世纪中，宋朝驳船的排水量都保持着领先世界的水平，即使是1588年时的英国，其最大船只的排水量也才仅仅只有400吨。
比哥伦布还强大的私人船队
与官方的驳船相比，民间船只的载重量相对来说就要小得多，但数量却是官船的好几倍，到13世纪末时，仅仅是长江下游的私人船只就已经多达1.5万条，排水量基本在180吨左右，这一点从福建挖出的一艘长24.2米、宽9.15米、载重量300吨的沉船便是最好的佐证，对比之下，哥伦布1492年远航时的旗舰“妮娜号”排水量则不超过110吨。
和西方不同，宋朝时期的船只，外形更像是一只鸭子，船身成方形，方便装载更多的货物，而西方的船只则更追求速度，他们的船只大多被做成鱼的外形。如此的差异用宋朝词人李清照的话可能最为妥当：
巨舰只缘因利往。
世界领先的造船能力
强大的航运体系依赖于强大的造船能力。公元1021年前后时，宋朝已经建立了50多个造船中心，从宋朝政府遗留的文件中，我们发现宋朝政府曾在1022年时下令造船中心建造2915艘驳船专门用于米、粟、豆类等粮食的运输，这个数字有可能表明了当时宋朝官船的年度更换量。也显示出了宋朝强大的造船能力。
宋朝的造船中心大多位于中南部，只有5个位于四川，华北地区则只有4个，从这些造船中心的分布来看，它们大多靠近木材、桐油、石灰、竹子、和麻等造船所需的原材料产地，而南方造船业的发达，很大因素也来源于日常生活所需。
数字看宋朝，一个虽没能恢复汉唐雄风，周边强敌林立，战争不断的宋朝，却依靠建立起的这些强大的航运体系，打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贸易最为昌盛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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