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博士，16岁考上兰州大学，21岁就留校当老师...

　　经过恶意

　　更懂感恩

　　那是一个“读书无用，交白卷是英雄”的年代，许多年轻人的学业被迫中断了多年，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了......

　　恢复高考的决策好似一记惊雷，唤醒了中华大地千万青年的“求学梦”。他们从边远的牧场，从山沟坡地，从工厂车间，如同散落四方的星子一般，齐齐涌进学习的大军，如饥似渴地拥抱知识。

　　次年，研究生考试也恢复了。那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人数为63500人，录取了10780名研究生。他们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区别，统称为“78级研究生”。

　　到了1981年，《学位条例》施行以后，从这10780名研究生中，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在1983年5月27日授予其中18位博士学位。

　　学位授予仪式当天17位博士合影

　　（冯玉琳博士当时人在国外）

　　这18位博士，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本土博士，他们也就此成为新中国青年一代最高学历拥有者。时代曾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烙印，历史把他们推到这个位置，他们一出现，身上就肩负着重要责任。

　　我们从他们的专业方向上可见一斑。

　　这让超模君想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所提出的“数学第一系”：

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秩序，列数学系为第一系。

　　数学家谷超豪教授指导博士生洪家兴（18位博士之一）

　　摄于1983年

　　这18位博士在毕业后，其中17位走进了校园，走上了教师岗位。在那个人才稀缺的年代，他们毅然放弃变革浪潮下的种种诱惑，甘作人梯，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紧缺的人才。

　　他们要追，他们要赶，他们要在自己的专业上，尽自己绵薄之力，把这个国家在那十年落下的，争取补回来。

　　10001

　　新中国第一位博士学位授予人是马中骐，他的博士学位编号是10001，为他签发学位证书的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原子弹之父、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

　　1956年，16岁的马中骐进入兰州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学习，5年大学生活结束后，年仅21岁的他留校任教。

　　1964年，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社论，动员在职干部报考研究生。马中骐抓住这个机会，高分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教授。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教授

　　胡宁教授出生于1916年，他高中毕业后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第二年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抗日战争开始后，胡宁在西南联大物理系担任助教。

　　后来，为了深入学习专业知识。他赴美求学，师从冯.卡门，研究流体力学的湍流理论和原子核的量子理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胡宁又在泡利的指导下研究介子的核力理论和广义相对论。

　　新中国成立后，胡宁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于1950年，毅然决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

　　胡宁所撰写的教材

　　就是在这样的缘分下，马中骐得以有机会拜在胡宁教授门下。只是，天有不测风云，马中骐的研究生才读一年，一场狂风暴雨突然袭来。

　　雨过天晴

　　“四清”运动和“文革”开始了。

　　那段时间，马中骐打过铁，掏过粪，只能偷偷地看物理方面的书籍。

　　研究生恢复招考那年，马中骐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但当他看到招生通知时又非常无奈。

　　报考人员的年龄被限制在35岁以下，而他已经年近38岁。好在不久后，国家又发了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了40岁，马中骐喜出望外。

　　这一次，马中骐考上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仍旧师从胡宁教授。

　　彼时，我们已经有了自主培养的大专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但是一直没有博士生。

　　1981年，为了早日培养出新中国首批博士，教育部决定先在中科院各科研院所和中科大、复旦大学等高校设立博士试点。

　　这年8月，马中骐突然接到导师胡宁的通知，“要写博士论文，12月交稿”。

　　用四个月的时间写出一篇博士论文，放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马中骐不仅写出来了，他还顺利通过了答辩。

　　马中骐博士论文答辩现场

1982年2月6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举行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院士，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举行博士论文答辩。

　　现场，七位答辩委员进行无记名投票，马中骐的论文被一致认为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

　　博士毕业后，马中骐留在了中科学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

　　水到渠成

　　作为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批第一位博士，马中骐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大报纸上。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崇敬之情，一下子高涨起来。

　　此时，在大洋彼岸，有一位闻名世界的“华人”也听到了关于他的事迹。

　　1984年9月，杨振宁教授邀请马中骐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这需要他在美国呆上一年半时间。

　　其实，在马中骐之前，杨振宁已经为“中国学者”做了很多事情。

　　1971年夏天，杨振宁访问中国，他也是当时美籍知名学者中访问中国的第一人。回到美国后，他利用自己到处讲学和访问的机会，积极宣传中国，使得许多外国人，尤其是科学家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友好。

1974年，杨振宁与谷超豪等十数位学者开始了长达多年的合作，推动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同复旦签订交流协议。

1978年3月，在杨振宁等人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该校进修一年。

1981年，杨振宁在美国石溪分校设立了CEEC奖金，从美国和香港募集资金，专门支持中国各大学、各研究所人员到石溪做访问学者，到90年代初，共有80余名中国学者得到此奖金支持成功赴美，其中绝大部分按时回国到原单位服务。

　　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后来杨振宁回到清华后，写了13篇纯物理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中，有些杨老是唯一作者，也有一些与他人合作，而合作者一般都是马中骐。

　　杨振宁教授在和马中骐合作过一段时间后，这样评价他：

　　“马中骐的研究成果是能留得下来的工作。”

　　马中骐从美国回来后，他继续留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

　　他一边做研究一边教书，他喜欢教书，喜欢和年轻人待在一起。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总是充满着无限可能。他们有幸没有遇上那场狂风暴雨，可以在充满激情的年岁，张扬拼搏。

　　像是要追回时间一样，在他当老师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多的去授课。每一年，马中骐在研究所院要承担120个学时的课程。直到2005年，他退休为止。

　　退休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2006年，他出版了《物理学中的群论》。

　　据说读了这本书会让人觉得自己很蠢。

　　而哪些看懂的人，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

　　除了出版多本专著以外，马中骐至今已发表论文累计超过200篇。

　　2018年6月1日，马中骐把自己的博士学位证书和1991年获得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等证书全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

　　他说：“第一号就是名字排在前了，没有别的意义。能成为第一号博士，是历史的偶然，这并不说明我比别人强，我只不过是这批人当中的一个而已。”

　　那段狂风骤雨袭人的岁月，曾是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回忆过往，马中骐没有表露过怨恨。倘若真有，他就不会在有机会移居国外的情况下，依旧坚定地选择归国。

　　没有一去不返，没有牢骚抱怨，没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世上真的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经历过恶意，反而更懂得感恩！对国家，他们竭尽所能，只为能够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