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青年时代：“拗相公”是怎样炼成的

王安石的青年时代：“拗相公”是怎样炼成的

文/老张在路上

王安石有个绰号“拗相公”， 意思是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人。这个绰号并不是王安石活着时候就有的，而是在明末冯梦龙《警世通言》《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一文出现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告老还乡时，沿途所见所闻，都是老百姓对变法的不满和怨愤，因之抑郁，回乡后，悔恨而逝。文中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就连司马光也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故有了“拗相公”之绰号。

然而，王安石是怎样成为后世人眼里的“拗相公”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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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王安石故里目前有临川和东乡两种说法。）

宋真宗名赵恒，是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母亲是李皇后。宋真宗生于968年，1022年去世，是大宋朝第三个皇帝。赵恒出生时，大伯赵匡胤已经当了8年大宋朝皇帝，父亲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开封府尹，再加兼中书令。

宋真宗初名赵德昌，后改赵元休、赵元侃。历封韩王、襄王和寿王，和他父亲赵光义一样，赵恒也曾任开封府尹，即大宋朝首都开封的市长。至道元年（995年），被立为太子，改名为恒。至道三年（997年），即位为帝。

（宋真宗）

赵恒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为相，勤于政事。景德元年（1004年），赵恒北上亲征，与辽军会战于澶渊。当时战局有利于北宋，赵恒惧于辽的声势，并虑及双方交战已久互有胜负，不顾寇准反对，以每年给辽一定金银为“岁币”于澶渊定盟和解，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史称“咸平之治”。

赵恒在位后期，任王钦若、丁谓为相，二人常以天书、符瑞之说蛊惑朝野，赵恒也沉溺于封禅之事，广建宫观，劳民伤财，致使社会矛盾加深，使得北宋的“内忧外患”问题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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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中出生的。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字舜良，王安石出生时任临川军判官。

王益是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的进士，进入仕途后，历任建安（今福建建瓯）主簿，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市）判官，新淦（今江西新干）、庐陵（今江西吉安）、新繁（今四川新繁）知县、韶州（今广东韶关）知州等地方官，后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死后赠工部郎中，以子贵追封楚国公，赠太师中书令。

王益娶妻徐氏、吴氏，共生有七个儿子。分别为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王安石生母吴氏，是王益的续弦。

02

以下王安石的青年时代故事，以清代顾栋高撰《王荆文公年谱》、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为主要参考资料。

因为父亲王益仕宦主要是在宋朝各州府县当地方官，王安石出生后，跟随父亲宦游各地，父亲为官的官宅和府衙是王安石童年印象最深的地方。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公自丙子以前，常随宦游至韶州，丙子以后，年十七至江宁。旋居丧三年。”查《中国历史年表》，丙子年为宋仁宗景祐三年，即1036年，王安石15岁。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往往过目不忘，下笔成文、洋洋洒洒。在随父宦游的这段时间，因为父亲是中下级地方官，王安石能够接触社会现实，体验民间疾苦。青年时期的文章就开始显露出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的特点，而且有移风易俗之志。《宋史》说他：“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王安石自己也以诗言志，这首名为《忆昨诗示诸外弟》的诗，王安石自诩：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据王安石年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 ，王安石十岁，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明道二年(1033) ，王安石十三岁时，王益回临川奔母丧，王安石随行回故乡。直到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王益服母丧期满赴京，王安石也随父亲到了京城开封。

在京城开封期间，王安石结识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文章文，大获赞赏。

曾巩出生于1019年，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比王安石大2岁，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曾巩曾写有《寄王介甫》一诗，回忆两人的初识，对王安石的才华很是赞叹：

忆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

疏帘挂秋日，客庖留共食。

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

……

初冬憩海昏，夜坐探书策。

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

周孔日己远，遗经竄墙壁。

倡倦百怪起，冠裾稔回惹。

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辟。

如川流浑浑，东海为委积。

如跻极高望，万物著春色。

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

嗟予见之晚，反覆不能释。

……

《宋史》：“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

这三人后来都成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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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杨寘（音zhì，义同“置”）榜进士第四名。

