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骁勇善战的满清八旗军到哪去了？怎么不镇压革命？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8月19日，武昌首义。枪响过后，立传回音——仅仅十二天后，10月22日湖南、陕西就在同一天发生了起义，宣布脱离清朝独立。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上海、新疆，皆宣布独立。

面对革命大势，满清的京师八旗及各省驻防八旗部队反应不一，这些从龙入关、世受皇恩的八旗军，有的坚决抵抗被消灭，有的比划两下即缴枪，还有的则直接讲和投降，更有的好似事不关己，哪管那大清朝亡也不亡，把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这对孤儿寡母硬生生推向豺狼一般的袁世凯。

“八旗为本朝根本，国家莫有要于此者。”八旗衰败了，失去了根本的大清自然也得亡了。

八旗规制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始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随着征战的不断胜利，从一支“黑旗军”发展到红、黑两旗，再发展到黄、白、红、蓝四个纯色旗，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统一了除叶赫部外的女真各部，创建了八旗满洲，此时他已拥有五、六万兵马。第二年，以八旗制为基础，建立了后金政权。

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八旗制规定：每三百户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副职梅勒额真。旗帜在满语里称为“固山”，额真意为主，因而，每旗的统领固山额真就是旗主。

旗是以牛录为基础单位，牛录既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作战时的一个单位编成。原则上每牛录三百户，每户都有一个壮丁在牛录的编制中，父死子继，兄亡弟代。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八旗兵丁平时狩猎生产，战时披挂上阵，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教联结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机体。这种兵民合一的军政一体化体制，使得女真人高度紧密组合在一起，全民皆兵，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的一个核心制度，也是清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征服的地域和人口越来越多，又相继在1635年组建了八旗蒙古，1642年组建了八旗汉军。因而，八旗军是由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部分组成。满人都编入旗内，都称为旗民，也称为在旗的。所以，便出现了凡满人都是旗人之说，但旗人并不都是满人，是由满、蒙、汉三族人组成的。

八旗军的分布

满清入主中原后，依五行相克，戍卫京师的八旗按其方位驻守，“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这部分八旗军以八旗满洲为主，称为禁旅八旗、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其实就是皇上的禁军。兵力在顺治年间约8万人，乾隆年间约10万，清末增至12万人左右。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至清末也有约12万人左右。

顺治十七年（1660年），皇上下旨固山额真满文仍称固山额真，汉文称为都统，梅勒章京称为副都统，甲喇章京（额真）称为参领，牛录章京称为佐领。在满语和汉语的碰撞中，汉语处于强势地位，很快地都统的称谓取代了固山额真，而章京则存在于金庸先生的小说中。

在八旗中，都统为一旗满洲、蒙古、汉军的最高长官，既负责军务，又负责一旗民政事务，官阶从一品。在各省的驻防八旗，辖兵丁2000名以上者，以将军领之，以满洲王公或亲信大臣兼任，官阶与都统相同也是从一品。一般将军与都统不并设，凡设将军处，下置副都统。在某些地区，如京口（镇江）、青州（山东），乍浦、扬州，副都统即为一地驻防旗长官。都统和将军是满人武官的最高等级，至于“抚远大将军”等并非固定官职，遇到战事规模较大临时设置用以节制各路兵马，担任者基本都是皇子或外戚，如雍正争帝位的最大竞争者十四阿哥。

八旗驻防军队制度是八旗军队制度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其创始阶段在清顺治朝。由于平叛和维护安定的需要，八旗军队除了驻守京畿地区外，中原在西安和江宁（南京）、杭州驻防，分别控御西北和东南地区，闽广云贵等边疆地区则借“三藩”之力以暂时维护统治。

