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许多人留恋明朝而厌恶清朝？香港大数据统计得出冷门原因

清朝承继明朝之中央集权，又基本延续了明朝创立的诸多典章制度，因此，明、清两朝常常被后世拿来对比。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同样作为封建社会的两个朝代，明、清两朝在后世的评价中却不尽相同，对明朝的印象多认同熬英所言：“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蕃，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其来朝贡，则以恩礼待之”，对明朝推崇备至，而对明朝存在的一些弊端则往往选择性忽视。

而对于清朝的印象则通常集中在两点：入关之初的屠城和晚清的割地赔款，内心充斥着鄙视和厌恶。当然，后世对明清两朝的印象和评价多多少少要带一点主观因素在内，毕竟，这两个朝代距我们生活的时代较远，我们对它们的认知主要停留在史书记载和文学影视剧的渲染。

所以，究竟是留恋还是厌恶，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王朝覆灭后的遗民，他们是这个王朝的亲历者。

说起遗民，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口号“反清复明”。每一个朝代覆灭后，总会不乏忠于这个政权的遗民试图利用手中的资源来复兴这个王朝，直至新王朝的统治彻底稳固后，复辟运动才会消失于历史长河中。

但明朝却是个例外，“反清复明”这个口号从清军入关一直喊到了辛亥革命爆发，持续时间长达270余年，世所罕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组记载：

康熙元年，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被擒杀。十一年后，吴三桂起兵造反，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推奉朱三太子恭登大宝。同年，杨起隆自称朱三太子在京师起事。

康熙十七年，福建民蔡寅自称朱三太子，纠众数万，克泉州，犯漳州，屡战皆胜。

康熙四十六年，一念和尚借朱三太子名义反清，建号“大明天德”。

康熙六十年，台湾民朱一贵自称“中兴王下大元帅”反清复明。

雍正六年、七年，浙江、山东先后出现百姓托名朱明后裔抗清。

雍正八年、十年，四川、广东百姓打出“朱四太子”旗号反清。

乾隆朝，牛八教（隐喻朱）首领以胜朝嫡裔名号反清，持续数十年。白莲教鹿邑人王发生亦诡称明裔朱姓造反。

嘉庆十八年，李文成自号“大明天顺李真主”（大明天顺暗喻复辟成功的明英宗）在大内太监引领下自东华门、西华门攻入紫禁城。

道光三十年，洪秀全伪称“大明太祖之后裔，弘光皇帝七世孙”，以恢复明室为志，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三年，闽南人黄威自称“汉大明统兵大元帅”，布告反清。同年，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以“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布告天下：鞑夷当灭，明复当兴。

光绪二十八年，洪全福印制《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讨清告示》，在广州起事。

宣统三年，鄂军朱滨偕自称朱洪武之后，自立为王，起兵反清。同年，辛亥革命爆发。

可以说，“反清复明”这个口号直到清王朝覆灭才画上句号。那些打着“复明”旗号反清的人，或许内心并不一定真的是想复辟明朝（比如吴三桂、洪秀全），但诸多起兵造反的枭雄在起义之初打出“反清复明”旗号，恰恰表明“明朝”在当时依然有着广泛的认同基础。

相比之下，清朝的复辟运动就显得单薄的多。

1912年，清帝退位，清朝覆灭。同年春，爱新觉罗·溥伟在青岛联合清室遗民图谋策划满蒙独立，建立“北清帝国”。

1917年，张勋利用民国府院之争带兵入京，拥溥仪复辟，但仅维持了12天。

1932年，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但这个政权实为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并非清朝的复辟。

那么时人对“反民复清”究竟持怎样一个态度呢？清朝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所言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康有为在极力鼓吹清帝复辟时，曾特意致函吴佩孚，劝其助力还政于清，但吴佩孚的回答是：“金石不渝，曲高无和必亦”，予以拒绝。

晚年的溥仪在回忆当年的复辟活动时，曾感慨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张作霖曾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但这些遗民刻意的亲近，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向我要钱”，换言之，没有人会真的愿意复辟清朝。

那么相比“反清复明”，“反民复清”运动为何如此遭人嫌呢？除了共和体制已经深入人心这个客观因素外，香港一项研究还揭秘了一个冷门原因。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在对中国精英出身进行大数据统计后得出：

寒门子弟在清代进士中的比例要明显低于明朝，晚清出身寒门的进士只占全体进士的10%左右，占贡生和举人的20%，而绝大多数的功名由官员子弟掌控。如：1865—1905年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

这里我需要额外补充两条数据，有明一代共取进士24595人，而清朝则共取进士26849人，二者数据接近，所以无论是比例还是绝对数都有可比性。

众所周知，科举制自隋朝创立以后，彻底打破了门阀豪族对上层的垄断，使得普通寒门子弟也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跻身精英行列，而广大中下层人士对政权的参与度，又代表着对政权的支持度。

明、清寒门士子比例差异，是“反清复明”影响力胜过“反民复清”的冷门原因。那么同样是科举取士，为什么清朝会出现功名由官员子弟掌控的情况呢？

明朝在颁布的《科举成式》中曾规定：“凡民间俊秀子弟皆得与选，惟吏胥不许应试”，明朝的科举将倡优、差役小吏排除在外，同时也限制了宗室出身的进士授官。万历朝大学士申时行曾言：“国朝科举定制，原不分孤寒与仕宦”。

清朝建立后，因为有旗人这个特殊群体存在，所以定下了“满不点元”、“旗人不占鼎甲”的规定。但在实施时，却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三代以上无人中举则不得参加科举，谓“冷籍”。

正是此类无形的规矩，使得科举登科的大门向寒门士子越开越小。