关于壬午科的考试，还有一个故事。

据宋代王铚《默记》记载：“……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上)不怿，日：‘此语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上欣然曰：‘若杨寘可矣。’复以第一人为第四人。”

这个故事说，庆历二年（1042年）殿试结束后，主考官把前几名的卷子呈给宋仁宗审阅，考官拟定的名次为第一名王安石，第二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杨寘。

（宋仁宗）

仁宗皇帝看到王安石的卷子中的一句话“孺子其朋”，很不高兴，就想把王安石的名次与第二名调换，而第二第三名是当时已经有官职在身的王珪、韩绛，根据宋朝科举制度的规定，有官身者参加科举不得为状元。于是排名第四的杨寘提到了第一名，而王安石则变成了第四，就这样就失去了眼看到手的状元。

“孺子其朋”出自《尚书·周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是周公辅佐年幼的侄子周成王的对他说的，意思是“孩子啊孩子啊，你和大臣们交往要像和朋友们那样融洽”。

王安石21岁，仁宗皇帝已经30多岁，当了近20年皇帝，老赵家的天下是从才柴家孤儿寡母手里夺过来的，自然对“孺子”这个词很是忌讳，所以把王安石的状元换成了第四名的杨寘。

另有说王安石之所以没有中状元，全是主考官晏珠私下做了手脚。杨寘在参加殿试之前已经连中了解元和会元，如果殿试再夺得状元就成为科举史上不可多得的连中三元。

杨寘的哥哥杨察是当朝宰相兼枢密使晏殊的女婿，杨寘收到的消息，知道王安石在考官们拟定的名次中名列第一后大怒，在酒肆中大骂。“而寘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

晏珠为了帮助杨寘，于是就在王安石考卷里的“孺子其朋”下面加了记号，提醒皇上注意。才有王安石的杨寘的位子调换。

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王安石那样没有能中状元却是真的。进士及第后，王安石被授予淮南节度判官，也就是扬州知州的幕僚，以资佐理，掌文书事务。

王安石在扬州工作三年后，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宋代名臣韩琦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也就是以宰相身份担任扬州知州，王安石又成了韩琦的幕僚。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生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

韩琦后来发现王安石非常有才华，而且他也并非夜夜笙歌之人，就尽力栽培王安石。

据说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这些本来不是什么优点的习惯，因为韩大人的看重，竟成了众人仰慕的理由。

苏轼的父亲苏洵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辨奸论》，文章中说：“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有人说苏洵和王安石政见不同，他写作此文是讽刺王安石的，也有人说此文并非苏洵之作，乃是伪托苏洵之名所作。冒苏洵之名，以攻击王安石。

04

在扬州工作5年后，庆历七年（1047年），26岁的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用平生所学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政治理想。

《宋史》：“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千年之前的鄞县，虽为明州首府。却仍是远离京师的穷乡僻壤。水利设施残缺，旱涝不能保收；经济也不发达，盐民苦于赋税，农民困于租贷；教育处于草昧状态，连所像样的县学都没有。这些历史积弊，每一件都关乎民生。

王安石一到任上．便深入城乡勘察民情。12天时间里．走遍了东西14个乡，把沿途所见所闻写成《鄞县经游记》，然后根据鄞县的县情，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先是上书两浙转运使，陈述水利之要，制订治水规划，重点主攻东钱湖的治理。接下来，组织十余万民工除葑草，浚湖泥，立湖界，置禊闸陂塘，筑七堰九塘。从此以后，“七乡三邑受沾濡”，“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鉴于鄞县无官学，王安石创建了当地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鄞县县学，并聘请名师主办。当时两浙转运使司厉行损害百姓利益的“收盐”（即禁盐）之政。王安石上书转运使，为民请命，坚决抵制这一苛政。