康熙朝发生的“三藩之乱”成为八旗驻防制度由初创到完备的拐点。从康熙二十年(1681)开始，八旗驻防体系逐渐形成了三个组成部分：

其一为可能存在反叛势力的直省驻防；

其二是旨在对付准葛尔蒙古的长城沿线驻防；

其三则是从东北到西北的边疆驻防。

清廷根据旗民分治的原则，在驻防地为旗人筑城别居，或者在城内划出一角令旗人居住，通常称之为“满城”。

康熙末年（1722年），全国已设驻防将军11名，即西安、江宁、杭州、京口、福州、广州、荆州、右卫，以及盛京、吉林和黑龙江；雍正朝添设3名：青州、宁夏、乌里雅苏台，另设热河都统一名；乾隆朝对八旗驻防有较大调整，增绥远、伊犁、成都共3名，裁撤京口、青州和右卫3名，总数为14名，另增察哈尔都统。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于乌鲁木齐增设一名都统，归伊犁将军节制，实际是怕伊犁将军位高权重而采取的分权措施。光绪朝左宗棠收复新疆，新疆建省时，乌鲁木齐都统被裁撤。

八旗的蜕化和衰败

清军入关以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世袭的职业军人。

清代编入八旗的“旗人”与不在旗的民人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入关伊始，清廷即采取了大规模的“圈地”活动，圈占民人的大批良田划归旗人；豁免旗人的税赋与劳役。旗兵在具有经济优势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和法律上的优越地位。在法律管辖的范围界定方面，凡是事涉旗人的案件要与一般民事案件分开办理。

旗饷由朝廷供给，另有公田和牧场。驻防旗兵饷银丰厚，将军饷银每年180两，另加养廉银1500两，一般的士兵依等次每年也有12到24两的饷银以及月粮等一些实物收入，生活相对优裕。优惠政策造成了旗人的颓废和寄生性，致使其后代骑射荒废，不会劳作，甚至出现“生计”问题。

下图为一名满清权贵在自己的豪华府邸里，二楼都是他的妻妾们。

军事方面八旗也享有优势。八旗除了镇压叛乱外，另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控制和监视绿营。

清朝的军事力量除八旗外还有一支规模更为庞大的武装——绿营，就是入关后投降改编的农民军和明军等汉人武装。

绿营设提督和总兵，提督统辖一至两省陆路或水路官兵，职能与八旗驻防将军类似，官阶从一品。总兵受提督统辖，掌理本镇军务，又称“总镇”，正二品，大致等同于现在的师长或军分区司令。早先共12名陆路提督，3名水师提督，随着军队规模扩大，编制内提督有二十多人，总兵有83人。提督是汉人武官在清代能出任的最高职位，如在甲午战争中自杀殉国的提督丁汝昌。

晚清平定太平天国以后，因为损耗巨大国库空虚给不起赏赐，就发明了记名提督和记名总兵官职，这种虚职得等到有实缺才可走马上任。清军中带记名提督头衔的人有五千多人，带记名总兵头衔的人有两万多人。在甲午战争中丁汝昌的副手刘步蟾，就是挂记名提督衔的右翼总兵。

八旗驻防将军与本地行政长官督抚还有绿营各成系统，互不统属。若会同奏事，则列名于总督之前，以示尊崇，但就实际权力和管辖的范围来说还是总督与巡抚的权力大。在作战时，八旗和绿营经常混合编组出战，由八旗将领负责统一指挥。一般一万名左右的绿营兵，配备二千名左右的八旗兵压阵。无论从作战技能还是作战意志上八旗兵都远高于绿营兵。

顺治、康熙时，八旗官兵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倾向。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八旗军的主力位置已经隐隐有让位于绿营的端倪。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些重要战争，如柴达木之战、平定大小和卓之战、大小金川之战中，尽管参战的八旗官兵数量有限，其中一些号称精锐的八旗部队的表现却不如绿营兵，昔日敢打敢冲的作风已不复存在。随着八旗的日渐蜕化，满清统治者不得不越来越依仗汉人武装。到嘉庆朝，八旗已不堪重用，而绿营也开始烂了。

八旗子弟在抽大烟

1799年清军在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时，曾一度把京师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派往前线，结果因军纪败坏，不听约束，未及投入战斗就被迫撤军回京。

太平天国时，有八旗驻防的城市多有被围困、被攻陷者，太平军对攻克的满城采取了残酷的镇压，除女眷外男丁悉数被杀。在清军建立的围困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中，满蒙八旗担当了主力，但是两次被太平军打破。对满清来说，祸不单行的另一个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满清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战争已经由冷兵器过渡到热兵器时代，只是认为洋人船坚炮利在海上打不过，对自己在陆地上的满蒙骑兵还拥有自信。但是此时的满蒙八旗军政久弛，骑射能力早不及二百年前老祖宗的一半，更不用说对阵形成了代差的洋枪洋炮。终于，在京郊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率领的临时从草原传召来的蒙古马队全军覆没。

满蒙骑兵打不过英法联军，就是在华北平原也打不过农民起义军，随着僧格林沁的战死，其率领的满蒙八旗也被捻军消灭。满清统治者认识到八旗已不堪用，朝廷只能依靠地主团练武装，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栋梁。到后来湘军解散，淮军也烂了，导致甲午惨败。不得已，清廷在各地编练用洋枪洋炮装备的新军，其中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北洋六镇实力最强。

辛亥革命时的八旗

满清对八旗实行的优惠政策，其初衷是为了打造一支保障统治的常备军，也实行了木兰围场等措施试图保持其战斗力。但是，承平日久，优厚的政策使得在花花世界的八旗日益腐化，八旗子弟们整天提鸟笼逛茶馆抽大烟逛窑子，到清末时，八旗的战斗力就是个渣字可以形容。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时，八旗军一触即溃，丢尽了八旗老祖宗的脸。

辛亥革命时，革命军并没有将八旗军视为主要对手，民军对手的排序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各地督抚掌控的卫队和绿营，最后才是八旗军以及部分在新军中受训的旗兵。

武昌首义，起义军最先的对手却是八旗。当时湖北的新军中，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派到新军中受训，旗兵所占比例大约10%。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标，其中第一营中的两个队（每营共四队，每队150人）和第二、三营中的一个队为旗兵构成，第三十一标也有一个队的旗兵（武昌起义前31、32标被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另外还有约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

在起义的当晚，这些旗兵几乎没有什么抵抗（或抵抗轻微），但是大多被杀。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民族主义激发而来的革命，当时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民族主义极容易发展成仇杀。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满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武昌起义爆发后，成都、青州、杭州、乍浦、京口、广州等多地的驻防八旗和平解决，并没有与革命军发生冲突。四川成都的驻防八旗，更可堪称和平解决的典范。

成都将军玉崑与四川革命政府达成了”一次性发饷3个月，以后陆续再发3月，住房发给执照，准予自行买卖，再拨款20万兴建工厂，容纳穷苦旗民学习技术，解决生计问题”等等一系列协议后，成都驻防八旗缴械投降。

而广州、乍浦、京口、杭州等地，虽然也有旗人试图抵抗，但是面对革命大势和革命军的强大压力，最终，驻防八旗与革命军签下了城下之盟。

清末在广州的八旗有三万多人，既有满八旗也有汉八旗。虽然八旗宣布和清政府脱离，放下武器走出八旗军营，但是激进的革命党徒仍追杀满人。旗人纷纷逃离，到广东的乡下隐姓埋名，改称汉族，到八十年代才恢复满族籍贯。至今在广州的佟姓，既有汉军八旗的佟姓，也有从八旗满洲的佟佳氏等改的佟姓，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分得清楚谁是汉族的佟谁是满族的佟。经此一变后，在广州的旗人只有1500人。

在历史上，驻防京口（镇江）的八旗军队极有战斗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给英军造成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就是镇江之战，京口副都统海龄率领驻防八旗军用砍刀长矛与英军展开巷战，最后自焚殉国，书写了极为悲壮的一幕。辛亥革命时，驻防京口（镇江）的副都统叫载穆，他是乾隆的六世孙。驻防八旗军队有1500余人，配备有300余匹马、6尊山炮、3尊机关炮，加上绿营军队，共有1万多人。此外，还驻扎了水师营、新水师营，以及一支从南京调来的巡防营。而镇江新军总共只有5个营。不管是军队人数，还是武器装备，清军都远胜于镇江新军。