王安石在鄞县还推行青苗法，解民燃眉之急。即在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县里国库里的陈粮代贷给贫困民户，秋后偿还。这样一来，就帮助这些穷人躲过地方豪强的重利盘剥。

清人蔡上翔称赞道：“其爱民恻隐之心，筹画利害之明，虽复老成谋国者弗如。”

鄞县任职期满，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离开鄞县，任舒州通判。临别鄞县，王安石写下数首诗文抒发离别情怀，感叹：“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而对于这位父母官，鄞县人世代传颂、千古缅怀，留下了祠庙、学堂等众多与他有关的文物古迹。

按照宋代朝廷政策，科举考试的优秀者，在地方任职满一任，可以申请获得朝廷“馆职”，进入首都开封工作，追求更广大的舞台。在舒州任职期间，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仁宗举荐他，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

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从这年七月四日到达常州，到第二年二月任江东提点刑狱时，他在常州只呆了半年多时间。

当时的常州多次遭受旱涝灾害，百姓困苦不堪。王安石一到常州就准备好了大干一番事业，为此他特地向中书省上书请求久任（《知常州上中书启》）。接着，他打算开运河，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造福百姓。

开运河自古以来就是费工费力费钱的事，当年隋炀帝开运河就落下骂名，还成为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单靠常州一州开挖运河，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常州府下面各县对开运河的积极性并不高。

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正任宜兴知县，就说“役大而亟，民有不胜”，劝王安石“请令诸县岁递一役，虽缓必成”，意思是让每个县轮流承担，每年只做一小部分，慢慢完成。王安石是七月到常州任上的，他大概是太急于求成了，“执拗”的性格开台显现，王安石不坚持开了工。但秋季雨水很多，民工苦于劳役，甚至有因此而死的。工程不得已而停下来。

王安石对此事非常懊悔，第二年，他在离开常州后，在给刘敞的信中说了事情的经过，并反省了自己。《与刘原父书》中，他将自己的悔恨之情比作：“梁王堕马，贾生悲哀；泔鱼伤人，曾子涕泣”；并反省道，“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时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则论某者之纷纷，岂敢怨哉！”“今劳人费财于前，而利不遂于后，此安石所以悔恨无穷也。”

嘉祐三年（1058）二月，王安石由常州知州迁升为提点江东刑狱之职。提点刑狱是提点刑狱司的长官，掌管本路司法、刑狱，监察所部官吏，举荐廉能，弹劾违法者。就是主管一路司法和督察一路官吏的朝廷大吏。

王安石到任后，开始到各地巡查，并一路判决案件。王安石处理案件，“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罪。”

当时的人议论纷纷，认为王安石专靠寻找人的小过以示自己明察，甚至对王安石有所诽谤；似乎连好友曾巩和王回也不能理解。后来王安石在给王回的（《答王深父书》）信中说了自己的理由：“某乃异于此，以为方今之理势，未可以致刑。致刑则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则刑轻矣，而所治者多，理势固然也。”

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现在的官员犯罪不能严格用重刑。如果严格按法律用理刑，只能挑其中有代表性的惩办，如果全惩办，则会造成重刑滥用，会造成动荡，所以重刑只能惩治少数人。他对官场的小错误进行惩处，是为了教育大多数人，是为了“正风俗”。

江东提点刑狱费力不讨好，王安石曾经上书朝廷，请求免去提点刑狱的职务，到一个地方任职。这年十月二十七，王安石接到新的任命，入京做度支判官。

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然而，宋仁宗虽然很赏识王安石，对于变法却无兴趣，王安石的万言书被束之高阁。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王安石，借诗抒怀，写《明妃曲二首》，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借王昭君自况。此后数年，无意功名，不求仕途。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亲病逝，辞官回江宁守丧，时年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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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王安石开始了他人生最辉煌的“熙宁变法”时代。

那时，王安石已经47岁，人到中年，“拗相公”终于炼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