在一开始载穆是准备打的，然而镇江新军还没发动起义，这些清军就纷纷找当地士绅出面，与革命党人“商议”，表示愿意缴械投降。镇江地方各界士绅组织200余人前来与载穆谈判，载穆想打可是部下全都要求投降。载穆只得提出了三个条件：保全旗人生命；保全旗人财产；护送载穆家眷安全出境。

镇江得到了和平光复，一如《申报》所指出，“镇江今日为民军所有，白旗飞扬各处，地方清静无战事……”

载穆回到衙门，留下一封遗摺和一封遗书后，自缢身亡。遗摺是写给朝廷的，“臣之罪非轻，愿以一身为报。”遗书是写给镇江地方士绅的，“余死之后，望诸君鼎力保全我数千男妇之生命财产，其善后诸务谅诸君必成竹在胸，祈妥速行之，临死之言，尽此，千万千万。”总算还有点爱新觉罗氏的血性。

辛亥革命时，展开抵抗的是驻防南京、西安、福州、荆州、宁夏等地的旗营。

本来福州是可以和平解决的。此时周边各省纷纷独立，革命党人派人来谈判并开出了满人俸禄照发不误的优厚条件，但是福州将军朴寿脑袋被门夹了，竟然命令向革命党发起进攻，还组织了五百人的“杀汉队”。结果激战一天，革命军阵亡16人，清军及其家属死亡280余人，包括自杀在内。朴寿也被砍了脑袋，尸体装在棺材里被送还家属。

辛亥革命时的荆州满城

西安是八旗抵抗最激烈的一个城市，也是杀戮最重的。西安有八旗军五千余人，满人两万余人。将军文瑞先是率旗兵进攻，后被新军击败，回守满城顽抗。在交战之间，多次派人持函与革命军讲和，均遭拒绝。革命军进攻满城，仅一天就破城。文瑞见满城陷落，知己命难保，投井自杀。其副手承燕、克蒙额二人也拔枪自尽。

然而，由于哥老会在新军中势力很大，这些会党是一群极其危险分子（就是黑社会），由其充当主力的革命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其中就包括失控的杀戮。破城后，满人明白抵抗徒劳，大多放下武器跪在地上，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然而他们被整排整排的射杀，包括妇女儿童。这种情况三天后才被下令制止，满城被摧毁，甚至有八名外国侨民也在混乱中被杀。

事君还是事主，这是个问题。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北后，东北的政要在是否“独立”还是继续拥护朝廷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最后的折中办法是把“黄龙旗”降下来，更换了“黄色旗”，产生了所谓的“国民保安会”，分别由东北三省原来的总督、巡抚担任会长。

下图为1907年由京旗常备军编成的陆军第一镇

护卫京师的禁旅八旗原是八旗最精锐的部队，但是腐化最严重的也是他们。慈禧、光绪对八旗不堪用心知肚明，决定按照西式操典编练新军。在袁世凯操练的北洋六镇中，其中第一镇就是从京旗选拔兵丁组建的，但是，虽然兵丁是旗人，将校却都是袁世凯的部下，只听袁世凯的指挥。而朝廷精选满洲精壮组建的禁卫军，也只有一位协统良弼反对起用袁世凯，要求镇压起义，被革命党投炸弹身亡后，禁卫军也不再发镇压之声。

1911年在北京德胜门外举行的禁卫军阅兵式

由隆裕太后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逊位，时任禁卫军的统制官冯国璋闻讯，颇为痛切：“皇族甘愿退位，我们今儿还给谁打。这样看来，大清国的江山就算完啦！“

冯国璋在做出了用身家性命保证两宫的安全，并保证饷银照发，今后不论走到哪儿都会带着禁卫军的承诺后，禁卫军集体转向，从护卫皇家的亲军变为冯国璋的私兵，冯国璋去哪做官，禁卫军就跟到哪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